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邦本：天府水文化流淌千年

天府“水文化”这一话题对成都人极具吸引力

提要

四川盆地之所以称“天府之国”，与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关系密切，其中先秦李冰父子所修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作用举足轻重，但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是，四川盆地水文条件的改善，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追寻蜀地先民治水的足迹，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他们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传说，更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奠定了蜀地富庶的基础。

嘉宾

彭邦本，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大禹文化研究专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并应邀赴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等海外学术机构交流。

实录

用水、治水、护水都是水文化

从东汉末年起四川就被称为天府之国，这里有着悠久壮丽的水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都江堰。都江堰不仅是一个水利工程，在这个工程之下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水利体系，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向着周边的浅丘地区伸展开来。都江堰水利工程中有着许多独特的建筑材料和创新性的技术方式，比如大家熟悉的竹笼杩槎。古人在科学技术极落后的情况下，巧妙地用竹笼杩槎将河道拦截起来，把水引向需要它去的方向，这种建筑形式不仅成本低廉且寿命较长，堪称古蜀先民对世界水利工程的创造性贡献。

“文化”是一个极为广泛复杂的概念，对其认识和界定五花八门，我则给出一个简单的定义——文化是人所创造的一切。所以文化也应称“人化”。但并非所有人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是文化，文化绝不是消极创造的产物，它应该是有活力的，能够积极影响人类，是人类所特有的，具有区别于其他生命世界的特质。举个例，孩子生下来就会喝奶，这是本能，但孩子要说话写字得通过学习，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知识就叫文化，所以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习得。

文化大致可分三个层面：第一是物质技术层面，按“进化论”来认识，大体上是经历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但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发展是曲折的，特殊时期文化也可能出现倒退，但总体上依然是沿着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前进。第二个是组织制度层面，这不能单纯按照进化史观来看待，比如我国现在有乡镇，这个建制在古代某些时代存在，某些时代又不存在，你不能就此认为现在比古代是一种文化倒退。第三个层面更复杂，精神层面。2000多年前的儒家思想，《道德经》《孙子兵法》时至今日依然有影响力。这种精神文化具有恒久价值，所以人文领域的文化不仅丰富，而且复杂深刻，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和认识。

那，什么是水文化？人类因水而生，依水而存，与水相生相克，在与水求发展过程当中，人类用水、治水、惜水、护水、兴水利、避水患及全部物质、制度和精神的创造物，即为水文化。

大禹治水，“上善若水，道法自然”

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是其中浓墨重彩的篇章。据史料记载，大禹是川西北地区的羌族首领，最早见于《史记》，“大禹兴于西羌。”之后许多文献都有类似记载，西汉史学家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更清楚地记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汶山郡广柔县大致位于今天的汶川和茂县一带。

大禹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巨大功绩，一是创建了华夏文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第二其实是第一个成就的前提——大禹领导治水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功，正因为如此，舜把最高首领的职位让给了他。

大禹在四川主要做了哪些事情？《尚书·禹贡》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不江，入于海。”这段话包含了哪些信息？古代文献中“江”通常指长江，“河”通常说黄河，所以“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意指大禹从岷山开始疏导长江，向东疏导出一条人工支流沱水，可能与今天的沱江有关。再向东到了澧水、九江、东陵……最终汇入大海。由此可见，四川的岷江、沱江甚至嘉陵江水域是大禹治水的重要节点，大禹治水不仅疏导河流，同时还打通了山区间的交通。

大禹治水迄今为止还是一个传说，但从记录和考古学发现相互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反映的洪水以及治水的历史过程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和大禹治水年代大体相同的、在成都平原上已产生的宝墩文化就是其中有力的佐证之一，在宝墩古城中有部分古城墙就被认为是一系列水利措施。

从文献记载来看，大禹治水的方略总体是以疏导为主，加以适度的堵。古人对大禹治水有一个总结，《淮南子·原道训》记录，“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大禹治水能成功，是他把水当成了老师，学习水的规律，掌握水的本性，按水的本性，处理水的问题。“上善若水，道法自然”，这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古蜀五朝与水患的不懈抗争

在秦灭巴蜀前，四川产生了独特的古蜀文明，古蜀文明分蜀山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开明氏几个时期。今天成都市蜀都大道十二桥路发现的十二桥遗址，即为古蜀时期的成都城，时间跨度为商代至春秋。从遗址可以发现，当时的成都修建都是沿着古代郫江河道而成，面积约5平方公里，在当时而言是一个宏大的古城。考古发现十二桥遗址中有高规格高等级的宫殿式建筑，是古蜀国统治者的居所，这些房屋都已倒塌，倒塌方向与水流方向相同，由此可证此地曾发生洪灾。

在古蜀传说中，有许多与治水相关的篇章。比如开明王朝的开创者丛帝鳖灵，就因治水而获得了王位。传说鳖灵是楚国人，失足落水被淹死后，尸体逆流而上到了四川，被捞起来后居然又活了。国王望帝杜宇与鳖灵相见，相谈甚欢，杜宇发现鳖灵很有治水才能，就让他做了丞相。鳖灵上任不久，古蜀国暴发了大洪水，原因是玉垒山挡住了水流通路。鳖灵带着人民，把玉垒山凿开一条道路，让洪水顺岷江畅流而下，解除了水患，杜宇也因为鳖灵治水有功，自愿把帝位禅让给他。

