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重塑古代成都

新津宝墩遗址出土陶罐。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汉代织机模型。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彩绘木俑。

成都商业街船棺遗址出土的古蜀第一床。

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大金面具。

金沙遗址祭祀坑发掘现场。

天府广场出土的秦汉石犀。

宽巷子出土的南北朝时期佛头。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医简。

青白江双元村遗址出土文物——青铜双剑鞘。

刚刚过去的“十一”大假，10余万观众涌入成都博物馆，在秦汉石犀、汉代织机等精美文物前流连忘返，触摸感知历史的热度。

史料记载，成都，这座“秦并巴蜀”以前就已存在的古代都市，在汉代已“列备五都”，唐、五代至宋则拥有“扬一益二”的繁华……

随着近年来不断展开的考古发掘，成都靓丽的身姿风华再现——从迈向文明门槛、距今四千多年的新津宝墩古城到“王者归来”的金沙遗址，从老官山汉墓织机、医简到天府广场石犀的“出世”……每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犹如拼图，描摹出古代成都瑰丽的色彩。

“今天，人们通过考古成果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先秦时期的古代蜀国并非传说中的‘不晓文字，未知礼乐’，先民们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它所代表的文明体系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毅说。

考古，似乎“改变”了成都的过去，不断以可触摸、可感知的方式重塑历史上的天府之国，为今天成都文化名城建设寻觅着丰沛的精神给养。

□史苑（图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揭开先秦成都平原的神秘面纱

上世纪30年代，白马寺出土的青铜器似乎是成都考古的最初记忆。此后，尽管有羊子山土台遗址、彭县竹瓦街窖藏等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学术界多数人仍认为成都平原古代文明的崛起是在“秦并巴蜀”以后。先秦时期的成都，究竟为哪番模样？《华阳国志·蜀志》里所说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是否存在？李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是否真实？谜团一直待解。

考古发掘成果不断

伴随上世纪80年代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的发现，成都平原古蜀国寻踪终于大踏步向前迈进——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惊世发现和商代城址的确认，成为古蜀文明研究的标志性成果。1995年以来，在成都平原又先后发现以新津宝墩为代表的8处距今4500-3700年的城址，对于探索古蜀文明的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大邑高山古城，这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墓地，距今约有4500年左右。

新津宝墩古城面积达276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规模仅次于良渚的第二大城址，对成都平原早期文明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成都平原少见的宝墩文化三期大型防洪台地聚落遗址的发现，将古蜀人治水年代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被学界认为是都江堰水利工程中卵石护岸、埋桩护岸等技术的智慧源泉。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的发掘成为古蜀文明研究继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成果。代表“王者”身份的金面具、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图案的太阳神鸟金箔、来自于良渚文明的十节玉琮、色彩斑斓的各类玉器……构建了一个神奇、充满想象力、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被誉为本世纪初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

古蜀文明序列建立

对于晚期蜀文明而言，继新都马家大墓之后，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发现大型船棺墓葬遗址，被认为是古蜀国开明王朝的家族墓地，而对蒲江飞虎村战国船棺墓地、青白江双元村春秋战国墓地的发掘，发现了刻有“成都”字样的铜矛以及各种精美青铜器。

王毅说，正是在四川几代考古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下，构建了成都平原从“宝墩——三星堆——金沙”到“新都马家战国墓、商业街船棺墓葬”的古蜀文化（文明）起源发展序列，并且清晰展现出古蜀文明与黄河、长江流域古文明的深刻内在联系。它的文化面貌独具特色，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王巍先生认为，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极为耀眼，是世界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之一。

拂去历史尘埃 还原两千多年的繁华

对于秦汉以后的成都，历代诗词歌赋和文献有大量记载。史料之外，考古发现的美丽成都看得见、摸得着，景象更是壮阔多彩、蔚为大观。

见证汉代“列备五都”

在王毅看来，古蜀文明无疑是成都历史上的第一次崛起，而秦汉时期则是第二次崛起，其“列备五都”的城市地位将城市文明推向高峰，而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为历史作了见证。

成都，又名锦官城。左思《蜀都赋》描绘“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丝绸之路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被考证为蜀锦。但在蜀地，过去却从未发现任何丝绸文物予以印证，学界也对文献记载蜀锦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直到2012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了4部木制锦织机模型和14个纺织工匠彩绘俑，这批迄今世界发现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填补了中国纺织科技史和世界纺织史的空白，它们证明了四川早在汉代就以丝绸等产品加入东西方交流。四川是丝绸之路货物的主要供给产地，成都织造的蜀锦也作为顶级丝绸产品跟随贸易交流。

更多的考古成果，见证着秦汉成都的繁华：2011年11月，东汉蜀郡太守李君、裴君的德政碑在东御街出土，这是四川发现的体量最大、文字最多、保存最好的汉代碑刻，对汉代成都的官制、文教、社会等方面有重要记述；在天府广场东北侧发现的重约8.5吨大型石犀应是李冰治水时所作的五枚镇水神犀之一，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先秦时期石刻；在成都出土的大量汉代陶俑，其怡然自得的神情，将一个富庶快乐的城市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展开“扬一益二”华美篇章

