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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诗人岑参的成都笔记(下)

来源:华西都市报 2020-02-27 00:41   https://www.yybnet.net/

老成都古老的小桥。

老成都城墙之外的景色。

百年前俯瞰成都城区,城市建筑体现了当时中国城市建筑的营造水平。

成都平原的乡下景色。

旧时四川的驿道与乡村景色。本版照片由张柏林摄于1909年。

□许永强

成都作为唐代重要的西南部城市,城市建筑自然体现了当时中国城市建筑的最高营造水平。从住宅方面来说,高档住宅建筑已开始转向对住所整体环境的艺术追求。岑参在《过王判官西津所居》中对城市建筑有所描绘和记载——

《过王判官西津所居》

胜迹不在远,爱君池馆幽。

素怀岩中诺,宛得尘外游。

何必到清溪,忽来见沧洲。

潜移岷山石,暗引巴江流。

树密昼先夜,竹深夏已秋。

沙鸟上笔床,溪花彗帘钩。

夫子贱簪冕,注心向林丘。

落日出公堂,垂纶乘钓舟。

赋诗忆楚老,载酒随江鸥。

脩然一傲吏,独在西津头。

成都与维扬 相去万里地

王判官的住所树木茂密,竹林幽静,鸟鸣声声,是成都城市士人的典型居住场所,是了解成都独特地域中城市建筑的一个窗口。首先,该诗点出建筑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特点,“树密昼先夜,竹深夏已秋”,即密叶型树木、大量的竹林,其环境清幽、清凉,王判官的居所建于山林之中,可汲取自然之气;其次,诗句还体现了建筑的规划理念,即“池馆幽”,不管是建筑的阴“池”还是阳“馆”,都能体现古典建筑“幽”的特点。既注重建筑选址,还注重建筑与周围环境的阴阳和谐;建筑临水,“沙鸟上笔床,溪花彗帘钩”,注重山水相宜的整体布局。

成都城市中的交通建筑和水利建筑也独具特色。成都城市的交通建筑,多为历史悠久的古桥和古工程,因而具有成都地域文化的特点,“万里桥架大江(即流江)水,在(成都)县南八里。蜀使费祎聘吴,诸葛亮祖之,祎叹曰:四万里之行,始于此桥。‘”岑参至此,作诗《万里桥》感叹:“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疾,帆去如鸟翅。楚客过此桥,东看尽垂泪。”在此不仅怀古怀思,更由“万里”之行程,勾起自己作为楚客的思楚之情。

都江堰是成都的水利工程,也是重要的城市文化元素。“于蜀,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繪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诗人岑参描写了宏大的工程:

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

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

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

(《石犀》)

他认为,没有修都江堰的时候,蜀地基本上都是泽国,蜀地的百姓也没有地方居住,所以连治水的大禹都比不上李冰的功劳。

及乘驷马车 却从桥上归

岑参诗歌还特别描写和关注了成都城市中的汉代古迹。汉代成都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积淀了大量丰富的汉代文化。岑参诗歌对唐代成都历史遗迹的记录,反映了成都自汉代到唐代城市文化的延续,也反映了唐代成都深厚的历史底蕴。岑参诗歌文献中汉代古迹主要有琴台、升仙桥、文公讲堂、扬雄草玄台及先主武侯庙 。

升仙桥、琴台与成都地域名人司马相如有关系。当年相如初次由此桥去长安,“题其门云‘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岑参对升仙桥有“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升仙桥》)的记录。司马相如的旧宅基址在益州西四里,而琴台就在司马相如宅中。岑参诗歌对司马相如的琴台流露出了无尽感慨:

相如琴台古,人去台亦空。

台上寒萧条,至今多悲风。

荒台汉时月,色与旧时同。

(《司马相如琴台》)

文公讲堂,则与西汉文翁有关。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太守,有仁爱之心,喜好感化教育百姓,且“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元和郡县志》载“南外城中有文翁学堂”,岑参对此就有“文公不可见,空使蜀人传。讲席何时散,高堂岂复全。丰碑文字灭,冥漠不知年”(《文公讲堂》)的感叹。他对前贤文翁的事迹深感怀念,虽历史漫灭,石碑不存,却令人感叹和怀念。

草玄台是西汉扬雄在成都的宅邸。当年扬雄在此宅起草《太玄经》,即有此名。“子云宅在少城西南角,一名草玄堂”,岑参在此写下了“吾悲子云居,寂寞人已去。娟娟西江月,犹照草玄处。精怪喜无人,睢盱藏老树。”(《扬雄草玄台》)的诗句,写出了草玄台萧瑟荒凉和历史沧桑之感。

