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之城 与外界隔绝的“铁笼子”

改造前的宽窄巷子留下满城的一些遗迹。

清末，已经较为破败的少城和少城内的旗人。

八旗兵秋训演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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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夫文/图壹 成都旗兵设置是为一方平安

清康熙60年，设成都驻防副都统一人，协领四人，佐领防御骁骑校各二十四人，委前锋校八名，委前锋一百五十二名，鸟枪领催八十名，鸟枪骁骑七百廿名，领催六十四名，骁骑五百七十六名，步兵四百名，弓匠箭匠各三十二名。

雍正元年增设协领一人，裁佐领五人（原设满洲四人，这时增设蒙古协领一人兼一佐领职务），雍正三年增设炮骁骑四十八名。

乾隆32年，副都统雅朗阿奏准增设养育兵一百四十四名（以马厂地租和满城内隙地租金作饷额），乾隆41年，明亮奏准特设成都将军一员（有统辖松建文武提调汉土官兵权限）。乾隆51年，将军保宁奏准裁去满营甲兵拴养马匹八百匹，添设委甲兵二百四十名，以节省豆料银作饷项。乾隆54年，将军鄂辉奏准添设养育兵二十四名，将牧厂（疑即马厂）加增租银三百两作饷。

嘉庆10年，将军德楞泰奏准添设养育兵二十四名，饷额仍在牧厂加增租米银两作开支。嘉庆16年，将军丰绅奏准又添养育兵九十六名，饷银是将马价银一万两交商生息，作为开支。道光元年，将军德音阿奏准将藩库扣存马价同盐茶道库耗羡银共二万两交商生息，按月支给八旗孤寡。

咸丰4年，将军乐斌奏准将兵丁拴养马匹缓养一百五十匹添养余兵五百名，用节省草乾银作支。

光绪3年，将军魁玉奏准将茂州办理木植及文职查文翰捐银共一万两交商生息，又添养育兵九十六名。

同治8年，四川总督吴棠、成都将军崇实、副都统富森保，会同奏准添设精锐营亲兵五百名，由富森保督带训练。

光绪25年，各省驻防一律添练新军，将军裕祥选闲散丁壮四百名成立振威营，以候补道周振群统率。光绪29年，四川总督岑椿萱、副都总护理将军苏鲁岱会奏将振威营改为警察，另选八旗精壮三百五十名别立新威营，以协领河清统率。

这些新添营头中，振威营驻西较场，新威营驻将军衙门西侧。

从上述防务设置和“经营策略”可以看出，成都设防之初，“副都统”的思路很单一，那就是吃着朝廷的俸禄，专嗣一方防务的平安。而慢慢地，人口越来越多了，包袱越来越重了，不得不考虑少城内“旗人”的生计问题。

清代八旗兵的制度，原是平时牧畜，战时召集成军，到入关后拨各地驻防，便成职业军人，代代都靠粮饷生活，不能搞其他生产。但是兵额有限，粮饷也有定额，这就使得人口不发达。

对此，满蒙后裔刘显之在查了大量的史料后，在其所编著的《成都满期蒙族史略》里记载得十分详尽，这些较为原始的资料，对观察清王朝的“少城模式”很有帮助——

根据康熙60年来川驻防的旗兵，满蒙户口二千余户，人丁五千余。到嘉庆时百年当中满蒙旗兵户口是2153户，人丁10998名，没有大的增长。同治十年报部册籍，户口4500余户，人丁13700余名。

光绪9年，将驻防闲散一百名（旗兵家属不是额设兵士）移调杭州填防，连家属三百余名。光绪30年将军绰哈布查核册籍，实有户数五千一百余户，男子一万二千余名，女子九千余名。辛亥以后满蒙旗兵自谋生活，散到各地。

大清末期真可谓“手长衣袖短”，类似成都这样可以忽略不计的营房当然日子愈加难过了。贰 成都竹枝词里的“满城模样”

成都竹枝词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于流传而又极具文采，受到历代坊间的喜爱，在市民社会生活中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对此颇有研究的黄平先生站在竹枝词的角度来看待成都满城，别有一番视角，历史虽渐渐离我们远去，但竹枝词里记录下了成都的“满城模样”和“八旗模式”：

满城城在府西头，特为旗人发帑修。

仿佛营规何日起，康熙五十七年秋。

以上看似顺口溜的文字，是清人吴好山的一首竹枝词。嘉庆《成都县志》卷一载：“满城，在成都府城西，康熙五十七年建筑。”《大清圣祖仁康熙徨帝实录六》又载，康熙五十七年（1718）八月庚寅，“四川巡抚年羹尧疏言‘川地居边远，内有土司番人聚处，外与青海西藏接壤，最为紧要。虽经设有提镇，而选取兵丁，外省人多，本省人少，以致心意不同，难以训练。见今驻扎成都之荆州满洲兵丁，与民甚是相安。请将此满洲兵丁酌量留于成都。省城西门外空地造房，可驻兵一千。若添设副都统一员管辖，再将章京等官照兵数量选留驻，则边疆既可宣威，内地亦资防守。第今正值用兵之时，应将此事暂缓，其修葺城墙，盖造兵丁住房之处，理应预为料理。’得旨‘年羹尧欲于四川设立满洲兵丁，似属甚是。著议政大臣等会议面奏。’至是，议复‘……其盖造兵丁住房等项，交年羹尧预为料理。’从之。”

