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诚斌弦歌不辍

怀宁高河，王星拱墓后四块竖立的石碑，各镌一字，合为“一代完人”。这是王星拱先生1949年10月去世时，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赠送的挽联题字。

瞻仰“一代完人”，我不由得想到另外四个字“弦歌不辍”，随即耳畔传来琅琅读书声，时空穿越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最艰苦的日子，身为武汉大学校长的王星拱，面对全校师生慷慨动员：“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中国能够取得抗战胜利，跟教育界“弦歌不辍”的精神，对广大学子的激励有很大关系，它支撑了决不放弃、坚持到底的信念。残酷的侵略战争，神州板荡，对一切造成毁灭性破坏，包括学校。为了民族生存与文化赓续，当时众多高校有计划、成建制地撤退，凝聚了一大批社会精英。其存在价值，不仅对于传授各类知识、产生自然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发挥作用，更在特殊时期起到传播浩然正气、塑造民族灵魂的功效。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战火纷飞、物资极端短缺的严酷环境中，非但维持着正常的教学秩序，甚至还得到了扩张。战争结束时，中国大学由108所增加到141所，学生从4万多增加到8万多。

所谓“弦歌”，思想内容以琴瑟伴奏而歌诵，用来表达保持教化育人的精神。《诗经》的诵读，均配以弦乐歌咏的形式。《孔子家语·在厄》：“孔子不得行。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蔾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衰。”《庄子·秋水》：“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九回：“孔子绝粮三日，而弦歌不辍。”记载的都是同一故事。《韩诗外传》卷一：“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蒿莱，蓬户瓮牖，桷桑而无枢，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史记·儒林列传》：“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俾我学徒弦歌以时。”刘大櫆《问政书院记》：“弦歌以和其心，诵读以探其义。”均为发扬孔子弦歌不辍的精神。

实际上，“旋歌不辍”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早就演变成为了一种民族精神。

1928年6月，王星拱被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为武汉大学筹委会委员及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与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武大。1933年5月，王星拱继王世杰之后担任武大校长。武大至1937年共建成了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5个系，以及法、工两个研究所。一所综合性大学初步建成。抗日战火蔓延长江，1938年3月武大西迁至四川乐山。在经费支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仍设法广延学者名流，充实教学力量。如叶圣陶、朱光潜、徐仲舒、冯沅君、高亨等全国知名教授，均受聘执教。入川之初，学生600人，到1940年激增至1700多人。教授、讲师达198人。

历代武大人都认为，抗战时期流亡四川乐山的国立武大，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但迎难而上，取得卓越成就，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与王星拱校长“躬亲践履，卒底于成”的品德道义分不开，是他领导运筹、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共同奋斗的结果。

陈平原教授说：“我研究现代中国大学史，关注晚清学制的建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学功能的转折、三十年代大学的正规化建设、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与院系调整、‘文革’中大学停办、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高考制度，一直到最近20年中国大学的迅猛发展。这100多年中国大学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上，最让我感动、感叹、感怀的，是抗战八年，炮火连天，满目疮痍中，中国大学依旧弦歌不辍。”

同样令无数国人感动、感叹、感怀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作家李辉在《恢复高考，告别一个荒唐的年代》中写道：“恢复高考，是恢复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应有尊重。……无疑已经从尊重人类现代文明的角度，拆除了‘文革’的一个支撑点，曾经陷入混乱乃至近于疯狂状态的中国，对现实有了最低限度的清醒。……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重新得到重视。”

王星拱先生相貌高古清秀，气质温文尔雅，每次看他的照片，我都感觉到一种出尘淡定的静气，一种昂扬不屈的正气，一种学贯中西的文气。据说先生只爱穿长袍，不穿马褂。他说：“马褂带有封建官阶之意，过去帝王赐‘黄马褂’就是一种官职，我是搞教育的，不是来做官的；我只穿长袍，既简便，又保暖，也表示我们为人处世，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刚正自立，不卑不亢’之意。”

2019年1月19日，我在高河参加“第三届怀宁诗歌春晚”，不由得又想起王星拱先生执掌武大，弦歌不辍，浴火重生的故事，更为新时代我们祖国各行各业弦歌不辍展风采而深深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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