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残碑背后的“茶叶战争”（下）

《辫子和衬裙的商业先驱之旅》中的手绘图——背夫背着茶包翻山越岭。

《辫子和衬裙的商业先驱之旅》中的手绘图——穿行于只容一马前行的山间小路上。

《辫子和衬裙的商业先驱之旅》中的手绘图——康定锅庄。

高富华文/图

“茶叶战争”打响

古柏原计划取道西藏察隅到印度阿萨姆，但被巴塘汉藏官员拦住。反复周旋未果，他只得折转南下，到了云南阿墩子（今云南德钦县城），又被当地人拦了下来，甚至还关进了监狱。关押5周后释放，他被迫放弃了经大理到缅甸的计划，再按原路返回。

1868年9月20日抵达打箭炉，后经雅安、乐山、重庆出川，11月11抵达汉口，最后返回印度。

回到印度后，古柏写出了一本厚厚的考察报告《辫子和衬裙的商业先驱之旅》。

在书中，他得出了以下结论：

印茶是藏区唯一所需并有利可图的大宗产品；

印茶可由察隅至巴塘的边茶贸易路线入藏，同时这也是康区矿产资源运往印度的路线；

汉藏双方对印茶入藏严防死守，坚决抵制的根源在于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英印政府可反其道而行之，可通过印茶入藏的经济入手达到战略扩张的政治目的；

向西藏倾销印茶的经济效益巨大；

在必要时可用武力手段打开西藏市场。

当时，中国人出于垄断边茶贸易的需要，对雅安生产砖茶的制作过程完全保密，古柏设法从客栈老板那里打听制作过程，他分不同等级的茶叶产地、采摘时间、制作工序、单价、销售区域分别作了详尽描写，为印茶按雅安边茶的生产标准提供了精确数据。

他断言：“中国一旦准许印茶入藏，印茶在与雅茶的竞争中可轻易获胜。印度政府所获效益将弥补鸦片贸易利润随时可遭到的损失。如果能用印度茶叶替代中国茶叶，这将是一个巨大价值的市场。”

1869年3月，古柏参加了印度加尔各答商会组织的活动，大肆鼓吹把茶叶卖到西藏路程短、赚钱多。他向商会算了一笔账，印度与中国相邻，尤其是大吉岭、阿萨姆地区等产茶区与西藏相邻，这里修通了公路、铁路，与将茶叶运到欧洲相比，印茶入藏的运程较短。

“若阿萨姆茶叶能达到雅茶的质量，便可轻易在巴塘以低价售出。茶叶是打通西藏线的有力武器，印茶若能取代川茶，英国将获巨利。”

古柏的建议引起英属印度政府的强烈反响。8年后，《中英烟台条约》签订，“条约”另附专条，允许英国人入藏探访。

“探访”的结果，一场笼罩在“侵藏战争”硝烟下的“茶叶战争”骤然打响。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3月20日，英国出兵数百人，向隆吐山发起进攻，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藏军奋起抵御。

1890年，英国迫使中国签订《中英印藏条约》。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条款》规定，印茶五年后可入藏销售。

1904年，英国再次发动侵藏战争。英国侵略西藏并动用武力，与印茶入藏的目的紧密相联。

抵制印茶入藏

对于川藏“茶叶战争”的研究，远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冯明珠也情有独钟。台湾故宫博物院存有完整的清朝奏折，里面有很多关于茶马古道的内容。冯明珠长期致力于“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的研究，曾多次深入川、青、藏进行实地考察，先后撰写了《川青藏边域实地考察》、《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等著述，文中多次写到川茶与印茶的“交锋”。

川藏茶马古道的源头雅安，自然也是冯明珠关注的地方。近年来，她多次到雅安考察，2011年4月，她应邀到雅安参加茶马古道论坛，还在论坛上作了精彩的发言。

“英国对于清政府从川茶销藏贸易中获利颇丰垂涎已久，一直企图用印度所产茶叶取而代之。英属印度茶叶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夺我茶利，在十九世纪末期，随着英俄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步伐的加剧，印茶暗渡陈仓，潜运入藏。”

英国为使印茶销藏合法化，极尽其威胁利诱之能事，企图迫使清政府签约茶叶入藏章程。印茶强行入藏一事，引起激烈反响，朝野出现“印茶亡边，抵制印茶”的声音。

随后，清政府在发展川茶、抵制印茶作了若干努力，如创设九局，九局之一就是设置茶盐局，下设官运茶局，目的就是降低运输成本，抵制印茶。同时整修道路，拓宽“茶马古道”，在雅安筹建官督商办的藏茶（边茶）贸易公司，同时加快康区改土归流步伐，加大中央政府对康藏地区的统治。

