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那时敦煌的医院条件很差,很小的病房,只有两张病床,住了两个病人。老彭没地方可以休息。出院回到莫高窟后,他就住在莫高窟中寺的另外一间房子里,陪我坐月子。老彭挑来的担子是个“百宝囊”,里面什么都有,几经周折,居然鸡蛋一个都没有碎,他真了不起。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老彭怕没有长辈在旁边指点,我又完全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所以特地随身带了一本《妈妈手册》。多长时间喝水,多长时间喝奶,孩子哭闹是什么原因,手册里面都有。后来我就根据这本《妈妈手册》把孩子带到了一岁多。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我休完产假就要上班,孩子怎么办?我去上班,孩子没人带,只有捆在襁褓里,临走之前喂饱了让他睡,中间回来再喂一次奶。小孩都六七个月了,还继续捆在襁褓里。大家都说绝对不能再这样了,因为孩子大了他会挣扎,如果不巧绳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险。可是,谁来看孩子呢?敦煌是找不到保姆的。从此,我上班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只要回宿舍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我心里就踏实一些:如果开门看见他冲着我笑,我就赶紧去亲他；如果没有孩子的声音,我就会担心是不是出事了?

后来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情,让我觉得必须把孩子送走。

一天清早,我去地里干活,等到回来喂奶时,宿舍门一开发现孩子一个人在玩,还回头冲着我笑,笑得非常开心。再一看,不得了!屎拉了一床。我一边收拾一边想,把孩子一个人关在屋里,不是长远之计。还有一次我下班回宿舍,发现孩子从床上滚了下来,脸上沾满了地上的煤渣。敦煌四五月份的气温还比较低,屋里需要生炉子。我临走的时候把炉子给挡上了,没想到孩子滚在了炉子下面的煤渣里,幸亏没有滚到炉子上。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后怕。所以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孩子送走。

在找到合适的去处之前,我看到有位同事的母亲是安徽农村来的,就去求她老人家帮忙看一看孩子。我说:“大娘,最多两三个月,我上班的时候,你帮我看一看。喂奶的时候我会送奶来,尿布脏了我通通拿走自己洗。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就是把孩子看住就行了。每个月给你二十块钱。”老人家勉强答应了,但是说时间长了可不行。我就死缠烂打地请老大娘帮我看了近半年的孩子。半年过去了,对方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帮忙了。

就这样,到了1970年2月,孩子只有送走了。送哪儿呢?如果送到武汉,老彭一个人也照顾不了,最后我们商量后决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他姐姐那儿,请老彭姐姐帮我们带孩子。

1968年元月,我父亲含冤去世,11月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第二年,我又要亲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的地方寄养。这些事情凑在一起,现在想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1973年10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休完产假之后我必须回敦煌上班,孩子依然没办法带回敦煌。还只得请老彭姐姐继续帮着带老二。老二在送去河北老家的路途中,因患重感冒导致了严重的哮喘。后来在老家,老二又因感冒打了青霉素。可能是遗传了我的基因,孩子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差一点丢了性命。

因老二送河北老彭姐姐家寄养,老大就只能接回武汉,由老彭亲自照顾。1978年,老大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老二也已经五岁了。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孙子,负担很重。我和老彭商量后,做了个决定,这次把老二从河北老家接回武汉之后,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调离敦煌。

我去河北老彭姐姐家接老二的时候,已经两三年没见到孩子了。我进了院门,见门里面有个小孩站着,黑不溜秋、一丝不挂,我以为是邻居家的小孩,也没在意。进屋看见大姐,我说:“大姐,我来了。”大姐说:“你来啦,你没见你儿吗?”我说:“没见到啊。”她说:“刚才就在门边啊。”过了一会儿,大姐去把他领了进来。孩子领进来的时候穿得可整齐了,还给他穿上了长筒袜子。大姐拉着孩子说:“这是你妈,叫妈。”我这才反应过来,刚才那个黑不溜秋、一丝不挂的男孩正是我的儿子。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眼泪直往下掉。孩子喊我妈,我一听是一口河北话。

我在河北待了三天,就把孩子带回来了。我到哪里他就跟我到哪里,孩子是怕我再走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不哭也不闹。孩子的大姑倒是哭得很伤心,因为从小带他,有了感情,舍不得他走。孩子就这样离开了河北,跟我走了。

我先把孩子带到北京,在北京买了火车票,我们母子俩再一同坐上回武汉的火车。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武汉大学的宿舍,房间非常小,我们四个人就挤在一张床上。我看着他们父子三个,想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那怎么才能离开敦煌呢?有人给我支了个招,说只要半年不到单位上班,就算自动脱岗,自动离职,这样就可以离开这个单位。我那天想好了,就采用这个脱岗的办法,不回敦煌。我在武汉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顾他们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是,在武汉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不知为什么,我经常失眠,晚上睡不着,潜意识中总是牵挂着敦煌。我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尽管嘴上说不再回敦煌,但是心里没有放下。我越犹豫,心里就越想着敦煌。有天晚上,老彭和孩子们都睡了。我还是睡不着,起来翻书。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捧起了一本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书。

半年一过,我又回了敦煌,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不在敦煌的半年时间,单位不给我发一分钱的工资,仅靠老彭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要回敦煌才有工资。省里当时也要求我尽快回去,因为我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副所长。我想,回敦煌也好,可以当面与组织说明困难,名正言顺地调走。

1979年,我带上了老二晓民,重返敦煌。谁知回敦煌后,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门不同意我调走,坚决要把我留下。这样,我在敦煌,一方面应对工作,另一方面,老二有哮喘病,我要尽量带好孩子。因为老二从小不在父母身边,性格有点内向,不太敢说话。孩子很听话,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做。我也不着急,想着要让他放松,就放开他,让他跟小朋友满处跑着去玩,今天到水沟里,明天又去玩沙子,渐渐地他就活泼起来了,身体也慢慢有所好转。我们单位的果树很多,我跟孩子说:“咱们家里的东西你可以吃,你想吃其他东西,妈妈可以给你买,但是你不能摘单位树上的果子,妈妈也不能摘。”有一天他回来问我:“妈妈,妈妈,有一个老奶奶怎么能摘树上的果子?”我告诉他:“原则上是不可以的,但老人家年纪大了,大家都不去计较,等你长大就懂了。”

下期看点: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因为自己完全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一个当母亲的应尽的责任。相反,老彭既要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还要带孩子,既当爹又当妈。由于我的原因,造成我们长期两地分居,使两个孩子小时候的教育受到了影响。老大的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老彭为此很苦恼。老二只读到了大专,再没有给他创造更好的学习机会。由于自己对孩子的内疚,在家里我从不训斥孩子。我在与孩子的相处中,善待他们、理解他们、引导他们,遇事与孩子耐心讲道理。我对孩子的要求是,不能做坏事,成人后能自立,为社会做点有益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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