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期派定军饷票

□ 牛谦才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笔者在原安康县建筑公司工作，多次听到老工人在忆苦思甜会上控诉国民党时代摊派苛捐杂费，特别是超前强收军饷的坑民罪恶。

1994年夏，笔者在一书摊的旧书本上还真地发现了白纸黑字的铁证。这是一枚派定军饷的皮纸条据，长24厘米，宽7厘米。内容为：“派定党学信承认十八年军饷洋壹元。”落款日期是“丁卯年八月十三日”。皮纸韧性好，可质地粗糙，日期后面的派款单位竖形公章印油严重褪色，用放大镜仅识“安康东”三字，其后几字，包括“洋壹元”的“壹”字加盖的方形私章，均无法辨认。

条据文字不多，其中令人回味的学问却不少。（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干支“己巳”，干支“丁卯”属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这中间还间隔着干支“戊辰”，即民国十七年（1928）。从年限顺序就可以清楚看出，党学信不仅交纳了1926年的军饷，又超交了1927年的军饷，派饷当局还要再透支1928年的军饷。这比当年诉苦老人所说的“寅吃卯粮”还要厉害，因为寅、卯下来是辰，从这枚票的年限看，就是“寅吃辰粮”，翻倍透支，不择手段，强征于民。

据史料记载，从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十一月政权更替前的37年间，安康县任职的知事、县长多达47人。上文涉及的民国十六年至十八年（1927—1929），3年中任职的知事、县长多达6人。在安康驻扎的“靖国军”、“讨逆军”、“绥靖军”、“保安团”等军阀、杂牌武装有10多个部队2万余人。官府要员更换频繁，各派系军队走马灯似的过往，谁都想在地方上大捞一把。加之战事匪患不断，军饷杂费有增无减，百姓自是苦不堪言。超前透支“派定”军饷到人头，其手段之强硬达到登峰造极地步。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不管是在战争年代或是解放后的和平时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我约束，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且通过开展拥军爱民和拥政爱民活动，军政之间和军民之间始终保持着血肉联系。可以说，这是中国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票据话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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