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最高检第九检察厅长：涉罪未成年人保护教育管束不可或缺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 高检网 图

“把对孩子的保护做得更实、更细”，2020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作最高人民检察工作报告时如是说。

如何更好维护和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今年两会期间，专司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回顾总结了第九检察厅设立以来的工作成效，以及如何狠抓“一号检察建议”，织牢织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网。

专访中，针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史卫忠指出，当务之急是切实推动发挥专门教育、收容教养等制度的作用，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不能再“一放了之”，保护、教育、管束三者不可或缺。

对于近年来屡发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史卫忠说，要破解制约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现难、取证难、认定难等突出问题，抓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建立特殊证据理念与标准。要建立健全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审查判断标准。

狠抓“一号检察建议”，探索建立性侵从业禁止制度

澎湃新闻：2018年底，最高检新设了专门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第九检察厅，加强对未成年人司法规律的探索，这一探索有何进展和成效？

史卫忠：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检察职能作用，加强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更加有力。全年共批准逮捕4.76万人，提起公诉6.29万人，同比分别上升18.9%和24.2%。从重从快办理了河北唐山伤童案、辽宁葫芦岛驾车冲撞学生案、江苏女足教练性侵案等重大、热点案件。广西某小学教师黄某权强奸、猥亵儿童案，一审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二审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

二是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更加到位。依法保障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积极推进“一站式”询问救助办案机制建设，加强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各地检察机关联合各方力量，及时提供经济救助、身体康复、复学就业等多元综合救助。

三是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更加有效。坚持依法惩戒和精准帮教相结合，对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不批捕1.65万人、不起诉0.92万人，附条件不起诉7463人，689名涉罪未成年人经检察机关帮教考上了大学。

四是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更加全面。有序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2019年，共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3274人，对监护侵害行为支持起诉133件，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452件。

五是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作用更加突出。狠抓“一号检察建议”监督落实，积极推动校园安全建设，预防和减少性侵未成年学生犯罪。“一号检察建议”发出一年多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党委领导、政府支持下，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多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了督导，张军检察长到地方调研也专门安排到学校检查。陕西、河北、河南省委、省政府主管领导亲自部署开展专项督导、亲自到寄宿学校夜查暗访，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

与此同时，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全面推进，截至目前，3万余名检察官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也步入常态化制度化。

为破解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难、报案不及时等问题，湖北、浙江、江苏、江西等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取得不错的效果。

针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重犯率高、熟人作案比例高的特点，浙江、江苏、上海、重庆等地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探索建立性侵害违法犯罪信息库和从业禁止制度，截至2019年底，上海已查询27万人，对26名具有性侵害违法犯罪前科人员予以辞退或者不予录用。这对于拒“大灰狼”于校门之外，保护好我们的孩子不受伤害，发挥了积极作用。

未达刑责年龄涉罪未成年人，不能再“一放了之”

澎湃新闻：检察机关对于涉嫌轻微犯罪并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司法导向如何？针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如何做到宽容不纵容？

史卫忠：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是我国对涉案罪错未成年人的基本刑事政策，保护、教育、管束三者不可或缺。

首先，对于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比如，一般的盗窃、抢夺、霸凌、伤害等犯罪，属于初犯偶犯的，以教育、感化、挽救为主，能够宽缓的尽量从宽到位，能附条件不起诉的，一般就不再起诉，尽量给他们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避免因羁押造成交叉感染，小恶变成大错。2019年，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不捕率、不诉率分别比整体的不捕率、不诉率高出12个、14.8个百分点。

其次，对于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涉罪未成年人，坚持宽容而不纵容，该捕的捕、该诉的诉。这既是体现法律惩治与教育功能的客观需要，也是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的内在要求。当然，对未成年人的严，也要与成年人犯罪有所区别，要做到严而有度、严而不厉，同时要把帮教贯穿始终。

第三，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涉罪错的未成年人，我们强调，决不能再“一放了之”，而要会同相关部门探索建立有效的教育矫治机制，及时干预、严加管束，使其不致继续危害社会。比如，对罪错未成年人开展司法训诫；对家长开展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督促其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督促将严重罪错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教育或者予以收容教养，等等，逐步建立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有针对性地强化对涉罪错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

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未成年人，不能“一放了之”

澎湃新闻：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暴力事件频发，引发社会针对罪错未成年人保护过度问题的讨论。您怎么看？

史卫忠：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不容忽视，特别是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等严重罪行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虽然规定了训诫、责令严加管教、政府收容教养等措施，却因为操作性不强，难以发挥作用，导致司法机关在“一判了之”和“一放了之”两个极端之间左右为难。

澎湃新闻：鉴于目前犯罪日渐低龄化的现状，有的认为，下调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作为检察机关，对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一观点有何认识？

史卫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随着每一个个案的频繁曝光，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成为热议话题。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相关负责人对此回应称：单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能否从根本上有效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下一步，将结合有关法律修改完善工作，进一步研究在制度层面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干预处置机制和有效教育矫治措施。检察机关将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当前，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社会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人数已大幅减少，且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与2014年相比，2019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14至16岁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5445人，较2014年减少5890人，降幅达51.96%。同时，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占受理审查起诉全部未成年人的比例也呈同样趋势，2019年较2014年下降5.76个百分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形势逐步向好。