武侯庙是纪念先主刘备与诸葛亮的重要祭祀场所。岑参描写道:“先主与武侯,相逢云雷际。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遗庙空萧然,英灵贯千岁。”(《先主武侯庙》)歌颂了先主刘备和诸葛亮深厚的君臣情谊,这种情谊就如同鱼和水一样,虽然当下只剩先主与武侯的庙宇,但这种深厚的情谊却流传千古,令诗人敬仰。

脩然一傲吏 独在西津头

岑参诗歌记载了他晚年在成都生活的情感,是很重要的人文精神载体。作为千千万万宦游成都的诗人之一,作为唐代“城市人”,岑参所具有的强烈家国情怀,也代表了那个时代慷慨为国、死而后已的士子的普遍家国情怀。在成都与同僚出游,能让作为“城市人”的岑参暂时忘却忧愁和痛苦。

大历二年(767),岑参与崔宁共为杜鸿渐幕僚,两人共往浣花溪宴饮:

旌节临溪口,寒郊斗觉暄。

红亭移酒席,画益鸟逗江村。

云带歌声飏,风飘舞袖翻。

花间催秉烛,川上欲黄昏。

(《早春陪崔中丞泛浣花溪宴》)

诗作中对浣花溪适合文人宴饮聚会的场所特征作出整体的描绘,此处有“红亭”“画益鸟”,地处江村,幽静偏远,反映了唐代成都士子和官宦优雅的生活形态。即使如此,也不能让岑参聊以自慰,其内心仍处于精神的巨大压力之中。

晚年的岑参处处流露对故乡江陵的思念之情。初到蜀地,他便开始思念起故乡江陵来:“腊月江上暖,南桥新柳枝。春风触处到,忆得故园时。终日不如意,出门何所之。从人觅颜色,自笑弱男儿。”(《江上春叹》)成都与江陵都为当时中国南方的大都市,成都城市的面貌也勾起了诗人对故乡江陵的思念和向往。在同僚离开成都进京之时,他也时常表达对国家和故乡的双重思念和感怀之情:

颜子人叹屈,宦游今未迟。

伫闻明主用,岂负青云姿。

江柳秋吐叶,山花寒满枝。

知君客愁处,月满巴川时。

(《送颜评事入京》)

虽写颜评事仕途不济,也从侧面流露了壮志未酬的无限愁绪。

岑参在与好友杨炎会谈时,写下“雨滴芭蕉赤,霜催橘子黄。逢君开口笑,何处有他乡。”(《寻杨七郎中宅即事》),杨七郎即杨炎,《旧唐书·杜亚传》中载“永泰末,剑南叛乱,鸿渐以宰相出领山、剑副元帅,以亚及杨炎并为判官。使还,授吏部郎中、谏议大夫;炎为礼部郎中、知制诘、中书舍人”,作为同僚、朋友,岑参从其宅内雨打芭蕉的场景和宅外橘子成熟的景致,勾起他对故乡的思念。这种情感在岑参罢官东归未成以后更为显著:

三度为郎便白头,一从出守五经秋。

莫言圣主长不用,其那苍生应未休。

人间岁月如流水,客舍秋风今又起。

不知心事向谁论,江上蝉鸣空满耳。

(《客舍悲秋有怀两省旧游呈幕中诸公》)

此诗开头就写自己多次为官的经历,从出任嘉州刺史到罢官经历五年,感慨心事无人能诉,借悲凉的秋景写出内心的哀情。这种相思、感怀的情感表达在岑 参所写的送别诗中多有体现,“相思江楼夕,愁见月澄霁”(《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惜别津亭暮,挥戈忆鲁阳”(《送裴侍御赴岁入京》)“凭将两行泪,为访邵平园”(《送崔员外入秦因访故园》),诗句中亦可体会岑参在成都生活的痛苦,其忧国忧民、思故怀乡之情怀便成为当时唐代士子家国情怀的典型范式。

旅居成都,是岑参政治生涯的结束,也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其间创作的诗歌构成其成都诗歌文献的主要内容。这些文献以成都城市的自然风景、人文风光为描写对象;对城市中的亭台楼阁、居民建筑以及汉代的古迹遗址都有记录。同时,他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思乡、忧国的情绪,也成为唐代成都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代表了当时唐代生活在城市中士子的家国情思和故乡情怀。从诗歌文献和城市文化的角度关注诗歌的研究,由地域文化角度切入进行关照,对当下成都传统文化的挖掘与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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