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粉条、当掉的大衫、血染的党证…… 聆听这些文物背后的初心故事

在全国各地的红色纪念馆内，几乎每件文物都映照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及人文精神，让更多人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应该是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根粉条里的初心

在宁夏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纪念园内的三军会师纪念馆里展出的当年红军用过的粉勺

一根普通的粉条，在不少人吃火锅、酸辣粉时可能才会被注意到。但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有一种用马铃薯淀粉制成的粉条却意义不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红粉”或“红军粉”。

西吉县位于曾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这里地处宁夏南部山区，气候温凉，适宜马铃薯生长，马铃薯一度成为当地群众的主要口粮。白色粉条被称为“红粉”的背后，有一段“仁义之师”与当地群众鲜为人知的故事。

事情得从80多年前说起。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作为第一支进入宁夏的红军队伍，途经宁夏西吉县的兴隆镇。这里是回族聚居区，红军充分尊重回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和风俗，被当地百姓称赞为“仁义之师”。

红二十五军短暂休整后离开时，几名伤员借住在西吉县兴隆镇的老乡家养伤。这些红军伤员来自南方，看到当地老百姓仅靠蒸、煮等方法食用马铃薯，便开始教他们如何利用马铃薯制作粉条。

红军战士先把马铃薯切成碎块，再使用石磨将碎块磨成淀粉汁，之后用粉勺把淀粉汁漏成条，开水煮熟后捞出晾干，即成粉条。这样的工艺经红军教授后，就在当地流传开来，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

“当时，住在村里的红军伤员手把手教我太爷爷和村民做马铃薯粉条，没想到这成了我家几代人的谋生手段。”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村民摆世明说，从他太爷爷开始，一家四代都以制作这种粉条为生。

在当年的兴隆镇，留下的不仅有粉条，更有红军与当地百姓的深厚情谊。

“村民们倾其所有悉心照顾红军伤员，伤员们在传授村民制粉技术的同时，也帮村民干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农活。”摆世明回忆道。

虽是小小一根粉条，但对当地百姓而言，可谓一件大事：马铃薯不易贮存的难题被破解，老百姓的温饱也有了着落。

令人欣慰的是，这项制作马铃薯粉条的技艺，80多年来在王河村从未断绝，一直传承至今。

如今，小粉条给村民带来了大收益。王河村加工粉条的农户最多时有120多户，靠加工出售粉条，王河村“红军粉”的名声逐渐叫响，“红军粉”成了村里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当地以贩卖粉条为主的运输业也随之兴起。

在粉条产业的带动下，王河村于2015年脱贫销号，2018年年底，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万元。

王河村出产的粉条，虽然厂家、商标各不相同，但包装背面都会写上一段关于红军教村民做粉条的故事，有的还会在包装显眼处写上“红粉“”红军粉”等字样。

在当地群众看来，将这种粉条称作“红粉”或“红军粉”，是纪念，更是感恩。

“当年红军教村民们制粉，跟如今党和政府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是一脉相承的，时间在变，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没有变。”兴隆镇党委书记慕夙说。

一件多次被当掉的大衫

“杨靖宇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时穿的大衫和用过的褥子，1996年该文物被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组确认为一级文物。”东北烈士纪念馆、东北抗联博物馆馆长刘春杰介绍说。

图片上的这件遗物是杨靖宇1931－1933年在哈尔滨进行抗日活动时穿的大衫。收藏这件文物的人是满洲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姜椿芳的母亲（以下称姜母）。

1952年，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去姜家，姜母才知道杨靖宇已于1940年壮烈牺牲。姜母十分悲痛，流着泪将一直珍藏于家中的杨靖宇的这两件遗物取出来，郑重地交给何成湘，请他把这两件烈士的遗物转交给东北烈士纪念馆，作为教育后人的历史见证。

1931-1933年杨靖宇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时穿的大衫

姜母回忆，1933年5月中旬，杨靖宇假扮生意人，回到哈尔滨。在姜家住了一个来月，像一家人一样，有空就帮助姜母做家务。

6月初，杨靖宇要返回南满，继续领导南满地区的武装抗日斗争。由于经费的问题，临行前，杨靖宇再次把他从当铺赎出并穿用了近一个月的大衫和褥子送进了当铺。他将当票交给姜椿芳的母亲代为保存，预备再回哈尔滨时赎出来继续使用。但是，此后杨靖宇在南满率领抗日武装于枪林弹雨中与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抗战，直至1940年牺牲，再没回过哈尔滨。

