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堡冬方苞与戴名世的交往

方苞和戴名世都是“桐城派”的开山鼻祖，清代的文学巨匠。然而，此前两人却并不相识。方苞家因曾祖方大美在明季桐城发生汪黄民变，避乱侨居江宁府的上元县，至方苞已是四代定居上元土街，只因科考而保留了桐城籍；戴名世则不然，他是土生土长于桐城，后来因文名大震才引起方苞的注意。

康熙三十年（1691），方苞与戴名世相识，至康熙五十年（1771）《南山集》案发，他们整整相交二十年，可谓是惺惺相惜，情深义笃。那时，方苞还未应乡试中举人，在家乡也没有什么文友和熟人，对家乡桐城很是陌生呢。到了康熙二十五年（1686），方苞回乡应试，这才认识了桐城的刘祖辉和宿松县的朱书。而此时的戴名世已是时文高手了，大凡他写的文章还未脱手，就已有书商等待刊印了，所以，方苞很早就听说家乡桐城有个戴名世。及至他们在金陵相遇，可谓相见恨晚。戴名世对方苞说：“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一无所累，而一其志于斯，未能诱而出之也。”戴名世并不想在科举上捞取什么功名，只为胸藏数百卷书稿要写出来在发愁，所以，他一直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隐居，安心地写作，对此，方苞十分地理解和支持。

康熙四十年，戴名世把十多年积蓄的卖文钱，在家乡孔城镇的砚庄盖了一所房子，买了五十亩地，并为当地百姓修了一座南山桥，打算在此隐居，著书立说。第二年，戴名世就从江宁迁居回了家乡，也就是这一年，门人尤云鹗刊印了他的古文，并取名《南山集》。

康熙三十九年，方苞会试失利，在恩师高裔的督促下，正在复习准备再次应试。这时，不知是受戴名世之请还是门人之约，方苞写了《南山集序》。在序文中，方苞指出《南山集》中的文章，大多是戴名世回到家乡桐城之前所写，用现在这个居住地命名，是表明他归隐家乡的意愿。方苞对戴名世极为推崇，他说：“我现在看到和听到当今的学者中，能和古人并列的还没有，才学能达到古人成就的，仅有几人，但没有哪一个能超越戴名世。”

康熙四十五年春，方苞应礼部试，会试中第四名，五年之后，即，康熙五十年（1771）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在《南山集》中“语多狂悖”而案发。此案来得突然，有人说赵申乔是泄私愤，也有史学家认为这是康熙借此打击江南的知识精英，一时间朝野震惊。《南山集》案牵涉到江南桐城方、戴两大文化家族，故又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在《孑遗录》中戴名世引用了同乡前辈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因此，已故多年的方孝标也受牵连，被列入该案，而遭到开棺扬骨挫尸之处罚。方苞因给该书作序，又是方孝标族孙，刑部认定他犯有“诽谤朝廷”之罪，处绞立决。

方苞被捕下狱后，遇到了很多人的营救和帮助。大学士李光地极力与康熙皇帝斡旋，始得康熙皇帝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狱中现实，让方苞对清朝黑暗腐败的司法有了深刻的认识。后来，方苞将狱中所见所闻，写成了千古名篇《狱中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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