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改变了我的命运

暮秋的午夜，一身疲惫的我独自行走在归家的路上。街上人车稀少，夜色阑珊，偶有夜场狂欢后的红男绿女，缠缠绵绵，从我身旁擦肩而过。

20年了！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夜归。作为一个报人，“夜猫子”是我们的标签。报纸编辑的白天是从下午开始的，上午睡觉，晚上夜班，长年累月过着晨昏颠倒的日子。2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这种全球报人共有的“夜生活”。

能吃上新闻这碗饭，我得感谢达州晚报。

或许认识我的人会说我矫情：你不是一直在达州日报工作吗？怎么突然与达州晚报扯上关系？可能还有知我底细的人认为，你今年7月才从日报调到晚报，晚报20年你只是见证者，不是参与者，凑啥热闹？甚或还有经常一起吃饭喝酒的文友不怀好意地猜测：你娃是不是盯到晚报征文那个奖的？

其实，我从不打妄语，我真心感恩晚报，是它改变了我的命运和人生！

我与晚报的交集始于2000年底。其时，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刚刚吹响。1995年1月创刊的华西都市报一纸风行，给了全国报业同行深刻的启示。和众多地市级党报一样，达州日报社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酝酿创办一种主打都市类新闻的市场化报纸——达州晚报。

办晚报需要人手，达州日报的编辑记者一分为二，人员显得紧张。于是，报社决定面向社会招聘十个编辑记者，充实采编力量，并在达州日报第一版连续几天刊登了招聘启事。

看到招聘启事纯属偶然。那时我在一家化工厂“三班倒”，这家企业以前很是风光，每到冬播春种的季节，拉化肥的汽车排起百米长龙。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效益就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一些工友干脆停薪留职下海经商或是外出打工。而我生性胆小木讷，又结了婚生了娃，老婆孩子热铺头，还待在要死不活的厂里混日子。

一天，父亲从胡家坝医院陪护患癌的母亲化疗回来，手里拿着一张从病房带回的报纸，说，“通川报社正在招聘编辑记者，你一天不是喜欢东写西写嘛，要不去试试？”

我接过报纸一看，淡心无常地说，“人家要求本科文凭，我这半路出家的自考汉语言文学专科不够格。”

“你不是从小就爱舞文弄墨，作文写得好吗？……吹得凶！能干啥？！”我知道父亲不安逸我，主要是小学文化、当兵出身的他酒后摆龙门阵不时“开黄腔”，而我总是不识好歹跟他斗嘴顶黄，弄得他老人家很没面子，所以话里充满火药味。

“问题是学历不够！”“那你打算一辈子待厂里？”“不待厂里去哪？”……父子俩话不投机。当时，我还记恨父亲小气，不就是嫌我一家三口住家里吃他的喝他的嘛！

恨归恨，招聘这事还是在我心里掀起波澜。厂里一位副厂长跟我打气，“去试看，你文笔不错，考不起也没关系，试过了就不后悔。”

我听信了副厂长的话。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下午，带着相关资料，来到通川中路118号这个报纸上看过千百遍、心里无比崇敬仰慕的地方。我终究心虚，“这里面是笔杆子扎堆的地方，我行吗？”站在大门外，我的心咚咚直跳，纠结徘徊了一个多钟头，最后硬着头皮找到政工科。

“你这学历不够哒。”政工科长抬头望了我一眼。“是啊，但是我从小喜欢写作，看，这是我发表的作品。”我一脸绯红，窘迫得无地自容。一番审查，给我报了名，叫几天后到报社新办公楼八楼参加笔试。

考试那天，五六十个人像高考一样，座位隔开，我心里反而不紧张了——毕竟，中学时代我也是办过校园文学社当过首任社长的人，多少见过些世面，肚子里还有点墨水。考前我像打了鸡血与人“高谈阔论”，吓得一个考友心里打退堂鼓。数张卷子答下来，自我感觉良好。

就这样阴差阳错，我居然以不错的成绩考进了报社。报到那天是2001年1月2日，开会分配十个人哪些去晚报，我第一个举手。领导综合考虑，将我和另外四人留在了日报，其余五人去了晚报——这是我第一次与晚报失之交臂。之所以想去晚报，主要是那个年代刚刚兴起的都市报很火，版面内容“有情有趣有用”，可读性强，我在厂里就常看达州日报的副刊星期刊、大周末、周末版（达州晚报前身）。

至此，我走进新闻行业摸爬滚打。最初，我被分到日报记者部当实习记者。这是个大部室，老的少的共有十五人，主要跑时政口子。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是两码事，我认真学习报纸上的新闻写法，虚心向经验丰富的前辈请教。

初来乍到，新手上路，找线索经验不足，加上僧多粥少，时政新闻任务不够分派，“规定动作”完成后很多时候无稿可写，我于是尝试给晚报写稿。

我给晚报撰写的第一篇豆腐块稿件刊发于2001年1月6日第二版，标题叫《一人受灾 众人相助》。内容是老婆厂里一个厂医停薪留职开办诊所，不料煮饭的液化气罐爆炸诊所被毁，厂里号召职工献爱心，全文只有200余字。其时电脑尚未普及，记者稿件全是手写，编辑改稿就用红笔勾勾划划。

记忆最深的是1月11日采访通川区小北街酱园厂附近居民楼发生的一起火灾。我壮着胆子跟着警察进屋，烧焦的女性死者蜷缩床上，皮开肉绽，飘散的烟雾弥漫着让人作呕的肉焦味，围观的人说是因病自焚。这条消息也只有200字。

