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迟：后疫情时代从经济视角看韧性城市

【导 读】

2020年5月31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青年论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土地利用与住房研究中心与凤凰财经网共同组织包括段进院士在内的，来自规划、土地、住房、经济等领域的10位学界专家，以“后疫情时代：人口流动性、土地与住房规划”为题进行研讨。《西部人居环境学刊》特意为这次学术论坛的专家们发出题为“疫情促思科学规划发展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青年论坛No.1”的笔谈邀请，向广大读者和学者们奉献这一学术盛宴。后续，学界专家们的“笔谈”将进一步深入完善，并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在《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20年第5期上。我们希望借助网络快速传播的新媒体与传统严谨的纸制媒体相结合——迅速传播学界专家们的主要学术观点，又为其他研究者们的继续研究提供较详细的参考——的方式，促进跨学科学术交流和规划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论坛主持

田 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土地利用与住房研究中心主任

曾 卫：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执行主编

沈迟 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

后疫情时代从经济视角看韧性城市

2020年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在城市研究领域置顶了韧性城市话题。从理论到实践、从方法到案例、从技术到政策，大家对韧性城市重要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古今中外韧性城市的各种做法进行了广泛交流，对未来建设中要充分强调“韧性”有了一致认知。

物理学概念的韧性，表示材料在塑性变形和破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韧性越好，则发生脆性断裂的可能性越小。用在心理学上，是一种压力下复原和成长的心理机制，指面对丧失、困难或者逆境时的有效应对和适应。因此，“韧性”从本质上讲就是在遭受外界冲击以后，事物（或者人）仍然能够保持原有属性或很快恢复原有属性的能力。

城市的“韧性”则是指城市在受到小概率的外部的强烈冲击下，仍然能够很大程度上保持其正常运营的状态，或者经过暂短“停摆”后能尽快恢复常态的能力。之所以强调“小概率”，是因为大概率发生的事，城市平时就必须能够正常应对，是城市的刚性需求。对于小概率事件，城市发展过程中花费多大代价去应对或者预防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了。

要花钱增加城市的韧性应对小概率的冲击，就要弄清楚3个问题：一是这个概率小到什么程度？二是如果没有预防而小概率的冲击事件却真的发生了，城市会有多大损失？三是城市有多少财力能够拿出来提高城市的“韧性”？这其中就涉及到成本和收益的经济问题。古人花费很多钱在城池或城堡修建城墙，其带来的安全性收益并继而保障其经济收益一定是大于修建城墙乃至驻扎军队、保护城池的花费的。现代城市都有防洪设施，防洪标准按照20年、50年、甚至100年一遇等来设置。根据城市规模适用不同防洪标准，其实质就是考虑到万一洪水来袭，城市会有多大损失。平时被群众议论最多的城市一到雨季就“看海”的现象，实际上是城市排涝标准设置的问题，采用1年一遇、3年一遇或5年一遇的强降雨标准，结果是不同的。不同城市、不同概率的降雨强度有的差别不大，有的差别很大。按照不内涝的标准去建设，如果概率很低，平时设施完全闲置，许多城市财力难以做到。不少人羡慕过去一些城市修建了巨大的城市排水系统，那也是和城市当时的财力相关的。至于防范概率大小的选择，又是和其万一发生了灾害所造成的损失相关联考虑的，例如城市规模大，其防洪标准高，也就是要能够应对更小概率的洪水威胁，特大城市的防洪标准甚至提高到200年一遇。

城市的韧性也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的冲击，城市也无法避害。例如应对地震灾害，我们可以增加造价来提高建筑设防等级，这一点日本做得水平较高。但是遇到像汶川大地震的情况，在北川的部分城区根本无法抗拒山体崩塌覆盖的灾害。同样，日本也做不到抗拒海啸袭击的水平。

听说20世纪70、80年代，凯文·林奇在主持MIT本科生毕业设计时就列过《如果波士顿遭到核弹的攻击，我们这个城市设计能够起什么作用》的题目，他也选取了指标，多少时间内能把多少人群放到可防御核污染的空间里。这个成本肯定是巨大的，如果为了不确定的未来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波士顿也是承受不起的。

提高城市韧性，既有工程性措施，也有非工程性措施。例如，我们对灾害的预测、观察、报警、避害管理，灾后的恢复、疏导、救济，对次生灾害的预防和应对等等。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都需要投入，如何寻找性价比最高的投入，这就是经济问题了。当然有了这些工程性、非工程性建设，还要有人能够高效地使用，离开了人的正确使用，这些韧性建设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如这次疫情在武汉刚发生时，尽管武汉有最先进的P4实验室，有直通高层的疫情上报渠道，但是疫情初期没有利用好这些设施和制度、而人为的应对又没有跟上，没能使损失降到最低。

人类社会有集聚才有高效率，但是往往灾害在人集聚的地方带来的损失更大，要效率（这是日常的）还是要安全（不安全是小概率事件），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两难的事情。我们追求效率，但效率高了，病毒传染效率也高了，地震在密度高的地方，破坏的效率也高，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因此，要进行韧性城市建设，政府在平时就要拿出一部分财力来预防、应对小概率的负面的事件发生。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当顺应这个趋势，想办法在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有适应于这个阶段水平的城市集聚程度。马车时代能够有千万人聚集的城市存在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我们有这个水平了。将来智慧城市的建设，城市治理能力和制度建设会更好，城市能承载更多的人，当然也会出现更适宜的城市形态。但是人口集聚就会导致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相对放大，今天我们通过韧性城市的全方位的建设和投入，将来就会以更小的代价，应付更大的可能性的灾难。

（全文将发表在《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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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沈迟：后疫情时代从经济视角看韧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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