这一系列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印茶侵入西藏的步伐。

《重修大相岭桥路碑记》和“功德碑”，说的就是整修道路，拓宽“茶马古道”。大相岭桥路的整修，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浩大工程”。光绪32年（1906年），四川总督锡良到此“检查指导”，欣然写下《重修大相岭桥路碑记》。而荥经、清溪两县的老百姓交往方便了，如此“惠民”工程，自然也要感谢一下县大老爷“为民做好事”，也刻了一通“功德碑”谢恩。在文物专家眼里，“桥路碑”和“功德碑”隐藏着中印“茶叶战争”的故事，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茶叶大盗”接踵而至

印茶入藏，除了受到清政府抵制外，印茶在“口感”上也不被西藏人所接受，总觉得“缺了什么味”。

古柏考察的价值在于向官方提供了有关雅安边茶入藏的详细情况和相关数据。

随后，英印政府开始组织专门人员研究印茶入藏问题。1870年后，接连不断地派出间谍、领事官员在雅安、打箭炉一带考察。如基申·辛格、霍西等人考察川茶种植和边茶贸易，所收集的情报为印茶入藏做了充分的技术和商业准备。

1891年和1905年，英印政府先后派人罗森、哈奇森等人到雅安考察，他们从茶树的栽培到茶叶的加工，从茶叶的运输到销售，都进行了详细的秘密考察。他们以雅安为中心，考察茶山（蒙顶山）、茶路（经荥的“大路”和经天全的“小路”）、茶城（雅安、打箭炉）、茶人（吴理真）、茶事（莲花山会）等。在他们的笔下，蒙顶山茶产区的概况和历史、管理和税收、生产和加工、运输和销售等内容全部囊括，他们还考证了吴理真的生平和皇茶园七株茶树的来历，哈奇森称吴理真是“雅州茶行业的守护神”。甚至对“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这一茶联的由来，他们也进行了考证。

先后写出了《四川西部的茶树种植以及经由打箭炉与西藏的茶叶贸易》、《供应西藏的印度砖茶：四川任务报告》等考察报告，为印茶入藏提供了决策依据。其中《四川西部的茶树种植以及经由打箭炉与西藏的茶叶贸易》一书，在1895年出版后，百年后的2013年，印度IshaBooks重印。说明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军阀混战，所有抵制印茶、整顿边茶生产运销的举措停了下来，印茶趁虚而入，渐渐地充斥西藏市场，印茶曾一度长驱直入，卖到了打箭炉。

1908年，一个名叫布鲁克的英国人也走在了整修后的大相岭茶路上。

布鲁克一边行走，一边写日记，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布鲁克不仅记下了雅州印象，还记下了沿途的风物、人文以及道路情况。尤其是对背茶包到打箭炉的背夫描写，颇具人文情怀，读来令人震撼。

“雅州是一座繁忙的繁荣小镇，它是青衣江上的一颗明珠，它三面环山。雅州又是西藏茶叶加工的大中心，茶叶就生长在附近的山上，脚夫把它带进雅州，在这里被焙干、揉制，然后包装在竹筐里，运到西藏市场上去……”

“在大相岭半山腰，我们发现积雪覆盖，道路结着冰，路面很滑。于是，我们把带钉的铁板捆在鞋底，在一个劲猛吹的寒风里挣扎前进，艰难地攀登爬上山顶。”

“上山的路上，我们看到了成百的脚夫。这些脚夫背着大背的茶叶缓缓地往上爬，一背一般有14包，每包重14到18斤，如果每包平均重16斤，就可能发现每一背将有224斤。有些背18包，那就是重288斤。看到14至18岁的男孩，也有女孩，背负着大约120斤左右（7至8包）的货物往上爬，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些东西一直背到打箭炉去的，那里离这里的直线距离不下60英里，而走大路足足有140英里（一英里等于1.60931公里），在地图上形成一个V字形，要翻过两座高山，而它们的高度都将近10000英尺（1英尺等于0.3048米）……”

半截“功德碑”，一段隐秘史。拂去历史的尘埃，在“功德碑”背后，隐藏着的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茶叶战争”。

虽然印茶入藏了，但由于雅安边茶的独特生产工艺，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饮茶口感，印茶受到藏族同胞的抵制，雅安藏茶（边茶）依然畅销康藏，背夫的身影依然出现在古道上。

如今，雅安藏茶仍然占据着西藏市场的“大半壁江山”，只是现代交通运输工具代替了千百年的人背马驮，昔日的茶马古道虽然湮灭在了大山中，而旅游的勃兴，又为茶马古道的崛起提供了条件。

编后

从地理位置上讲，雅安位于中国第一阶梯向第二阶梯的过渡地带，地理和文化的多元丰富，过渡地理山川变化、民族文化交融产生的“差异美”，历来让人着迷。外国人在雅安游历考察的“故事”，可谓跌宕起伏；外国人在雅安的考察报告，依然发人深省。

由于康藏地处边陲，同一时期的中国学者几乎很少涉足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文字留下。西方人留给了我们许多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调查资料，记录了康藏地区风情奇趣，填补了有关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文化等方面资料的不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乘“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倡议，在史海中打捞碎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为我们打开了一道“认识自己”的独特窗口。这对于我们茶产业的发展、品牌的营销，及至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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