写这篇征文，我特意翻看了保存20年已经泛黄的作品剪贴簿，统计当年1月共在晚报发表了《高楼设灵堂 吓坏夜归人》《今冬 羊驼毛大衣俏销达城》等6篇消息通讯，最短的200字左右，最长的也不过700余字。

那时候，刚创刊的晚报只有八个版，稿件编排十分精细，字号小容量大且接地气，社会新闻、民生新闻以及舆论监督报道颇受读者欢迎。

渐渐地，我走上日报采访工作正轨，给晚报写稿的机会少了，倒是跟当时的达州日报副刊都市周末写了不少深度调查稿件，有些还是2000字左右的头版头条。

2003年1月，日报新创办副刊生活周刊，我当了两年专职记者，之后当编辑。作记者期间，我采写了《网改何日进农家》《重建倒石桥风波迭起》等一大批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通讯，直到2009年1月调政文部主持工作。

在生活周刊当编辑期间，一周编一个版，跟玩儿似的。对写作的爱好、对新闻的追求、对报社的感恩，让我利用编辑工作之余不辞辛苦深入基层，采写了不少大稿好稿，其中很多上了头版头条，得到领导、同事和读者的好评。

生活周刊的采访经历，让我终生难忘。比如，我曾和一名女同事化装成情侣，去通川区罗江镇暗访“声名远扬”的“神算子”何仙姑，稿件见报后其算命窝点被公安取缔；曾去开江靖安乡一处被盗墓贼扒开的新坟现场采访，裸露的棺材令人毛骨悚然，后来警方侦破了这起多年未破的积案；曾去大竹高穴镇暗访两家造纸厂污染河流的丑闻，环保部门介入后给予关停处罚；曾冒着被围攻的危险，采访村民闹得不可开交的修桥纠纷；还曾顶着职业风险，调查刚建成开业、生意出奇冷清的达城中心广场，此文同时被晚报整版转载……

如果说日报记者部是我新闻起步的摇篮，生活周刊则是我成长的平台。因为生活周刊的办刊风格类似于晚报，我的很多稿件非常适合晚报，所以一度引起了晚报领导对我的关注。

2000年代中期，我听人传言，晚报一个领导想要我去当记者，已经给社长汇报了，让我做好思想准备。我听了不置可否，毕竟哪里都是干工作。一天，我去社长办公室求证此事，社长说：调人是报社通盘考虑，不是哪个版块想要哪个就要哪个——这是我第二次差点到晚报效力的机会。

后来，此事没了下文。就这样，从生活周刊到政文部，然后到编辑中心，再到2013年8月领衔创办扩版的生活周刊，我在日报干了近20年，直到今年7月因工作需要被调到晚报任职。

我有时在想，人生就是一个圆。当年因创刊晚报，我被招进报社，一番兜兜转转，最终回到了梦想起航的地方。

从记者、编辑到日报几个部室的主任，再到晚报管理岗位，写稿的时间渐渐少了，但是我对新闻的初心不改，对报社的情怀不减。是晚报的创刊，给了我二次就业、改变命运的机会，给了我施展才华、实现价值的舞台和空间。

我常设想，如果不进报社，厂子倒闭后，我能干什么呢？书生意气，老实性格，情商迟钝，学历不高，经商不行，手无缚鸡之力，心无比干之窍，形无潘安之貌，可能和我那些工友一样吧，只是广东福建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至多混个行政文员或车间主任。

现在，作为晚报管理人员，我依然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上不完的夜班，审不完的稿件，签不完的大样，做不完的杂事，接不完的电话。新闻虐我千百遍，我仍待它如初恋。

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办得风生水起荣膺“中国地方都市类报纸最具品牌价值十强”的晚报，近些年渐渐不那么受人待见了。新媒体的出现，将人们带入“指尖阅读”的新时代，全国的传统媒体哀鸿遍野。作为都市报的晚报，生存境况尤其堪忧，受众流失、广告下滑、影响降低，以前热线室市民排队反映诉求、遇重大事件数次报纸加印、广告客户争上广告的场景一去不返了。

马云说，“与趋势为伍，永远不要与趋势作对。”时代的进步和技术的变革，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笔与墨、铅与火到报与网，纸媒走进了互联网传播的全新时代，上网看新闻、手机上阅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可能就是一座山。智能手机的出现引起媒体革命，新媒体就像纸媒人头上的一座山。近年来，报社不惜重金“力拔山兮”，新进采编人员，再造采编流程，开发新媒体产品，全力推进媒体融合，打造全媒体矩阵，正奋力书写着媒体融合转型发展的新篇章。不管这个过程有多长、路多难，我想，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对信息的永远需求，就有媒体人生存的空间。

当然，变化的是信息传播的方式和载体，转换的可能是我们工作的阵地，然而不变的是新闻生产的核心内容。这，就是我们坚守新闻职业理想的底气。我们要做的就是告别传统思维，不抱残守缺，不因循守旧，与时俱进适应新的变化，提升传统纸媒的网上传播能力。

20年了，我见证过晚报“黄金十年”的无限风光，目睹了晚报“艰难十年”的黯然落寞，现在第三个十年又与晚报一起同生死共荣辱。不管怎样，晚报改变了我的命运，报社将我从一个粗通文墨的人培养成职业新闻人，我感恩，我知足。哪怕视力衰退了，哪怕两鬓斑白了，我依然会不忘初心，淡薄名利，不减干劲！□蒲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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