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初到安庆 汪 军

光明甫创办安庆法政专门学校

晚清民国时期，从安徽省城安庆往来上海主要还是依赖长江航运。1913年8月，皖北军阀倪嗣冲率军渡淮一路南下，攻陷沿江重镇安庆和芜湖，皖江革命党人柏文蔚、陈独秀、光明甫、高一涵、高语罕、易白沙，乘坐轮船从安庆逃亡到上海，又相继从上海流亡到日本。一年多后，国内局势稍微平静，他们潜伏回了上海，办杂志，写文章，反思辛亥革命得失，启迪民智。

光明甫是桐城阳和乡人，与陈独秀是安庆府同乡。阳和位于古南岳天柱山余脉岱鳌山南麓，现属枞阳县管辖，风景秀丽，民风朴厚，美学家朱光潜、法学家周新民、中国科学院院士慈云桂都出生在岱鳌山下。光明甫比陈独秀大三岁，彼此经历大致差不多，都中过秀才，都留学过日本，都热衷办学办报，也都参加了反清革命，陈独秀是岳王会会长，光明甫是同盟会会员。安庆光复后，陈独秀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光明甫是秘书。翌年，光明甫辞去秘书一职，专注教育，与皖省教育家程小苏一起将官立、公立、私立的安徽法政学堂合并为江淮大学，这就是后来郁达夫任教的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前身。

在上海期间，光明甫结识了上海泰东书局的总经理赵南公，他们之间的相识为日后造就了创造社与安庆的一段姻缘。

泰东书局：创造社与安庆的桥梁

上海泰东图书局成立于1914年，地址先设在南成都路（今成都南路），后迁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220号一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并在四马路（今福州路）设有门市部。泰东书局是一家股份制的中小出版企业，股东多是1914年8月在日本设立的反袁组织欧事研究会成员，主要股东有谷钟秀、欧阳振声、彭允彝、殷汝骊。泰东书局撰译法政、哲学、文学各种书籍，“欲以牗进社会文明，隐力商贾之间，密图改革”。泰东书局还作为联络海外同志的机关，被称为“国内民党之重镇”。

赵南公是直隶（今河北）人，与欧事研究会骨干谷钟秀同乡，谷钟秀是泰东书局首任总编辑，讨袁之役后，北上任段祺瑞内阁的农商总长，赵南公总经理一职，与谷钟秀的举荐不无关系。当时上海是各种反袁势力的大本营，光明甫与韬园派的孙洪伊过从甚密，护法期间曾受孙洪伊指派赴洛阳联系直系吴佩孚。孙洪伊是直隶天津人，与谷钟秀既是同乡，又是政治盟友，光明甫那时和谷钟秀认识也是自然的事，后来与赵南公相识应该也是这个背景。晚清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曾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长达十四年，对直隶近世学风影响深远，谷钟秀曾就读莲池书院，是吴汝纶弟子，曾撰写《祭桐城先生文》纪念吴汝纶。光明甫与李光炯、阮仲勉、房秩五等，也都是吴汝纶在家乡桐城的著名弟子，协助过吴汝纶在安庆创办桐城学堂。桐城文风，吴门弟子，这是光明甫与赵南公结识的另外一个背景。

赵南公接手泰图书局后，淡化了欧事研究会的政治色彩，顺应上海读者的阅读兴趣，出版了好几种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其中杨尘因的《新华春梦记》最为成功。“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市场风向转移，头脑敏锐的赵南公明白了“再过下去所谓‘鸳鸯蝴蝶式\’的小说书不再会走民国三四年的红运的了。于是，他就决定放弃过去的一切，重建理想的新泰东。”所谓“重建”，就是转营新文化和白话文学书籍。

与此同时，在安徽省城安庆，受“五四”运动影响，学潮风起云涌，安徽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驱逐了北洋军阀政府任命的校长，一致拥戴光明甫回皖担任校长。在外流亡六年多的光明甫终于可以回归故乡了，临行前，光明甫委托赵南公帮助他在沪为法政学校物色教员，赵南公欣然同意了。

谷钟秀是泰东书局首任总编辑，首任总经理则是欧事研究会另一骨干欧阳振声。欧阳振声是湖南衡阳人，曾任湖南省议会议长，由于这个关系，泰东书局不少编辑都是湖南人，像李凤亭、易君左。而正是通过李凤亭，泰东书局与在日本的创造社发生了关系。创造社的起因是在日本留学的几个文学青年不满国内杂志的平庸，而决定集合同人创办一份“纯文学”杂志，在文坛另树一帜。如张资平就认为中国除《新青年》外，“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而且连《新青年》也都是“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郭沫若《创造十年》）严格地说，这一群留学生只是文学爱好者，因为他们所学的专业都非文学专业，郭沫若学医，郁达夫学经济，张资平学地质，成仿吾学兵工，在日本开了几次会后，因缺乏办杂志

的资金，再加上又不在一地，各自都要忙自己的学业，眼看当初宏伟的设想就要无疾而终了。

李凤亭与成仿吾是湖南同乡，两人在东京补习学校读书时曾住在一起。1921年初李凤亭毕业后回上海，即被泰东书局聘为法学部主任，李凤亭还向赵南公推荐成仿吾担任文学部主任。这个消息传到日本后，正在为前途焦虑的这一帮文学青年立刻振奋起来。4月1日，郭沫若与成仿吾结伴同船回国，几天后，等他们兴冲冲地来到泰东书局，却发现文学部主任已经有人担任了，而李凤亭已去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教书了。两人即刻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但在与总经理赵南公诚挚地交流后，心绪又渐渐平复了。

