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南宋安庆筑城之谜（上） 郑炎贵 文/图

滨江而立的安庆城历史上亦称皖城，曾是安徽三大文化圈之一的皖文化圈的中心。其前身舒州城于南宋初得名“安庆”之后，载入《宋史》的有两次成功的筑城之举：一次是嘉定十年，即1217年，工程领导人是知府黄榦；一次是景定元年，即1260年，工程领导人是制置使马光祖；这两次相隔43年的所筑之城，是同一地相继而筑呢，还是异地分别所建呢？

旧误还是新错？

安庆得名并非在滨江今址之地，而是早期位于天柱山下的古皖城，即唐宋时期舒州州治之地，今潜山市区。

南宋时代州军并设，政和5年（1115）舒州受赐军额，设德庆军，后为避重名，于绍兴17年（1147）改为安庆军，这是安庆得名之始。直至庆元元年，即1195年，宁宗赵扩即位，因舒州曾是自己任安庆军节度使的居所，即“潜邸”，故降旨升其为安庆府，府治仍驻原舒州城。

斗转星移，到了金朝与大蒙古国争战求和且不得不南迁都城于开封后，金宣宗急于寻找新的出路，意欲进攻南宋以拓展领土，便于兴定元年，即南宋嘉定10年4月，驱军南下，包括舒州在内的淮南西路正是金兵进攻的主要路线之一。经江淮制置使李梦闻的推荐，年已66岁的黄榦被起用为安庆知府，于是抱着“尽忠报国”、“握节以死”的决心（见《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年谱·四十九），不带家眷，单骑赴任，抵达舒州城后，迅速作出就地筑城决策，没有等到朝廷的批复，即于五月八日兴工，半年后“城壁既就，五门亦已包砌，上施敌楼，下设重门，屹然可观，两淮之人过者惊叹！”（同前卷九《与金陵制使李梦闻书》八）这就是载入《宋史》的嘉定就地筑城的壮举——

“寻起知安庆府，至则金人破光山……乃请于朝，城安庆以备战守，不俟报，即日兴工……城成，会上元日张灯……后二年，金人破黄州……淮东西皆震，独安庆按堵如故。”（《宋史》卷四百三十，列传第一百八十九，道学四·《黄榦传》）

十几年后，随着金朝灭亡，蒙古人兴兵南下进攻南宋，推进至长江中上游地区，安庆知府李士达弃城逃走，朝廷不得不让安庆府移治长江边。

“端平三年(1236)移治罗刹州(今太子矶)，又移杨槎州(杨柴州)。景定元年,改筑宜城”(即今址，《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四》)。

至此，《宋史》明载的两件大事——即南宋嘉定黄榦筑城与端平移治、延至景定改筑宜城之事已尘埃落定！此后历代地理总志及清代之前的安庆府、县志均无异议。

然而入清以后，怀宁县志与安庆府志，包括受府志影响的潜山县志都把黄榦就地筑城恣意篡改为移治而筑城。

“安庆府自宋庆元元年升舒州为安庆府。嘉定十年夏四月，金人犯光州，宁宗以黄榦知安庆，榦至则金人已破光州，乃请诸朝，建城于盛唐湾宜城渡之阴（安庆建城自此始，旧志云景定庚申始移治者，误也。）”（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卷三城池》）

通观入清后的安庆府志与怀宁县志，纂修者完全是在不给出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即把黄榦嘉定筑城的地点由旧府治（即今潜山）直接拉到盛唐湾宜城渡之阴，即新府治之地，这种武断地自我主张，其实铸成了双重新错——不仅抹杀了两“定”（嘉定、景定）筑城一先一后异地而建的真相，杜撰成同址相继而建，而且还直接否定了《宋史》关于安庆府“端平移治”的信笔，擅自前移十九年而变成“嘉定移治”了！

守筑还是移筑

经过认真考稽史料，笔者认为，虽然元修宋史，存在诸多缺点与谬误，但就黄榦嘉定原地“筑城”守郡与安庆府端平“移治”长江边宜城渡乃至景定“改筑”新安庆城而言，《宋史》及明代地方志所载均无误，当事人黄榦自己留下的文字——《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以下简称《勉斋集》）可为其铁证。

现能查到的《勉斋集》主要的有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四库全书本、家藏本等。笔者欣喜地发现，原来在该《集》中保存着大量有关黄榦在舒州州治古皖城原地筑城的证据。