以上文字透露出这样几个信息：一是对于成都这样偏安一偶之城，朝廷如此重视，可见成都驻防的重要性；二是位于成都府以西的“满城”自成一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四周城墙，规定只能八旗人居住，禁止民人入内，可谓满城成了与世隔绝的“铁笼子”。

黄平先生不愧是个有心人，像散流的珠子一样，要从那些散落各处的竹枝词里，挑出与满城密切相关的且准确地找到与之对应的历史沿革，没有通透的学识和数十载的积累是难以企及的。

不将散处失深谋，蒙古兵丁杂“满洲”。

四里五分城筑就，胡同巷里息貌豺。

成都“满城”的人口由满洲、蒙古八旗构成。“康熙六十年，由湖北荆州拨防来川时满洲蒙古共二千余户，丁口五千名余。”嘉庆《四川通志》卷二十四载，“城垣周四里五分。计八百一十一丈七尺三寸。高一丈三尺八寸”。

八旗兵就住在“胡同巷里”。“每旗官街一条，披甲兵丁小胡同三条。八旗官街共八条，兵丁胡同共三十三条。”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却说胡同是三十二条。其实，这两个数字都源自不同时期的统计。原因是后来由于人口增多，又新建了一些坊巷，兵丁胡同达到四十二条。众多的胡同，以今长顺街为线，左翼东四旗，右翼西四旗。叁 地域封禁旗人汉人禁止通婚

在“打江山”的运筹帷幄中，爱新觉罗家族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可在“坐江山”的过程中，虽然也有过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但在“满化中国”的道路上，清廷却做了不少蠢事。以至于到最后，吃尽不少苦头的，还是那些世代追随爱新觉罗家族的旗人及其后裔。

比如，清统治者利用八旗体制的束缚，严格推行“国语骑射”为“国法”。《成都县志·学校》记载，道光二十三年上谕中，《御制八旗箴》明确规定：“国语勤习，骑射必强”是八旗官兵的座右铭。平时不得习汉语、汉文，即使“学习汉文，亦取其清通文义，便于翻译”。

为了防止旗人“沾染汉俗”，清统治者在各地竟以“满城”为区划，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八旗制度对旗人实行严格的地域封禁，把旗人束缚于狭小的天地内，阻止其接触广阔的社会生活。努尔哈赤在建旗初期，为了军事上的需要，把八旗人户都编入作战体系中，旗下人对王公贵族有强烈的依附关系，旗人家属也置于佐领的管束之下。“夫佐领之管所领下人，无异州县之于百姓”。

清中叶以后，八旗制度的地域封禁政策曾一度加强。道光六年，成都将军瑚松额“饬令各佐领下，官街及各胡同巷口，建盖栅栏各二所，共计一百所”。栅栏是一种防范措施。“满城”内关卡林立，实际上是画地为牢，要旗人裹足不前。这种情况，在畿京禁卫八旗人中也颇为常见。

在成都驻防八旗里，清人徐孝恢撰文证实：“在宣统以前，汉人很少进少城游览，旗人也少到大城活动，彼此界限禁严。”八旗制度的地域封禁政策，严重地阻挠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康熙以后，不准旗人从事工商业是贯彻国语骑射的措施之一。《成都县志·武备志》载：“我朝自发祥以来，列圣垂训，八旗兵丁均以弓箭为生，必须永远遵行。”八旗是职业性的军事组织，满族人向来是家里有几副甲——有几个当兵的就吃几份粮，清帝逊位之后衣食无着。在八旗制度下，旗人的出路只有两条，第一是挑补当兵，第二是有文化的选拔从政当官。此外的人，就成为八旗闲散，靠父兄的俸饷过寄生生活。

在入关以后，八旗子弟只需要部分从军，随着“生齿日繁”，兵有限额，造成大量八旗闲散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旗人生计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愈来愈成为清王朝的重负。

在清代，降民、俘虏、投奔者，无论何种民族，都被满族贵族编入八旗名录，后来每旗又分设满蒙汉固山，使得八旗变为了二十四固山，又设内务府“内三旗”，导致满族像滚雪球般膨胀，至清朝中期已经达到600万人。另一方面，满汉通婚却被禁止。

光绪以前，成都旗人均在八旗内部缔婚，满族和蒙古族之间通婚较普遍，严格地遵守旗汉不通婚的禁令。在光绪解除禁令以后，由于旗汉人民之间长期隔阂，彼此的往来较少，因此，旗汉通婚的情况并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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