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杜亚雄

“河州花儿”又称“少年”，它在世界各民族民歌的百花坛上是一朵奇葩。2009年9月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花儿的独特性在民族音乐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我国各地和世界各国都不乏研究的学者。然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要分为“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两大阶段，前一阶段的任务是要弄清研究对象“是什么”，后一阶段则要弄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并进行阐释得出结论。从这样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关注花儿的学者虽多，但其成果多半是浅层次的描写，真正谈得上对其有深入研究的则凤毛麟角。

王沛先生是花儿的故乡甘肃临夏人，他数十年如一日对花儿进行研究，“田野工作”做得非常扎实，“案头工作”也搞得很深入。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做到注意到了花儿“是什么”，解释了它“为什么是这样”，而且提出了许多十分有见地的意见，从而为花儿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树立了一座座里程碑。

如花儿的曲调一直被称为“令”，而又有学者把“令”字和“元曲”曲牌中的“令”混为一谈。王沛先生在田野工作中注意到，当地并不把“令”称为“ling”，而称为“lei”，这其实是藏语安多方言中的“勒”的汉语音译。“勒”即卫藏方言中的“鲁”，是藏族诗歌及民歌的一种体裁形式。他据此认为“令”可能是文人整理花儿时根据元曲之“令”引起联想而用的字，不是民间原本的称呼。

他还对羌族民歌和花儿的曲令，羌笛以及用来伴奏“少年”的“咪咪子”这种民间乐器进行了比较，指出了花儿和羌族民歌的渊源关系，同时还分析了花儿的歌词，指出其中有少数民族语言的成分。这些都是建立在扎实田野调查基础上的真知灼见。

民歌的历史就在民歌本身。纵观汉族民歌史，四句为一段是其最主要的结构形式，《诗经》中的《国风》如此，今天流行在各地的汉族民歌和用汉语唱的民歌也是如此。从表面上看，花儿是四句为一段，但结合曲调来看，唱花儿的某个曲令，一遍只唱两句词，四句词两次才能唱完。花儿的曲令有一百多种，无一例外。因此，花儿的歌词其实是两句一节，而非四句一节。花儿虽然用汉语演唱，但两句一节并非汉族的传统，这种形式似乎源自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汉代《匈奴歌》，南北朝时的《敕勒歌》可为佐证。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其歌词的语法结构，就会对这一点有更清晰的认识。

（《中国花儿散论》，王沛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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