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邓小南:宋代有待再认识

邓小南是国家级教学名师,她在不同场合屡屡提及“宋代历史再认识”的话题。“宋代是一个充满矛盾与魅力的朝代。它的影响非常深远,但它的形象却并非清晰。”山东籍宋史研究专家邓小南通过“宋代历史再认识”,阐释宋代积贫积弱、新型士人、平民化世俗化等复杂而有趣的问题。

□本报记者鲍青

5月上旬的北京,春风和煦,天朗气清,绿意荫荫。北京大学校外车辆川流不息,校内空气沁人心脾。时光在一动一静间悄然流逝。“现在”转眼成“历史”,古今只在一瞬间。

在北大静园西侧的二院办公楼,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

邓小南是国家级教学名师,在北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史(下)》《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等课程。她的课一直深受学生欢迎。在学生眼里,她“说话温文尔雅,讲课非常通透”,“是那种你对她认识越深入,对她越崇敬的人”。记者约访时,邓小南每每不忘在回复的邮件结尾加上“祝好”等字样,还特别叮嘱“北大校门需要登记才能进来。如果有不便,请随时给我电话”。

谈起宋史话题,邓小南语调不疾不徐。她很少引经据典,但话语中极见深度。近年来,她在不同场合屡屡提及“宋代历史再认识”的话题。她在讲座上提起,在报刊上发声,在书籍中探寻,其缘由皆在于“宋代是一个充满矛盾与魅力的朝代。它的影响非常深远,但它的形象却并非清晰”。在邓小南看来,“宋代历史再认识”非常有必要。

在她的娓娓讲述中,一个距离我们千年之久的王朝,它的诞生衰亡、血肉风骨、成长磨难慢慢变得丰满起来,渐渐呈现在我们眼前。

历史注重反思,有着天然的

吸引力

邓小南谈论历史,可谓开门见山,“历史是一门注重反思的学科,历史学讨论的问题都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上。”她又认为,历史自有妙不可言的趣味。

从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至今,邓小南与历史研究结缘恰好整四十年。

邓小南的父亲邓广铭先生是山东临邑人,是二十世纪宋史研究泰斗。但她认为,自己没有完善的家学传承,“从18岁到27岁,我的青年时代都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度过的。”邓小南上山下乡的行囊里,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及鲁迅杂文选,几乎没有其他印刷品。九年的知青岁月,她与北大荒为伴,努力适应着苦寒的边疆生活。萧索广袤的原野里,邓小南感受着时空的浩渺无穷——这也是一种深刻的历史体悟。

时代浪潮是无数人的命运推手,也改变了邓小南的命运。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知青陆续从农村返回城市,邓小南也回到了北京。她一度在172中学(现在的人大附中)当起了初中政治课代课教师。

邓小南课教得很好,初执教鞭就是如此。她所教的毕业班政治成绩在海淀区名列前茅,让她颇觉自豪。但她也发现了一个自觉“匪夷所思”的现象:个别历史老师竟然能教得学生不喜欢历史,“这是不可理解的。我觉得历史天然就很能吸引人。”在她心目中,孩子都是听故事长大的。“为什么当这些故事连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枯燥的学科呢?”她百思不得其解,甚至还产生了两人互换科目,让自己去教历史的冲动。

至今,邓小南还笃信“历史有天然吸引力”的信条,“教历史就是要发挥它本来就能吸引人的一面。学生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不管哪方面的兴趣,都可以从历史里面找到相应的材料和启发。或者说,历史都会对你的兴趣有所回应。”

代课后的次年,一个更重要的念头占据了邓小南的脑海:“(我)初中毕业生去教初中,自己始终觉得心虚。当年恢复高考,我十分心动,但并未报名。”在边疆农村生活了九年,虽然磨砺了性情,却也耽误了学业。不仅高中知识无法系统学习,初中学过的知识也早已淡忘。父亲邓广铭也曾从高校的角度质疑:“初中生要是能考上大学,那还是大学吗!”

但首届高考招生结果公布后,许多被时代湮没多年的学子如愿考上大学,让邓小南的考学信心倍增。何况,父亲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因参与罢课被开除,后来不也考上大学了吗?1978年,邓小南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入读中国史专业。

报考研究生时,邓小南选择了宋史方向。这不仅因为父亲邓广铭长期治宋史,也由于当时宋史研究处于相对“冷清”的状态。因为宋代被视为历史上中原王朝屈辱内缩的“萎靡”时期,对史学青年的吸引力远不如汉唐盛世。当时,不仅同学中愿意学宋史的不多,甚至本科阶段都没有开设专门的宋史课。但就是这种陌生感让邓小南对宋史心生向往。

后来她在这里读书求学、任教治学,把岁月和流年都托付给了宋史研究。

形成于近代的宋史观带着

时代印记

随着研究宋史时间越久,邓小南就越希望探究宋史的复杂面目。她在许多场合,利用许多机会,介绍“宋代历史再认识”:自近代以来,学术界对宋代的认识趋于“屈辱”和“辉煌”这对矛盾的两极。

