龚学敏 写长诗《金沙》，是想搞清楚蜀人血脉来源

龚学敏，当代著名诗人，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1965年5月生于四川省九寨沟县。1987年开始发表诗作，2007年加入中国作协。出版有《纸葵》《长征》《九寨蓝》《紫禁城》《四川在上》《钢的城》《幻影》《雪山之上的雪》等多部诗集。

过去，龚学敏和九寨沟可以画等号，源于他的成名作《九寨蓝》。出生于九寨沟县的他，以唯美的诗歌代言着自己的家乡。

如今，定居成都的龚学敏把更多目光和文学情怀聚焦于金沙遗址等古蜀文明领域，其收录《金沙》《三星堆》两首长诗的图书《纸葵》，一经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便被誉为“一部烧脑的诗集”。

在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的办公室，红星新闻记者面对面专访了这位文坛大家。龚学敏说，那些探秘古蜀文明来源的诗句，不仅烧读者的脑，也烧作者的脑。“说到李商隐，总会说他的诗隐晦、难懂。某种意义上说，我写诗，就是像李商隐学习。”

整整八年时间，

和金沙“朝夕相处”

搬家到成都发展后，因为房子买在金沙遗址博物馆附近，龚学敏对身边的金沙文物和古蜀文明产生了难以言表的亲切感。

“我第一次参观金沙遗址，就被太阳神鸟、青铜立人、十节玉琮等珍稀文物震撼。随后，它又指引我去了和它一脉相承的三星堆遗址。三星堆和金沙，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明遗址，是李白《蜀道难》之‘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之‘国’。作为蜀地诗人，我很想搞清楚自己的血脉来源和文明血脉来源，于是很多个周末，只要闲下来，我都会走进金沙遗址，与这片神奇土地出土的传奇文物对视。我想写写它们的前世今生，与自己的血脉相连。”龚学敏说。

尽管《纸葵》出版后，其中的长诗《金沙》被评论家誉为“与金沙文明交相辉映的神品”，但龚学敏却说，他有整整八年时间和金沙“朝夕相处”，竟然无法动笔写出一句满意的诗句。“或许，我需要的消化过程比较长。在我对古蜀文明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与消化之后，长诗《金沙》的整体布局才胸有成竹，真正进入创作的过程才灵光闪现、妙句频出。”

龚学敏说，《金沙》可以说是他迄今为止酝酿时间最长的一首诗。“既然是把成都的古蜀文明和天府文化用诗歌的名义介绍给全世界，我就必须搞清楚金沙带给蜀人的血脉来源，才敢动笔。”

《纸葵》烧读者的脑，

也烧作者的脑

《纸葵》在市场呈现了两极评价，一说语言很美，张力很大，诗歌内在逻辑很强；另一说“看不懂”，是“一部烧脑的诗集”。

“其实，一个诗人对语言的贡献，关键在于他是否打破现有的语言秩序。建设新的语言秩序，可以说这是一个诗人的职责所在。即使是大众能够读懂且一时认可的诗，时间依然很快会遗忘。”在龚学敏看来，越是现有语言秩序出现过的诗句，越要拧干这些带有水分的词语，一个诗人才会对语言贡献更大。“如今，很多诗人把古人的词古人的美，放在自己的诗歌中，还洋洋自得，其实是古人在帮他写诗，或者说他缺乏自己对语言的创造。怎么把一个词语写出多义性或者差异化，形成诗人自己独特的标识，这就是诗人要干的事情。”

《纸葵》，由《金沙》和《三星堆》两首长诗构成。在很多评论家看来，龚学敏用诗的语言返回古蜀文明的现场，既留下太多金器、玉器、青铜器的文化烙印，也有拖拉机、电灯、铁路、回锅肉、铅笔画、装载机等大量的现代意象出现，交相辉映。

“很多读者说看起来很烧脑，其实在我们诗人看来，就是大家常说的化开。古人的伟大智慧，能够用的，能够解决问题的，现在还在用，要用于写诗就需要化开。我把传统文化的符号和现实生活的体验融为一体，正是我找到的现代的一个突破口，以及我的诗歌追求的想象力。现在看不懂没关系。历史，本身就是远方。远方，就是拿来想象的，想象力就是诗人的天赋。比如诗集的名字，最早叫《蜀葵》。一气呵成完成诗稿后，我决定叫《纸葵》，我冥思苦想这个名字，包括多年考察金沙和三星堆的创作过程，都可以说也烧作者的脑。”龚学敏说，金沙也好，三星堆也好，对于现代人来说至今仍是个谜，生灭不知，最好发挥诗人的想象力。

“我不敢说《纸葵》就是我的代表作，因为五十几岁的人还处在创作的旺盛期，我只能说，用现代意象把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重新认识这个时代，《纸葵》是目前我最满意的作品。当年的《紫禁城》也这样追求过，但没有彻底化开，也就没有达到《纸葵》的语言创新状态。”