赵南公告诉二人，泰东书局属中小书局，在上海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生存很困难，泰东书局愿意聘用他们，但仅能支付他们的食宿、来往日本的路费和一些零用钱。但泰东书局也的确不拘一格，愿意为有才华的文学青年提供一个成功的平台，为他们出书，为他们办杂志，帮助他们成名。最后，赵南公拿出了杀手锏——安庆法政学校的光校长。光明甫委托他为法政学校推荐教员，那里教员的工资比较高，每月可达200元。当时上海最大的书局商务印书馆普通员工工资只有几十元，沈雁冰（茅盾）担任商务印书馆下面的《小说月报》主编，月薪也只有100元。他们熟识的李凤亭，在赵南公的举荐下已经赴安庆任教了，就是最好的例证。

经过审慎考虑，郭沫若和成仿吾接受了这种奇特的“雇佣”形式，没有契约，没有固定薪酬。“我们不曾受过他（赵南公）的聘，也不曾正式地受过他的薪。我们的书不曾受过稿费，也不曾算过版税。”（郭沫若《创造十年》）除了免费提供食宿外，赵南公还经常给他们一点零用钱，就这一点坐公车买生活必用品的钱，这几个文学青年还不好意思去要，“说到要钱，虽然是应得的报酬，总觉得在讨口的一样，有些可耻。十块五块的钱，在上海的几个人是用不了几天的。达夫和仿吾的洁癖比我更还厉害，要钱时大概是叫我去破脸，我的脚自然也就有些羞涩，当去三次的至多只去得两次。”（郭沫若《创造十年》）

早期创造社同人，似乎并不在意物质生活的匮乏，他们需要的是泰东书局给他们提供的话语平台，并利用这个平台在文坛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和话语空间。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不久，郭沫若就向赵南公提出出版“创造社丛书”和办一个文艺杂志的计划，由泰东书局承印、发行，赵南公爽快地同意了。世界终于向这一群热情的文学青年打开了一扇门。带着这个好消息，郭沫若又东渡日本，在东京郁达夫寓所召开了创造社成立大会，会上将刊物定名为《创造》，暂出季刊。“创造社丛书”的出版速度也很快，从7月到10月，丛书的前三种郭沫若《女神》、朱谦之《革命哲学》、郁达夫《沉沦》先后出版，震动了文坛。此后，张资平的新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郑伯奇的译著《鲁森堡之一夜》也先后在泰东出版，田汉则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咖啡店之一夜》。

曾担任泰东书局编辑、后成为著名出版人的张静庐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过：“泰东，是创造社的摇篮。”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也公正地评价了泰东：“更公平地说，我们之为泰东服务，其实又何尝不是想利用泰东。创造社的人要表现自我，要本着内在的冲动以从事闯做；创作了，表现了，不能不要发表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那种迷梦正酣的时候，泰东书局无论怎样苛刻他们，对于他们是有效用的。然而梦一醒来，暂时那样去表现，不想那样去创作了，失去了效用的泰东便只留下了苛刻。”说白了，一开始泰东和创造社相互需要，相互利用，也都有需要和利用的价值。当羽翼丰满的创造社有了更大的舞台时，泰东书局的所作所为便显得不合理，也失去了价值和作用。

郁达夫来到安庆任教

此时安庆法专的光明甫校长又雪中送炭，要赵南公推荐一个英文教员，赵南公马上把消息透露给郭沫若，郭沫若觉得自己英文不好，不敢误人子弟，就推荐了英文基础甚佳的郁达夫。郁达夫1921年9月初从日本回到上海，在泰东书局主持《创造》季刊创刊的有关事宜，10月1号即坐船赴安庆教书。这是他在国内第一份正式工作，月薪200元。此后很长时间，郁达夫换了好几个工作，名气也比现在大得多，但工资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准。

光明甫开启的高薪聘请人才的传统，其后在法政学校基础上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也得以延续。曾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的苏雪林回忆她去省立安徽大学任教的经历时说：“安大给我的名义是教授，月薪200元。前文说过，我在东吴大学并无名义，等于今政府各机关雇员，月薪不过50元，还是我争来的，两相悬殊，何啻天壤，我当然去安大了。”（《苏雪林自传·苏州教书及返沪》）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安徽大学外文系主任的朱湘月薪更高，达到300元。郁达夫也接到了安大的邀请，便匆匆第三次奔赴安庆，但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就仓皇逃回上海，行李都没拿，原因是安庆朋友邓仲纯告诉他，省教育厅长程天放将他的名字列入了赤化分子名单。就在这种情况下，事隔一年多后，安徽大学校方还支付了郁达夫整整一学期的薪水。

赵南公在上海推荐了多少人到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教书，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有三个人肯定与他有关，除郁达夫外，泰东书局的编辑李凤亭、易君左也在其中。在早期，依附于泰东书局的创造社作家也兼任书局编辑，而泰东书局编辑在创造社影响下，有的也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如受郁达夫影响极深的易君左，就出版过短篇小说集《西子湖边》，其中的《塔影》，就写他和郁达夫在安庆的生活。

（作者系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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