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学：薪火相传 弦歌一堂

五大学合唱团

谭楷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民族危难之际，华西协合大学迎接了内迁的学校和逃难的师生，先后有五所大学的师生汇聚华西坝。包括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金陵女大）、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来中央大学在市区内创办医院后，燕京大学迁来）。华西坝上的朗朗读书声，就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信心，斩不断的文化脉动！

西迁 华西坝是天堂

西迁动作最快的是中央大学。1937年7月17日，校长罗家伦通知总务处，将做好的550只大木箱包上铁皮，以备长途迁徙之用。此前，他已委派医学家戚寿南赴成都考察，获得华西协合大学“慨允合作”的承诺。当年10月，中大迁往重庆沙坪坝；中大医学院最先迁至华西坝。

与中大相比，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的西迁就不那么容易。1938年5月，缠过小脚的吴贻芳脚步匆匆，带领师生闯过道道难关，在华西坝重新开课。金陵女大院长吴贻芳，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她终身未嫁，女大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吴贻芳嫁给教育”，一时传为佳话。这样一位不断从封建礼教、陈规陋习、世俗偏见大胆突围的中国女性，让华西坝所有的外国人对她充满敬意。华西坝的住所非常紧张，时任华西医学院院长、医院院长启真道诚邀她住到自己家里。1939年大轰炸，6枚炸弹落入校园。幸好落在图书馆草坪的那一枚炸弾没有爆炸，卧倒在附近的吴贻芳和几个女同学躲过了“灭顶之灾”。

金陵大学停课西迁时，交通工具已非常缺乏，师生员工和家属只得分批乘船，经武汉、宜昌、重庆，历时三月有余，才到达成都。而齐鲁大学的西迁基本就是逃难，直到1938年秋正式复课。

经过艰难困苦，漫长逃亡之路的师生，到了华西坝就如同到了“天堂”：想不到，在崇山峻岭之中深藏着这样一个大后方，一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和谐包容的大四川；想不到，在成都，还有一座按照欧美名校布局，像常青藤大学那样有钟楼、图书馆、博物馆的华西协合大学。陈寅恪的川籍弟子唐振常曾赞美道：“过万里桥，左转，前行，即当年全国校地之大，校园之美无出其右的著名的华西坝。”

在中华民族的高等教育事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之时，五所大学抱团，大师云集，英才荟萃，招生人数大增。1942年初秋，300多名燕京大学学生从沦陷的北平，辗转来到成都。燕大在成都复校的消息一传出，仅成渝两地就超过3000人报考，结果录取了100名。《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流亡大学的条件往往是极差的，但这些想继续学习的学生认为，只要他们继续学习，就是对他们所痛恨的侵略者的藐视。或者说，只有他们继续学习，中国才有真正的希望。”

虽说是战时，五大学学生照样认真地上必修的体育课，体育不及格者不得发毕业证书。五大学还成立了“抗敌宣传三团”，“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下设歌咏队、演剧队、宣传队，每逢节假日，便到周边乡场，用文艺演出唤起百姓的爱国热情。1940年12月，五大学合唱团还赴重庆赈寒衣义演。

大师荟萃 学生抢座位

大学之所以为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五大学”汇聚华西坝，星光璀璨：燕大为华西坝带来了陈寅恪、肖公权、李方桂、吴宓、徐中舒、赵人隽、曾远荣等著名教授，而齐鲁、华西、金大、金女大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不断地求贤聚才。齐鲁延聘了顾颉刚、钱穆、孙伏园、胡厚宣、高亨、马彦祥、朱东润、王献唐、张维华等；华西协合延聘了刘承钊、陈志潜、李安宅、闻宥、蒙文通、郑德坤、冯汉骥、张铨、杨佑之、周太玄、李晓舫等国内一流学者，加之特邀的朱光潜、梁漱溟、潘光旦等，举办各种讲座，使华西坝的学术气氛非常活跃。

为了充分利用资源，时任华西协合大学校长的张凌高建议五大学联合办学，按师资专长特点分别开课，学生则自由选课，游走于大师之中，饱啖学业之精华。只要你不怕跑路，你可以到华西莫尔斯那里学解剖；可以在齐大侯宝璋那里学病理；可以在燕大包贵思那里学英语；甚至听金陵女大的音乐课……从这间课堂到那间课堂，华西坝上来来往往，都是学子们匆匆忙忙的身影。

那时学生要想在图书馆抢占一个座位，实属不易。燕大在陕西街，学生宿舍只有菜油灯，冬天又黑又冷，而华西图书馆不仅有电灯照明，还生有火盆可供取暖，所以燕大学生对占座位最积极。后来，图书馆人员给梅贻宝校长送来账单，梅校长略感惊诧：“电费不是五校共担吗？”经办人员解释说：“燕大同学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占的座位最多，天天如此，所以这电费贵校就多承担一些。”梅贻宝多付了电费也高兴。燕大在成都复校两周年时，吴宓撰写了一副对联，道出了心声：复校兴邦事同一体；化民救世业始吾心。

“抗穷” 办好战时中国最大大学

1940年，物价飞涨，短短数月，每石米涨了20多倍。梅贻宝感慨：“抗战时期，至少要两种抵抗力，一是抗战；二是抗穷。”五位校长各显神通，频频公关。眼看着吃不饱饭的学生无力上课，理学院的助教们因薪酬太低酝酿再次罢课，张凌高也陷入矛盾的漩涡之中。经他八方奔走，找省长不断恳求，终于为五大学的4000多名师生，争取到四川省政府按公务员标准供应的每个月五斗“平价米”。“这下子学生娃娃不得饿肚子了！”他笑了，笑得热泪盈眶。

张凌高出生于四川省璧山县的银匠之家， 1914年考入华西，毕业后两度赴美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27年任副校长，到1947年从校长任上辞职，苦其心志20年，“抗穷”是他整天忧心忡忡的大事。

华西协合大学敞开大门，欢迎内迁的兄弟院校，但几千人吃住、上课、做实验，都需要空间，生存的困难压倒其他困难。张凌高说得最多的是：“腾，快腾房子！”“挤一挤，大家挤一挤！”最让兄弟学校佩服的，是“事无大小均由五大学会议公议，而不以主客悬殊，强人就我”。抗战胜利后，金大、金女大、齐鲁、燕京四校共撰《纪念碑》，对他的博大胸怀，深表敬意。而他曾作对联自嘲：休夸厚禄高官，宦海终成孽海；还是勤耕苦读，花香更有书卷。

张凌高为华西拟定了校训：“仁智，忠勇，清慎，勤和”。他多次在演讲中强调：“物质落后，尚不足以为害，如果民族自信力完全消失，即等于精神上亡国，最是可危。”大师荟萃之际，华西协合大学发展壮大，形成了四个学院，10多个系的综合大学。学生由1937年的260人，增至1940年的633人。而五大学作为整体，学生接近4000人，有文、法、理、医、农五大类，77个系科，是战时中国学科设置最多、规模最大的大学。

1945年7月，在响亮的晨钟之中，五大学校长、系主任、教授们头戴方帽，身披黑氅，率领学子们，沐浴着朝霞，兴冲冲地走向赫斐院礼堂。五大学的毕业典礼，是华西坝最盛大的节日。八年来，大半个中国大地烽火弥漫，在华西坝，文化根脉仍在顽强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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