时至今日,这种对宋代的认识反差依旧有迹可循,而且各有众多支持者。历史教科书讲述宋代历史,常常围绕着四个字展开—“积贫积弱”。“积贫积弱”是对赵宋王朝整体国力的一种评判:“积贫”从宋代国家财政用度出发,认为其内部“冗兵冗官冗费”问题严重。“积弱”是针对其对外孱弱、国势不振、备受欺凌的总结。

近代史学大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为两宋历史部分所加的标题是《贫弱的新中央》,其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他不止一次感叹,宋代“积贫难疗”、“积弱难治”,并得出结论:“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

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又将宋代看作中国历史极为关键的阶段,对它的文明成就推崇备至。邓小南给学生授课,常会引用诸多前辈名家的评宋观点来作为佐证。如日本近代汉学家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假说,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学者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也认为:“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这些看似有所反差甚至互相矛盾的看法,在邓小南眼中恰恰是宋朝的独特魅力所在:两种看法都有各自道理,是研究者评论的视角和立场不同所致,这恰恰说明宋代历史有着开阔的研究空间,也是宋代研究的诱人之处。

邓小南介绍,宋代并非中国历史上国势昌隆的强盛时期。如果从空间的角度观察,宋朝所完成的统一与汉唐旧疆相较,算不上真正意义的统一,“宋代有统一战争,但最终只是局部统一”。

“从前有家电视台开拍宋代电视剧,命名为《天下一统》,找我去作历史论证。我说这个题目肯定不行……后来也有找过我论证类似节目,称道‘大宋\’的,我也是说不妥。大概以后不会再有人找我论证了。”邓小南的语气平和如水,但透出一股幽默来,好似波澜乍起,令人忍俊不禁。

国内学术界对宋代的这种认识其实是一种历史语境下的情感折射,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我们的宋史研究框架基本上是自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时人反观历史的体悟。”邓小南说。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先败于西洋,再败于东洋,开埠通商、割地赔款,饱受列强的欺侮。无论是社会还是学界,都积郁着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充溢着救亡图存、建设强国的期冀。在这种状况与心境下,仁人志士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与对汉唐盛世的怀恋联系在一起。而宋代对外始终疲弱不振,令大家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评,不会成为向往赞扬的对象。

宋代处于游牧民族再度

活跃时期

“宋代历史的趣味,即在于它的矛盾。”邓小南说。

这种矛盾,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即有谈及:经过太祖的创业,宋代的历史留下了不少似非而是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邓小南认为,宋代给人疲弱之感,其实有着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宋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其对外不振,除了一系列着眼稳定内部的政治决策所致外,也有独特大环境的缘故。”“如果把北宋疆域与自然地理区域叠压到一起,我们会看到,北宋疆域的西部、西北部与东部季风区的边缘高度重合。”

气候差异影响生活方式,进而影响文明形态。东部季风区温暖湿润,历史上一直是传统的农耕区,农业民族耕耘其间；西北干旱区干燥少雨,则是草原荒漠散布,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如果农耕和游牧民族势力相对均衡,双方往往就围绕着这个分界线展开拉锯。

“十到十四世纪,是北方游牧民族又一次活跃的阶段。当时,辽金和西夏已不是中原王朝的臣服附属。宋朝面对的是政权结构较为成熟的少数民族政权。”邓小南说。

周邻政权崛起,令宋代面临严酷的外部环境。而其内政自然深受外交反向作用,最重解决实际问题——“务实”。

邓小南讲述了一个关于宋太祖赵匡胤的小故事,“宋太祖看到城门匾额上写着‘朱雀之门\’,于是问随行的宰相赵普,中间加一个‘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回答说是‘语助\’。太祖哈哈大笑,说:‘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这则故事揭示出宋太祖对务实的推崇和务虚的嘲讽。这种思想走向同时孕育出它的另面效应,由于社会氛围相对开放,造就了杰出的思想哲学家。宋代最为后世称道的是它辉煌灿烂的文化。后世论诗词成就皆曰“唐宋”,绘画当属“宋元”,学术思想则分“汉宋”(汉学为考据学,宋学为义理学),宋代总要占上一个位置。

这些“矛盾”为宋代历史披上了一层面纱,遮掩了它本来面目。寻求这些“似非而是”问题背后隐藏的答案,其实也是揭开宋代模糊面纱的探索过程。

新型士人不同以往:“以天下为己任”

邓小南认为,研究宋史的“矛盾”应将关注点特别放在宋代“祖宗家法”和“新型士人”两方面。2017年,她的著作《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获得了第四届思勉原创奖。而这“对旧规则的尊崇”,和“新因素的出现”,共同交织成宋代发展演进的脉络。

与宋代形象模糊不同,宋代文人的形象却血肉丰满、喜怒可见。邓小南说:“这也是许多人心中宋代文人的可爱之处。”

