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女儿”樊锦诗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9月18日，81岁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从1963年7月北大毕业来到敦煌，半个多世纪，樊锦诗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探索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一辈子，一颗心，一件事。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近日，樊锦诗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出版，这也是樊锦诗首次自述她的传奇人生。

从江南到荒漠

樊锦诗单纯简朴、低调谦和，她总是将自己隐于敦煌之后。面对公众，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说我了，还是说说敦煌、说说莫高窟吧”。所以对于她的一生，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一次，在杖朝之年，她终于决定说出自己感人至深的人生故事。

樊锦诗的祖籍是浙江杭州，1938年7月9日生于北平。“那一年北平已经沦陷，绝大多数北平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人士都拒绝与侵略者合作，宁愿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到大后方为抗战尽力。由于种种原因走不了的，也宁可隐居起来，过着清贫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下，樊锦诗的父母决定带着全家去南方谋生，所以很小的时候，樊锦诗就来到了上海。小时候受父亲的影响，樊锦诗喜欢听评弹、看戏。在她的记忆里，大人们会给孩子讲文天祥、岳飞、戚继光的故事，“听家里人说，就在我出生那年的年初，也就是1938年1月，因为寒潮入侵上海，有上万人被冻死、饿死”。

虽然小学三四年级时差一点死于小儿麻痹症，但樊锦诗还是幸运地挺了过来，她崇拜居里夫人，以至于曾经一心想学化学。高中毕业，考虑再三，她还是选择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并选择了考古专业。彼时的北京大学，名师云集。在苏秉琦、宿白等先生的影响下，樊锦诗坚定地走上了考古之路。而北大的精神传统和学术氛围，也为她今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精神底色。

和敦煌结缘始于樊锦诗的毕业实习，正是1962年的那一次毕业实习，改变了樊锦诗一生的命运。那一次去敦煌，樊锦诗心里充满对敦煌的美好想象，但西北荒漠的现实却让她立刻傻了眼，“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干部服，一个个都跟当地的老乡似的”。更为严重的是，实习还没有结束，樊锦诗却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不得不提前离开敦煌。虽然如此，在1963年毕业时，她还是被分配去了敦煌，“我常说自己几次想离开敦煌都没有离成，敦煌是我的宿命”。

半个多世纪的守望

20世纪中国档案界有“四大发现”，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居延汉简，这四大发现，推动了国内的许多学者加入近代考古学研究的前列。而敦煌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文书，莫高窟创建于公元366年，迄至14世纪，其间连续建造时间达千年之久，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至今在1700米长的断崖上保存了735个洞窟(包括南区和北区)、45000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世界上没有另一处佛教遗址能如莫高窟般绵延千年持续建造，又保存有如此丰厚博大的艺术和文献珍宝。

然而从明朝中期以来，莫高窟日益荒废，直到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发现藏经洞，才引起了学界的震惊。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于是有了守护莫高窟的第一代“敦煌人”。他们当中最杰出的领军人物，就是常书鸿。在敦煌艺术的感召下，常书鸿先生毅然从巴黎起程，回到中国，冒着抗战的烽烟来到敦煌，筚路蓝缕，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工作。

在樊锦诗眼里，这正是莫高窟人的“莫高精神”，一种“舍身饲虎”的精神。在写到常书鸿时，樊锦诗这样说，“当时他面对的莫高窟已经五百多年无人管理，几乎是一片废墟，可他毫不畏惧，不仅没有走，反而把家在重庆的妻子、儿女全部都接来了莫高窟，全家在此落户。过了一阵，家庭遭遇变故，妻子突然不辞而别，常先生骑马去追也没追回来。遭遇家庭离散之痛的他并没有离开，他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坚持在莫高窟工作。”

生活条件的艰苦不用说，几乎每一个守望莫高窟的人，都要遭受孤独的痛苦。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多年两地分居，一家人不得团圆，“文革”结束后，“到了解决分居问题的时候了，老彭当时急切希望我尽快调往武汉，儿子也特别希望我调去武汉”，可是这时，樊锦诗又犯了犹豫，“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为敦煌干点事”。加上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面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希望对方让步，双方争持了很长时间。最终，丈夫作出了从武汉大学调到敦煌的决定，“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还没提出来的时候，自己提出调来敦煌。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时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严，也许我就去了武汉，因为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放弃家庭，甚至离婚，我没有那么伟大。但是他没有，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作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就是在这50多年守护莫高窟的岁月中，樊锦诗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完成《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了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建设了让敦煌艺术永续流传的“数字敦煌”项目。

此生无愧于敦煌

1998年，樊锦诗从前任院长段文杰先生手中接过敦煌研究院院长重担的时候，已经60岁了。上任不久，她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的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消息一出，敦煌研究院上下震惊，我更是寝食难安”，那些日子，樊锦诗只要一想到让旅游公司经营管理莫高窟这样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就会“惊出一身汗来”。幸运的是，经过种种努力，莫高窟终于避免了被企业管理的命运。

50多年来，樊锦诗克服了多方面的挑战及资金上的难题，心无旁骛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用最新科技保护敦煌、展开国际化合作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推动的“数字敦煌”计划，利用高科技手段，采用数字存储与再现技术，永久保存莫高窟的全部历史信息及其珍贵价值。

在自述中，樊锦诗特别说到自己常常驻足于莫高窟释迦摩尼涅槃像前的感悟，“如果此生找不到自己心灵安顿的地方，如果心灵一直在流放的路上，就犹如生活在漫漫长夜中。当下就是涅槃，当下就是佛国净土，明白了这一点，莫高窟岂不就是我的佛国，我此生的净土。心的力量真是无比强大！而心的强大，就在于正定，在于守一不移。”

“她守护国宝，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她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但却用数十年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2004年“感动中国”的颁奖词，或许是对樊锦诗传奇人生的最好概括。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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