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抗战老兵：我埋葬了日军“轰炸之王”

再过几天，就是九月十八日，每年的这一天，在成都生活的人们都将听到防空警报拉响的声音，这样的方式是在提醒人们：勿忘国耻！

抗战时期，成都虽然是后方，却也是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前后被轰炸的时间超过六年。当年，在青石桥、盐市口、东大街，处处可见轰炸后躺在地上的同胞，被炸成废墟的城市建筑。

那时候，中国飞机的性能远逊于日军飞机，但无论是天上，还是地面，没有人因为悬殊的力量而屈服，哪怕明知凶多吉少，也没人拉稀摆带。

那个忍辱负重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恐怕已经很难体会到若干年前，同样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面临的恐惧，激发的勇气和不屈的意志。

刘景轼就是那个年代的成都人中的一个，他在抗战时投笔从戎，在大轰炸期间参与到成都的防空，曾见证日军“轰炸之王”被我空军击落。

十月一日，是刘景轼100岁生日。当时间散去了硝烟，让我们听听他回忆那些年的故事。

■ 景轼气不平，抱剑从军行

9月8日，当我们来到成都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时，刘景轼坐在椅子上，上身挺直，精神很好。如果仔细看，他的白发发根又重新长出了黑发，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位老人，已近百岁高龄。

时间回到1937年。这年，刘景轼19岁，出生于蒲江书香世家的他，刚刚考上华西协和大学中文系。刘父热爱苏轼，为其取名景轼。如果没有战争，他将在象牙塔里接受古典文学熏陶。

时值“卢沟桥事变”，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年轻的刘景轼不顾家人的反对，愤弃笔投戎，他以诗明志：景轼气不平，抱剑从军行；请缨讨倭寇，马足践胡尘。“我们是被动挨打的，是委屈的。”时隔80载，提起这段屈辱历史，刘景轼仍然情绪愤慨。

这年9月，刘景轼考取中央军校（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军官队，学习迫击炮。1938年，他被分配至四川省防空司令部。随后，又在防空学校参加了3个月防空专业短训，从此，他的人生与防空工作密不可分。“当时是敌强我弱，我们除了高射炮、照空灯，别无所有。”

据资料显示，从1938年至1944年，日军共出动数百架飞机，针对成都、重庆的机场、学校、居住区等繁华地段进行轰炸，仅成都一地，就造成至少5000余人的死伤。时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监视队副队长的刘景轼，参与组织了当时的防服部队，“飞机一来，交通、灯火都要进行管制；炸到哪里起火了，要消防救助；有了伤员，我们把医生、护士都组织起来救治伤员，按照不同片区分配救助。”

敌机来了，是躲是打？打的话，是对空发射高射炮，还是战机升空正面迎敌？不能等到飞机飞到头顶了才做决定。刘景轼说，为了随时了解敌机动态，全川在600多个制高点设立哨所，利用望远镜、听音机，判断飞机从哪里来，多少架，是什么机型，往什么方向飞，这些哨所就是“耳目”。在成都同仁路开办的两期全省防空监视队哨长训练班，刘景轼担任监视队副队长，负责哨长的训练工作，也是唯一一个全职。“当时所有的无线电通讯，都要优先保障监视队。”

刘景轼有一本复印版的“同学录”，封面甚至是简朴的手写“抗日战争防空司令部监视队哨长训练班同学录”，内书“机警神速”。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无意间获得了这本同学录，上面不仅记录了当时哨长训练班的干部学员肖像，也正是在这一同学录中，樊建川辗转结识了刘景轼，抗战期间成都防空事务有了更加鲜活的人证史实。其中有一张刘景轼的照片，“所以他（樊建川）复印来送给我。”这本毫不起眼的同学录，被刘景轼视若珍宝。

■ 上对青天卫山河，下恤民命赴汤火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专门制定并实施了针对成渝的战略轰炸计划，对成都、重庆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轮番轰炸”，所到之处，无不残壁断垣，火光通天，甚至是老百姓不及逃脱被炸身亡，残肢断臂。对于当年轰炸的惨烈景象，刘景轼记忆犹新。

刘景轼说，因为地势原因，成都平原地下以松软的砂石为主，与山城重庆可以在城区构建牢固的地下防空工事不同，抗战时成都人躲避轰炸，多往郊外开阔平坦之地，或树林疏散，“要跑得越远越好。”

“飞机一般从奉节、万县飞过来。”刘景轼说，根据各个哨所监测到的敌机位置和机型等情况，可以判断，敌机可能的轰炸目的地，预计还有多少时间抵达，通过及时的警报预警，让老百姓躲避空袭。

当时，信号共分四种，以旗帜颜色与警报音响长短区别。敌机朝四川飞来，但距离还远，只发“预行警报”，不鸣笛，用黄色旗帜识别。如敌机过宜昌西上，即发“空袭警报”，用绿色旗帜识别，鸣笛一长二短，“这个时候就要赶紧跑了，晚了就跑不出去了。”而敌机过奉节县、万县，即发出“紧急警报”，用红色旗帜识别，鸣笛一长五短，这时街道上断绝交通，不允许通行。敌机飞走后，确定安全了，才发“解除警报”。