隋唐以来，成都开启了“扬一益二”“天下藩镇之冠”的华美篇章，在全国大格局中地位日渐凸显，杜甫也曾提笔赞颂“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同样是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将1000多年前的成都城市丽影徐徐展开：城池宏伟，百工竞技，罗锦绮丽，骚人墨客云集于此，管弦歌舞充于栋，寺院禅林布于林，水陆交通遍于城。

2008年发现的成都锦江区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这里的唐宋时期街道、房址和排水设施等重要遗迹，填补了成都城市考古空白。遗址内各种遗迹布局合理、规划科学，充分反映了唐宋时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房址面街开门，与排水道、街道相配套。4条铺砖道路，纵横交错长达数十米，这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实属罕见。

成都东华门遗址，不仅发现了此前存在于文人骚客诗词中的隋唐“中央公园”摩诃池，发现了唐宋园林建筑基址，还发现了明代蜀王府后花园水道等各种遗存，成为成都市中心两千多年发展史上城址未变、中心未移的见证。

在成都实业街和下同仁路，考古出土的南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种类多样，制作精美，内涵丰富，填补了前期佛教研究的空白，为研究四川乃至全国的佛教、历史、科技、艺术、文化交流与交通等提供了完整的考古学资料……

“成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城址不变、城名不变，这在世界城市史上都很难得。更难得的是，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出不同时期的城市遗迹，证实了这座城市的深厚底蕴。”王毅说，“通过考古，已证实历史上的成都有三次大的崛起。而每一次崛起与兴盛，都是一种开放的成果，视野广阔，文化独特，魅力十足，创造能力令人叹服。今天，成都正在创建世界文化名城，沿着历史足迹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从宝墩开始的探寻

成都平原考古迎黄金时代

今年11月初，探索古蜀文明起源的重要遗址——新津宝墩遗址新一轮考古调查与勘探即将启动。过去20年，学界对宝墩古城的认识经历了城址面积从25万平方米到276万平方米的变化。宽大的城墙、多座超过200平方米的成组大型房址，让考古人员推测宝墩文化时代或许已经出现了“王者”。未来，以宝墩遗址为首、对古蜀文明的更多探索，将一一展开。

寻找古蜀五祖

近50年来的考古工作，不断证明先秦时期古蜀文明经历了漫长的起源和发展。从蚕丛到开明蜀国五代，每代“各数百年”，但目前仅有三星堆、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与之相关，要找到更多有对应关系的重要遗存，这是新一代考古人面临的课题。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发现提醒考古人：要高度重视文献、方志、古地名所传递的信息。1996年史前城址“一点突破，成群发现”，正是受益于此。新都、彭州的“七星墩”、白虎夷王墓、鱼凫王墓以及彭州多次铜器窖藏都是重要线索。未来，包括航空考古和新的探测技术的加入，也有助于提供更多信息，帮助古蜀考古取得新的收获。

对古蜀文明的探索任重道远，在宝墩遗址就有诸多谜团待解：规模巨大的宝墩与成都平原其他史前城址有什么联系？与“王者”身份“配套”的祭祀场所、高规格墓地又在哪里？有关专家认为，金沙遗址出土有良渚十节玉琮，最有可能是，宝墩时期这件“宝贝”巳到达成都。因此，宝墩古城出现与“王者”有关的玉器或有可能。

宝墩与三星堆的关系，也将是考古要解答的问题。随着三星堆考古深入开展，对于我们寻找古蜀国故都——“或治瞿上”“汶山下，邑曰郫”将有重要意义。

对三星堆遗址本身的考古也值得期待。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一“醒”惊天下，但三星堆常年的祭祀地点在哪里？能否在三星堆找到更多祭祀遗存，也成为考古人员的期待。

城市考古将有新突破

汉代成都考古也有望继续取得突破。方向就在天回镇以及天府新区、新津邓双镇的汉墓群。几年前，考古人员发现了珍贵医简和织机模型，未来是否能够继续找到一批书简甚至鲜艳的丝绸？这需要文保专家的全力介入和支持。

谈及城市考古时，王毅兴奋地表示，成都城区新的考古成果已勾勒出2500年城市发展的脉络：在今人民公园至商业街一带，不断发现春秋战国时期遗址，应是开明蜀国王朝所在；石犀和汉碑等的发现，表明秦汉成都向东扩展到盐市口一带；在东华门附近发现多处隋唐至宋建筑遗迹，是始于隋而废于明的城市中央公园——摩诃池遗痕。在鼓楼街、春熙路、东门大桥、西郊河发现的唐宋时期城墙和水渠遗迹，这是“扬一益二”盛世成都的重要留迹。基于对城市布局演变的新认知，成都城市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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