首先，黄榦向朝廷上报的公文只有“申乞筑城”者，而无“申乞移治”者。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奉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的理念，中央高度集权，要事决策在皇上。从宋代的具体情况看，即使在战争形势下，筑城与移治都是需要上报朝廷批准的大事，并非像有人所言“就地筑城不存在报请朝廷批准”。（见《安庆地区志》1995年12月第1版P1376）

就在黄榦筑城之前，南宋绍兴年间，与舒州同在淮南西路的无为军，右通直郎、知军祝永之上报朝廷，申乞移治江南，朝廷下诏“不得越境”，不久，祝又上书给朝廷提要求，枢密院即以其“鼓惑众听而责之”，且“贬秩三等”（《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一百三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在黄榦筑城后，于景定初年在宜城渡因奉旨修筑新安庆城的马光祖则立功受赏，皇上下旨，特转光祖为“光大夫”，“进二秩”。（《宋史卷四十五·理宗本纪五》）

作为一代大儒、朱熹一手培养的士大夫黄榦在大事报批问题上是不会含糊的，遍检《勉斋集》，黄榦上报朝廷的公札与公状中，涉及安庆府的只有明确为“筑城”而无“移治”者，即《安庆府与宰相乞筑城及边防利便》（卷二十九）《安庆府筑城申省》（卷三十二）以及围绕筑城而提出的“申乞减和糴数”、“乞免起夫（赴外州）运粮”、回应“南京制司催包砌城壁”、“申报土功告毕”、“乞拨修城余钱与米赈”、“乞免本府民兵弓弩手（赴）守庐州”（卷二十九、三十二）等内容，从头至尾均未见有任何关于移治的只字片角。

其次，当初黄榦因赶工期，不俟报，即兴工，即没等朝廷批文到手就动工，但绝不是说可以不及时向上申报筑城大事呀！黄榦“到郡之初……急欲创筑城壁”（《勉斋集》卷二十九《安庆与宰相乞筑城及边防利便》），视事第五天即“讬同官相度，旦夕开具申禀”（同前卷八《与金陵李梦闻书》二)，并且很快得到朝廷批准，其在《申朝省以安庆筑城乞减漕司行下和糴数》（同前卷三十二“小贴子”）中有“照会本府昨准朝省指挥许令创筑城壁”之语，可见还是得到朝廷批准的，也因此才可能获得相关部门支持而完成筑城大业。

第三，《勉斋集》卷八与卷九连载有黄榦《与金陵李梦闻书》十一札（以下简称《书》），集末附有黄榦门人郑元肃与陈义和所录编的黄榦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从中可以梳理出黄榦任职安庆知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围绕筑城这一头等大事的思想言行，即四月抵郡，“朔日”（初一）即交接太守之印，“后四日”即闻“虏人破光州”（《年谱》四十九）。从抵郡视事之三日起，即开始上书给李梦闻（《书》一）。李时任江淮制置使，总理江淮军务，十分器重黄榦才能，堪为黄榦的伯乐，黄榦在第一封信中就表达了“强国势而消外侮”的思考，“第五日”上书的第二封信中即提出“舒州全无城郭可足恃”；第三封信即提出“筑城一事”，“不可不早图之也”，就在“夜以继日”，“曾无少暇”（《书》二）的调查研究中，黄榦越来越强烈地认为，“其最为利害者，则郡无城壁”（《书》三）。于是“与同官计度，与民居商议”，然后“尽排纷议”，“断以已见”（《年谱》五十二），“即申朝廷，乞兴版筑”，“不俟报，自五月八日兴工”（《年谱》五十）“每日五鼓，坐宣化堂”，分配号令筑城事宜，因自己试验在先，故心中有数，分料包干，得心应手，然后“乃治府事，理民讼，接宾客，阅士卒，会僚佐……次则巡城视役，晚入书院讲论经史”（《年谱》·五十一）“不半年而筑成千七百余丈”，工程结束日已是次年元宵（《年谱》·五十二），黄榦便是这样一鼓作气，紧锣密鼓，团结聚力，精心筹划，不顾衰病之身，靠前指挥，其筑城日程轨迹历历在目，根本不见移治到百里之外去重新勘址、设计、施工筑城的丝毫痕迹啊！

至此，黄榦嘉定十年原地筑城，十九年后即端平三年（1236）移治（实为李士达弃城逃跑）；又一年后，即嘉熙元年（1237）杨义奉命筑城未成；二十三年后，即景定元年（1260）马光祖奉旨改筑宜城等历史真相终于通过相应史料而一环套一环地还原出来，如此证据成链，岂能教人不信？！

(作者为安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皖江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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