空袭警报一响，空气中弥散着紧张和恐惧，大街上到处都是惊恐的百姓，有的赤脚就跑了出来。后来，对空袭警报熟悉后，老百姓会带上一些食物或值钱的东西，用背篓背上小孩往外跑。解除警报后，老百姓返回城区，只见家园被毁、亲人离散，有的来不及躲避空袭的百姓不幸伤亡，境况十分惨烈。“有一次夜袭，大量的炮弹投放下来，东大街、盐市口、提督街烧得最厉害。”

■ 师直为壮同仇忾，击毙日寇天霸王

1939年11月4日，中午12点，日军机战编队再次轰炸成都，“九架飞机在最前面。”刘景轼说，第一批共有二十七架飞机。一直以来，面对敌强我弱的空袭，我方是“忍让多、反击少”，11月4日，在成都东北角的空战，我方击落日军一架主机、一架僚机，特别是击落了日军“轰炸之王”的王牌飞行员奥田大佐的座机，可以说是“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当日，哨所监控到敌机动态后，刘景轼所在的指挥部下达了作战命令，我方战机升空，在成都东北角正面与日军战机开展激战。下午2点左右，指挥部接到消息，有疑似日军的白色降落伞在简阳方向降落。刘景轼联系当地区长，对方却说没有发现降落伞。“后来才晓得，是日军的战斗机被打散架了，（掉落的）应该是银灰色的机翼反射了太阳光，像是白色的。”时隔数十年，刘景轼仍能清楚地记得，当时坠机的位置，是位于仁寿与简阳处一个叫做“三岔坝观音桥”的地点。另一辆僚机，坠落在中江县麻柳沟。

很快，据截获的日军广播中得知，日军王牌飞行员奥田大佐坠机身亡。前去清场的刘景轼接到命令，一定要确认奥田的身份！“可是我不晓得奥田长什么样啊！”到了坠机现场，刘景轼发现，实际情况比自己想的还要糟，坠落的飞机中一共有7具尸首，但都碎成了一堆，分不出彼此，更不要说去鉴别谁才是奥田。这可怎么办？

刘景轼仔细询问当地目击者，打落的飞机到底是主机还是僚机，得到了是“最前头的一架”的答复后，刘景轼判断，这应该就是此次战斗机群的主机了。

于是刘景轼挨个翻看尸首。在死者中，刘景轼发现了一个胡子花白的嘴唇残骸，而从残骸中发现其他的身体部分都属于年轻人。刘景轼说，奥田是日军第十三海军航空队司令长官，是高级指挥官，不会是年轻人，因此，他判断，花白胡子正是奥田喜久司，这也是在中国空战中毙命的最高日军将领。

在现场，刘景轼还发现了一个公文包和没有被烧毁的作战地图等文件、照片，回到防空司令部后，他将公文包和文件交给了航空委员会周治柔主任，后经审查证实，坠落飞机确实为奥田的座机。

“这是我们自力更生打下来的！不是别的国家援助的！”言语中，刘景轼颇为自豪。飞机残骸被运到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展览，一时间欢呼声鼎沸，极大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清理完后，刘景轼还联系当地人将日军7人尸首予以安葬。刘景轼说，（战争）是两国相交，不应该任其曝尸荒野。

后来，奥田后人曾辗转托人打听到当年是刘景轼安葬了奥田，想询问具体地址前往祭奠。刘景轼说，可以告知具体地点，但奥田后人必须先代其向中国道歉。消息传到奥田后代处后，此事却没了下文。

■ 结发相依赋悲秋，养生送死不胜愁

1939年，21岁的刘景轼与妻子徐端秀结为伉俪，育有两儿一女。战争年代和特殊时期，刘景轼有长达20多年的时间无法在家，全靠做会计的妻子以微薄工资独自支撑整个家庭，养母教子，送母归山，直到刘景轼安然回家。回来时，儿子已经成家，刘景轼升级当了爷爷。“有她在，甚至不会让我进厨房。”

1985年，赋闲在家的刘景轼写下《我参加抗日战争防空工作和查实击落奥田大佐飞机的亲历》，刊登在《成都文史资料选辑》，也正是这篇文章，让沉寂在历史背后的刘景轼受到了媒体关注。作为历史人证，他的人生经历正是抗战时期的缩影。“还有的杂志社找到了一些当年的照片，请我去辨认。”

2012年11月，时年90岁的徐端秀不慎摔伤骨折，因年事太高无法手术，竟因病溘然长逝。刘景轼痛失爱妻，又习惯了与子女分开居住的生活，不愿给子女增加麻烦的他，在2013年住进了成都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今年已是第5个年头。

在刘景轼老人独居的房间里，或是夫妻俩年轻时的合影，或是妻子的单人照，与“抗日英雄 民族脊梁”的牌匾同在一面墙上。而在老人的书桌上，还摆放着大量的史料书籍，和书籍摆在一起的，有两块掌心大小的放大镜，“我现在眼睛不好了，每天都要看报纸，但只能看清标题了。”刘景轼说。

文学专业的刘景轼写得一手好字，也喜欢诗歌，外出游玩，好友乔迁之喜，长孙婚礼，刘景轼都会手书一首，记载在《继坡诗钞》中（刘景轼字继坡）。

前几年，刘景轼还保留着年轻时的爱好，跳跳曾经年轻军官们在重庆舞厅热衷的交际舞，只是近些年，在福利院还能和他一起跳舞的老人不多了。

刘景轼说，父亲曾有遗训，“贪生怕死，非知非觉；畏死贪生，不道不德；达德行道，可生可死；知己觉人，勉哉吾子。”自己一生，不谄媚不虚伪，只要死得其所，自己心中有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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