2009年，龚学敏曾把目光投向紫禁城。“紫禁城之所以打动我，是源于一次游览故宫博物院的经历。故宫里面的建筑让我这个小地方来的人彻底开了眼界。作为一个写作者，面向紫禁城，我以为中国文学，包括诗歌，要走向世界，必须创新地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紫禁城，浓缩着中国建筑文化的精髓，它的一砖一瓦，甚至清晨的某个时刻，黄昏的乌鸦的叫声，都显得与众不同，随时可以激发一个诗人的想象力。毕竟，紫禁城是中华文明的结晶。”

坚定做一个诗人，

是因为《长征》

龚学敏当过数学教师、警察、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宣传部长、报社总编辑，都跟诗毫无关系。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走上写作道路？如今，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浪潮，把我卷入其中。回想起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开始写诗的。中学读小说，大学还是读小说，即使偶尔读诗也是普希金抒情诗选。”不过，他至今记得发表在《草地》杂志的处女作：《高原》（三首）。

“回头看自己，写诗走了很多弯路。所以我曾多次告诫《星星》大学生夏令营学员和参加《星星》诗刊诗歌培训班的青年诗人，初学写诗，不妨先熟读甚至模仿一些名家的诗歌。因为我早期读的多是传统诗歌，束缚了自己的想象力。而诗歌，恰巧又是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把自己最敏感最打动自己的点找到了，写出来的诗就有生命力。”

大学毕业后，龚学敏的工作不断调换，直到2009年调入《星星》诗刊社，就再也没有挪窝，因为纯粹的诗人生活更安他心。“上世纪90年代，有一阵下海潮。许多搞文学的人，在社会大浪潮下直接放弃了文学。我也彷徨过。说句心里话，从我的工作履历看，除了《星星》诗刊，都跟文学无关。”

龚学敏坦言，大家公认的代表作《九寨蓝》并非他的代表作，这不是他矫情，而是他相信还有更好的、代表自己水平的作品出现。“比如《长征》，我就认为文本和社会价值超过《九寨蓝》。2017年我重新修订了《九寨蓝》，改动超过40%，至今都不满意。可能大家觉得九寨蓝这个名字很美，很容易记住，而忽略了文本。非要提文本价值，除了《纸葵》，我更倾向于修订出版的《长征》和《紫禁城》。”

龚学敏说，写作《长征》在1995年，那时他在九寨沟县公安局办公室工作，突然翻到一本红军长征过阿坝的小册子，内心顿时豁然一亮。“真的。小时候看课文、看电影里的长征诗，都没有怎么触动我心。这本小册子激发并促使我重走长征路，然后创作出版了长诗《长征》。长征，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我而言，我写《长征》没有流于叙事的手法，而是通过打动我的角度去书写，尤其是沿着长征路线实地考察，边走边写，有别于其他长征题材作品。完成自己的第一部长诗作品《长征》之后，我发现这一辈子没办法离开诗歌了，并坚定了做一个诗人。写诗会上瘾，如同抽烟，让人难以放弃。”

至今不会开车，

宁愿“在地铁上看书”

龚学敏不会开车。最近几年，他从金沙附近的家到省作协上班，只有一种交通工具：地铁。

“你别看我是学理科的，我对机械操作真的很迟钝。早年在九寨沟学开三轮摩托，我连稳定这个家伙的能力都非常欠缺，加上那些年路况不好，我就索性不学了。2009年到了成都工作后，我也没有冒过学车的念头。”这些年，龚学敏成了“地铁控”，“赶地铁太方便了，关键是准时。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应酬，我都首选地铁。你知道我这人不喜欢迟到。尤其是下班去参加什么活动，选择坐地铁，可以精准安排好时间，所以我乐于做一个‘地铁控’。”

在他看来，坐地铁还有两个好处。“一是读书，或者说‘听书’。二是对于这些长期伏案写作缺乏运动的人来说，坐地铁，不能直接到家或单位门口，有了步行锻炼的机会。”龚学敏认为，成都正在建设“书香成都”，要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就得把阅读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赶地铁，都抱着手机玩游戏，和都抱着手机看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我，宁愿在地铁上看书。我倡议喜欢看书的人，在地铁上养成看书的习惯，让‘书香成都’这张文化名片在全国甚至全球真正打响。”

值得期待的是，龚学敏今年会有多部新书出炉，包括藏地题材诗歌精选集《遇见藏地心有风马》和多年研学李商隐诗歌的译注《像李商隐一样写诗》。“说到李商隐，总说他的诗隐晦、难懂。某种意义上，我写诗，就是像李商隐学习。”龚学敏说，像李商隐一样写诗，不仅是他新书的名字，而且将是他一生诗学的践行准则。

红星新闻记者 彭志强

摄影记者 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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