从这段传说我们可以看到，大禹治水在四川是未竟全功，以致于后来依然水患频发，古蜀先民在统治者的带领下与水患做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成都方池街考古发掘出了一段河堤，堤防采用竹笼装卵石的技术模式。这说明都江堰竹笼装鹅卵石这个极简易但极有效的工程模式，其源头非常古老。这段河堤的结构与都江堰有异曲同工之处，有着明显的引水导水结构，与都江堰内江的堤防非常相似。从方池街河堤我们可以看到，其与都江堰的工程源流关系，继承和发展的脉络是比较清楚的。

都江堰技术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我们认为都江堰的修建文化来源主要有两处，一是蜀地的本土来源，就是大禹以来堵疏结合、疏导为主的传统，第二可能是从秦、从黄河流域带来的一些先进因素。

黄河流域的先进治水文化传入蜀地，与秦国关系密切。秦国强大以后立国的基本方针就是耕战帝国，农业一定是以水利作为发展前提，秦人非常重视水利。秦灭巴蜀后，不仅为这里带来了先进的筑城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水利技术。

都江堰工程体系可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渠首工程，最主要是三块，分别为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第二部分才是都江堰水利体系的真正主体，它包括都江堰修好后成都平原以及周边浅丘地区形成的灌溉航运系统，这个体系巧妙地利用了成都平原的自然地势，让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变得安定富庶，同时也拥有了极佳的对外交通水路航线。从成都出发，可以通过水路一直到达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在上世纪70年代，府南河还拥有通航能力。

都江堰的功能作用，首在航运，其次是生活生产，第三是排涝，进而在后世逐渐演变成了成都今天两江抱城的格局。都江堰修好后，对全国的水利系统和水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位于广西的兴安灵渠就是其中之一。灵渠主体工程由铧嘴、大天平、小天平等部分组成，铧嘴与都江堰鱼嘴功能类似，将海洋河（湘江源头）三七开，七分湘江，三分漓江。连接铧嘴尾部的石砌人字堤，作用一是提高湘江水位，枯水期可拦截全部江水入渠，使南北二渠能保持船只航行所需的水量，二是如都江堰工程飞沙堰一样滚水溢洪，因而天平堤坝略低于湘江两岸，避免了水患。

此外，黄河水患时，也多用都江堰之法进行疏导，比如西汉时黄河洪水，汉成帝派遣四川人王延世治水，王延世用了竹笼络石等传统技术，顺利平定水患，因功被封侯。

天府水文化的现实启示

都江堰所代表的天府水文化之所以取得这么高的成就，是经过了科学严谨的勘测设计。文献记载大禹治水时“随山勘木，奠高山大川”，这是水利史上最早的勘测记录，及至李冰修都江堰时，又曾勘探岷江直至上游。都江堰的无坝引水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态工程模式，符合水的自然规律，是古蜀水文化悠久精华之集大成。

都江堰之所以发挥作用长达2000余年，与其完善的岁修制度紧密相关。其建材所用竹笼、鹅卵石、杩槎等都是临时设施，使用两三年后就回归自然，但由于就地取材，不会对流域生态造成影响，问题就是每年都要维修，费时费力。不过天道酬勤，诸葛亮时制定的完善岁修制度在随后的岁月中成为定例，无论哪个朝代，战乱与否，都江堰岁修都持续下来，并形成了良好的习惯和传统。当然，与岁修制度相关的水政制度也非常合理。比如靠近支渠最先得到灌溉的土地出的钱要多一点，费用要高一点，其次要少一点。再比如岁修需要人力，如果受益者不能或不愿参加这个工程徭役的话，可以雇人，慢慢地形成了一套岁修人力使用制度。所以一个都江堰不仅在技术上有可取之处，在组织制度层面也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总结的东西。

都江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水利理念在今天尤为可贵。这样一种不改变水性，顺应水性的理念在整个工程体系中从古到今一以贯之，让都江堰的活力一直保持到今天。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样的水文化理念对当今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启示。

手记

在许多人心中，四川之所以能够取代八百里秦川，占据“天府之国”的称号2000余年，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关系密不可分。正是都江堰的修建和维护，使得这里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世外桃源。可见在农耕时代，水对一个区域自然条件的重要性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靠着都江堰，四川繁华了数千年，四川人也安逸了数千年。

大多数人不知道，在都江堰修建之前，四川是怎样的呢？是寸草不生、荒芜凋敝的蛮荒之地，还是沼泽遍布、蛮风瘴雨的险恶疆域？

其实，两者都不是。彭邦本教授在本期金沙讲坛上为大家讲述了古蜀先民与水患不懈斗争的历史。上古神话留下了大禹治水的传说，据史料记载，大禹不仅是四川人，而且他治水的重要节点就在四川。虽然神话中的许多事迹不可考，但在距今约4500年的宝墩文化遗址，发掘出了很多与水利工程相关的遗迹，成为四川先民治水的有力佐证。

到了古蜀五朝，蜀地无论是关于洪水的记载还是关于治水的记载都更加详细，其中不少技术在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时，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可以说，都江堰能够彻底解决蜀地水患，将这里变成天府之国，与古蜀先民的经验技术积累密不可分。更令人骄傲的是，古蜀先民对治水的探索与所取得的成就，对全国乃至世界的水利工程都有着极为宝贵的借鉴意义。

彭教授的这场讲座，受到成都市民的欢迎，现场满座不说，演讲开始后还有许多听众陆陆续续进场，没找到座位，就悄悄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站着津津有味地听了两个小时。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天府文化与水文化，对成都人确实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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