宋代“士人”的新彰显在许多方面。与前代文人相比,宋代文人有许多是出身清寒的才俊,他们不仅才华横溢,而且颇多“通才”。他们是经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甚至还可能是科学家、医学家、美食家。他们身上散发的独特气质塑造了整个宋代与众不同的特色。

邓小南将这种“新变”,归因于科举制的兴盛——新型士人有了登上历史舞台的途径。他们有学识有历练,能力结构与其前辈不同。“我们看看唐代的文学之士和政治家,两种身份兼而有之的不多；而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他们不仅是身处高位的政治家,还是学识渊博的学者。”

科举出现于隋唐,但当时录取人数少,录取规则主观因素大,一个士子如果能得到某位高官的青睐和举荐,那么他被录为进士的概率就会很高。所以唐代文人喜欢写自荐信,投状干谒,但仅靠这种办法,在宋朝却行不通。

宋代创立的“糊名”和“誊录”制度,让出身庶民的学子有了更多的晋身机会。宋人曾说:“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在这种相对公平的氛围下,北宋前中期崛起于政治舞台的士人,就有像范仲淹和欧阳修这样起于清寒者。范氏早年读书于寺院,断齑画粥,坚持学业；欧阳氏四岁丧父,家中买不起纸笔,母亲教他拿芦苇秆在地上学字。

“经济发展与科举制加速了社会阶层流动,新的社会秩序随之建立。”邓小南解释道。缺乏家世背景的庶民通过科举,资质与能力得到认同,他们因而信心倍增,敢当天下事,有强烈的“致君尧舜”诉求。而这种诉求也影响着宋代学人的气质风貌。

邓小南以“寇准力劝宋真宗御驾亲征”来说明宋代士大夫“敢当天下事”的精神。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军大举南侵,兵锋直抵澶州(今河南濮阳),东京开封面临严重威胁。有大臣建议宋室效仿安史之乱中唐玄宗故事,退到江南或四川避乱,宰相寇准却坚持要求真宗御驾亲征。

皇帝不得已勉强北上,但还是不想渡过黄河天险,銮驾迟迟不愿到达前线北城督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寇准的支持下,“急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看到皇帝到来,前方军士高声欢呼,士气大振。恰逢宋军用伏弩射杀辽军大将萧挞凛,辽军士气受挫,双方决定议和。

讲和的进程也彰显了寇准身为“新型文人”,要“为天下争”的胸怀。真宗的底线是不能割地,但可以允诺每岁给辽国银绢100万匹两。寇准却命令议和代表曹利用,岁币不许超过30万,最终曹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范仲淹说:“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邓小南认为,为了国家社稷,而能“左右天子”,这种作为在士人心目中被认为是“大忠”,这一精神脉络,到了北宋中期的仁宗朝更为显著。

“仁宗时期,士人的文化品格和思想倾向,与六朝隋唐的世族知识分子明显不同。”邓小南介绍,新型文人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是兼擅文章、经术与吏干的“综合型”人才,而且有着极热烈的道德关怀,“欧阳修重修五代史,就是有感《旧五代史》传达的价值观有问题,他要贯彻自己的政治信仰。”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代人心目中的“天下”与“社稷”相连,是“万姓”的天下,并非某一帝王的天下。正是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情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因而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到了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高宗、秦桧热衷于主持“和议”,监察御史方廷实上疏,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这是对两宋士大夫精神的高度提炼。

宋代社会走向平民化和

世俗化

“新型士人的出现,引领了宋代文人品位的变革,一方面渐渐趋向高雅,一方面发展了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审美趣向。以俗为雅、大俗大雅的风格鲜明突出。”邓小南把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走向,作为“宋代历史再认识”的一个阐发重点。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出现正是北宋社会走向世俗化的例证。“宋代以前,绘画雕塑较少表现平民生活。到了宋代,对于普通人生活状况的关注,体现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之中。文学艺术重心下移,与市井发生了更为密切的关联,从体裁题材、创作主体到接受者范围都丰富扩大,这也带来了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

邓小南认为,宋代对待社会经济与此前王朝有别。自古社会“农本商末”,往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宋人却提出士农工商皆本业的观点。宋代财富因而流转迅速而频繁,“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商人活跃,不仅促进了都市商业繁荣,还使商业触角延伸到农村。

社会经济的嬗变也反映到了都市面貌上。由唐到宋,都市景观变化明显。唐代长安城坊市格局井然,尊卑秩序呈现鲜明。宋代开封、临安却展现出一种开放式的街市状态,官府、民户、商家混杂毗邻。城市居民“坊郭户”第一次被列入国家法定的户籍管理分类。大都市海纳百川,城内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化在瓦舍、勾栏、街市通衢中热闹缤纷。俗文化的兴盛也带动了社会文化的全面繁荣。

“宋代历史风貌的多面性正是其魅力所在。随着越来越多材料的发现和研究,宋代历史丰富复杂面貌会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邓小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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