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水面的旧时光 略谈吴伯箫与靳极苍的交往

□张期鹏

将吴伯箫与著名学者、山西大学教授靳极苍先生联系起来，源于我在搜集吴伯箫资料过程中，德州书友刘中蔚的一本赠书。刘中蔚所赠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9月版吴伯箫散文选集《烟尘集》，是吴伯箫1980年春节赠送靳极苍的签名本。那么，两人之间有何交往呢？我只知道他们是1925年至1931年间北京师范大学同级不同系的同学，其他就一无所知了。

为了查询其中的史实，我网购了一本太原书友赵柱家编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的《靳极苍文集》。读后，初步揭开了这一谜团。

原来，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制是六年，两年预科、四年本科。两人都是1925年秋天考入，吴伯箫选的是理预科，靳极苍选的是文预科。但第二年亦即1926年，吴伯箫就转入了文预科。如此说来，在北京师范大学预科的这个阶段，两人就是同班同学了。1927年预科学习结束后，吴伯箫进了英文系，靳极苍进了中文系，那时才可算是“同级不同系”的。他们的相识，至迟是在1926年北京师范大学文预科同班学习时。

对于当时学习生活的回忆，两人也有重合的地方。其中之一是鲁迅先生1929年夏天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广州、上海之后，重回北京的一次演讲。吴伯箫在《我所知道的老艾同志》中，靳极苍在《我和我的老师们》皆有描述。虽然靳极苍在文中记录的时间是1927年，但查《鲁迅日记》，应为同一场演讲。

关于讲演内容，据《鲁迅全集》的注释者说“主要谈文艺界的形势及与政治的关系”，但讲稿已佚，不得其详。吴、靳两人的记述，吴伯箫较多抒情、议论乃至引申联想的成分，好像不如靳极苍更客观一点。另外，靳极苍说这次讲演中途即为情绪热烈的听众打断，并未讲完。具体情况如何，还应去看鲁迅研究专家的说法，我在这里是不能妄下断语的。

还有就是关于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锦熙先生的回忆。吴伯箫说黎锦熙先生曾教他们大一国文，看来当时英文系的学生，也是开设国文课的。而作为中文系的学生，靳极苍当然就是黎先生的亲炙弟子了。

不仅如此，据靳极苍回忆，他与吴伯箫还都是当时“努力学社”的成员。而这个学社，恰是黎锦熙先生帮助成立的。

“这个大学原来是官费（在当时中国那样时代，官费学校是最难考的），所以考入的学生，大都是功课较好而家境贫困的。我们入学那一年，一下改为不官费了，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难了。正在这时，黎先生帮助我们成立了‘努力学社’，和北京文化学社出版家联系，由我们标点编辑古书出版。每标点一千字，给予五角钱的报酬。就这样，我们十几人，解决了生活问题，能继续学业，一直到毕业。”这些学生中以后出了几位名学者和有名的政治上的领导人。名学者如王重民，中国图书馆学专家、敦煌学专家，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教授，著述很多；孙楷第，中国小说和元明戏曲学专家，著述很多，北大教授；吴伯箫，中国散文家，任中国科学院文研所所长……另外还有教授、专家、编审几人。这固然决定于各自的努力，但当时黎先生提挈之功，也是该当承认的。

但对“努力学社”，我未看到吴伯箫有片语

提及。他在后来屡有提及的，是当时参加的一个山西同学比较多的群众团体“群新学会”，和到一所平民学校兼课的事。那么，吴伯箫是否是当年“努力学社”的一员呢？这个还需要一些旁证来证明。

1931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吴伯箫去了青岛，靳极苍去了沈阳，两人从此天各一方。我现在所能看到的，是靳极苍留下的1964年的一段史料。那是靳极苍与郭沫若、臧克家等的一场文字“官司”，吴伯箫作为靳极苍和臧克家共同的朋友，在二人之间起到了居中调停的作用。

靳极苍说，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当时，他正在太原给一些中学语文教师补授古典文学，于是应学员要求给他们讲解这些诗词。但他看到，他对诗词中有些词句的理解，与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和周振甫、臧克家在《诗刊》上的解说不一样。他于是写出争鸣文章，分寄《光明日报》和《诗刊》。《光明日报》不敢用他的稿子，给他寄回，他就委托与郭熟悉的一个老友直接送给了郭沫若。郭看后表示赞同，并在《光明日报》刊文更正了自己的看法。

当时，他与臧克家并未见过面，但此前通过吴伯箫的介绍，两人相互有所了解。于是，臧克家收到稿子后，就把稿子交给了吴伯箫，请他转送靳极苍，同时附信说：“我解‘飞鸣镝’（指毛泽东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一句——引者）依于毛主席指示，指革命的我方。靳同志所解和毛主席指示不同，不便刊登。”并说毛泽东给他的指示“是海内孤本”。吴伯箫在转送臧克家的信时，则附信说：“我认为你解得对，他解得不对，你隐去他的名字，任何刊物都可接受。”果然，他按照吴伯箫的意见，在文章中隐去了臧克家的名字，很快就在有关报刊上发表了。

靳极苍说，臧克家虽然当时没有承认解释有误，但以后再谈“飞鸣镝”时，也没有坚持以前的说法，算是默认了吧。而周振甫既无反馈，以后也不作改正，令他一直耿耿于怀。这也可能，是靳、周所争并非原则问题，两种说法可以并存。无论如何，靳、臧之争以这种方式落幕，吴伯箫的居中斡旋之功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自己的两个互不相识的老友，他也算尽到了一份责任。

吴伯箫与靳极苍之间的交往，我目前所知仅此而已。文中所引他们的记述，因为年代久远，也未必完全准确。但我相信，只要凝神考索、耐心等待，一些疑误会慢慢得到澄清，许多旧日时光还会渐渐浮出水面，让历史的细节得到还原。

最后还想炫耀一下，我网购的这本《靳极苍文集》，扉页上留有靳老一段珍贵的手迹：“迺翔同志，好久不见了，谨寄此，如一握吧。我的全集名《注释学系列丛书》，最近出版。惜部头太大，不便邮寄，谨此奉知吧。也许明春能到北京，带些去。不一定。”

这是一段赠语，更像一纸短信。我微信发给文集编者柱家先生辨认，他说是靳老手迹无疑。如此一来，这本书的价值就不同一般了。按照此书出版时间，1907年出生的靳老，写这段话时已九十四岁高龄，还说“也许明春能到北京”，那精神与气魄，真不是常人能比的。

据我分析，这个“迺翔同志”，极有可能就是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迺翔先生。从靳极苍先生这段文字看，既无落款，也无时间，好像并没有写完、寄出。其中原委，可能又是一段长长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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