当票赎期快满时，姜母悄悄把大衫和褥子赎了出来。1936年，姜母随姜椿芳离开哈尔滨去了上海，她一直保存着这两件衣物，还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还给杨靖宇。听完这段故事，在场的人无不悲伤热泪盈眶……

独臂将军陈波血染的党证

一张被鲜血尽染的党证

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陈展着一张独臂将军陈波（原名陈汉清）血染的党证，它是1934年在川陕苏区颁发给优秀共产党员的，当时共颁发了两千张，但建国后仅发现这一张。这张血染的党证，见证了陈波将军传奇的一生。

1929年初春，20岁的陈波在黄安（今湖北红安）七里坪参加红军。因为他当过裁缝，组织上分配他到被服厂工作。同年7月的一个夜晚，被服厂党支部在一棵大树下召开支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秘密阶段举行的特定方式：借助夜幕，不准点灯，也不必举手表决，只需说一声“我同意”或者“不同意”就行了。在这个“黑灯”会上，陈波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在川陕苏区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党组织为激励广大党员奋勇前进，决定给优秀党员签发党证，这是党对自己儿女的一次全面审查和政治考核。每一位党员都要在支部会上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简历、作战表现等，再经群众评议、支委会通过，呈报上级党组织批准，才能签发党证。

在评议发党证的支部会上，宣传委员徐向前说“：我们的支部书记陈汉清同志出身贫苦，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同意发给党证。”陈波领到党证后，十分珍惜，特地缝了一个小皮囊别在腰带上，专门放置党证和交党费的铜钱。

1941年3月的一天，时任八路军前总特务团副团长的陈波向战士们介绍完滚雷的使用方法，并开始做示范。他命令大家后退 300米，然后抱起西瓜大的滚雷向山丘走去，团长欧治富拦住他说：“这是新制的，有危险，我来吧！”陈波说：“你是一团之长，还是我来吧！”待大家进入安全地段后，陈波开始按雷、擦火，“嘣”的一声，不合格的滚雷一触即发，陈波倒在了血泊中。

经过奋力抢救，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仅剩一条胳臂和两条无法弯曲的残腿。醒来后，他用仅有的那只右手摸到裤带上，发现少了什么，便焦急地问护士：“小皮囊呢？”护士不明其意，陈波解释说：“火柴盒大小，裤带上的。”护士将他的血衣翻遍，终于找到被鲜血浸透的小皮囊，党证也已被鲜血尽染。

受伤后的陈波，虽说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但他决心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为抢夺东北的抗战果实，向东北大肆增兵，我党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组建了“赴东北工作干部团”，简称“东干团”，紧急向东北驰援，陈波看到东北的紧张形势，便向中组部提出要参加“东干团”，领导似乎在故意考验他，指着那匹烈马说：“上马兜一圈，不从马上摔下来，就让你去。”陈波接过缰绳，右手一按马背，稍一纵身便越上马背，十多分钟后回到了原地。就这样，他成了“东干团”的一名特殊成员。日军投降时，按照党的指示，陈波一个人接收了日军的一个军用仓库，他昼夜守卫，枪不离身。当后来为支援东北而仓促赶来的359旅官兵在为棉衣和枪支弹药发愁时，陈波挥动着仅剩右手的拳头说：“快来拿吧，这儿应有尽有。”我军官兵们不仅得到了充足的物资，也从这位身残志坚的老红军身上得到了莫大的激励。

艰苦的长征、血战甘南、宁夏、山西……赴延安、战东北，多少次，行军作战，汗水把陈波的党证浸透，多少次，沿途的奇寒把党证上的汗水凝成冰凌。在穿越鬼子的封锁线时，为防备落入敌手而暴露身份，许多人都把党证销毁了，陈波说：“就凭我这一只胳膊两条残腿，不是红军就是八路，有无党证一个样，落到敌人手里都是死。”所以他一直揣着党证打天下，伴随党证渡难关。

这张小小的党证，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伟大历史转变，也见证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一片的赤诚之心。

□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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