从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看，解决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针对未成年人的罪错程度设置阶梯式的多种实体处遇措施，供司法机关根据涉案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加以适用，以实现矫治的个别化和有效性。近年来，为有效解决训诫、责令严加管教、政府收容教养等措施操作性不强、适用率不高等问题，四川、上海、江苏、河南、北京等一些地方检察机关探索开展了临界预防、分级处遇等工作机制，取得较好效果。

比如，自2016年开始，四川资阳检察机关针对高危未成年人“发现难、处置难、管理难”的问题，联合公安机关建立信息共享数据库，根据违法犯罪情况和个性特征，分为黄色、橙色和红色三个预警等级，开展差异性帮教。截至2019年底，共将390余名未成年人纳入数据库管理并进行三色预警，其中已对59名高危未成年人开展帮教，帮助16名辍学少年重返校园，帮助25名未成年人就业。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2019年11月，北京市检察院与海淀寄读学校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教育矫治工作机制的合作框架协议，三级检察院共同组建专门学校工作团队，将为开展临界预防、分级干预及建立科学的罪错未成年人矫治体系等工作探索有效路径。

在认真总结各地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最高检在2019年初下发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以及近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中均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临界预防、家庭教育、保护处分等分级干预制度。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各地检察机关探索经验的指导总结，将成熟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当务之急是，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切实推动发挥专门教育、收容教养等制度的作用，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不能再“一放了之”，促进“保护、教育、管束”有机统一，同时，积极推动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

应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必要的检视和完善

澎湃新闻：在涉罪未成年人的保护上，有社会舆论担忧“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或会助长犯罪，对此您怎么看？

史卫忠：未成年人犯罪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属于初犯偶犯、轻微犯罪等。除对犯罪较轻的未成年人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以外，从法院判决看，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占大多数。比如，2017年至2019年，未成年人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人员合计占80%以上。

为防止犯罪前科给这些罪错未成年人带来负面影响，帮助他们更好地改过自新，无痕回归，《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犯罪时未满是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加密”，这一规定对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促进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比如，2018年以来，在检察机关帮教下，1315名涉罪未成年人考上大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让他们卸下“包袱”，轻装上阵，继续深造，为国家做出积极贡献。

实践中，注意运用好这一制度的同时，建议应结合实践对该制度进行必要的检视和完善。如是否可以不再仅以处刑期限作为封存的条件，增加规定一些例外情形。不论对于这些有前科的未成年人，还是对于社会、国家都有益处。今后，我们将结合司法办案深入调研论证，必要时，提出完善相关规定的意见建议，以更好地发挥这项制度的效用。

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建立健全言词证据审查判断标准

澎湃新闻：近期，性侵未成年人事件屡发，检察机关在依法从快批捕、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有何良策应对这一问题？

史卫忠：近年来，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多发，检察官在办理这类案件时，通常重点会考虑三个方面：一是必须让施暴者受到应有惩处。坚持零容忍态度，从严从快打击，绝不姑息。2017年至2019年，共起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34万人。河南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尉氏县赵志勇、李娜等人强奸未成年人，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一案，主犯赵志勇被判处死刑、李娜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限制减刑。加强刑事诉讼监督，坚决监督纠正有案不立、立而不侦、重罪轻判等问题，维护司法公正。2018年，最高检以审判监督程序抗诉了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张军检察长亲自列席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阐述抗诉意见，齐某被从有期徒刑十年改判为无期徒刑。

二是确保让受害者得到及时抚慰。依法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同时，积极开展司法救助，联合专业力量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心理测评、身体康复等救助工作。加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建立集未成年被害人接受询问、生物样本提取、身体检查、心理疏导等于一体的“一站式”办案区478个，保护被害人免受“二次伤害”的同时，也保证了取证质量。如在山西省孝义县王某强奸案中，检察机关聘请心理咨询师对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救助被害人的同时，还挖出了一起漏罪。

三是努力让类似案件不再发生。针对办案中发现校园安全管理隐患、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等问题，依法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及时堵塞漏洞，消除犯罪诱因。比如，重庆、江苏、北京、海南等地检察机关就治理营业性网吧、娱乐场所和宾馆违规接待、容留未成年人等问题发出检察建议1186份，一批违法经营场所被整顿、关停。

澎湃新闻：针对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举证、证据认定以及定罪是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在检察机关看来，性侵案件办理还存在哪些难点？如何破解？

史卫忠：司法实践中，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还存在不少难点，突出表现在：一是发现难。与其他案件相比，性侵案件往往发生在室内或者其他相对封闭的场所，私密性较强，外人很难看到，加上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很多孩子受到犯罪嫌疑人恐吓、利诱后不知报案、不敢报案，致使案件难以发现。

二是取证难。未成年人大多没有保存证据的意识，加上很多案件由于报案不及时，时过境迁，一些关键证据，比如DNA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同时，很多事后的现场勘查只能证明案发的地点、现场概况，难以起到有效证明作用。

三是认定难。性侵案件一般没有目击证人、缺少客观证据，很多案件只剩下一对一的言词证据，犯罪嫌疑人据此多不认罪，加上很多未成年人受年龄、智力等客观制约，感知、认知和记忆能力受限，有的表达不完整、模糊，有的前后表达不一致，老师在的时候是一种说法，警察在的时候又是另一种说法，与家长追问的又不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犯罪的指控。

基于性侵案件特别是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有时候虽然内心确信，但由于证据上并没有完全达到确实、充分的要求，司法机关在认定时也存在一定分歧。实践中，很多案件包括上下级检察机关在证据判断、犯罪情节认定上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今后，我们将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积极推动破解制约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突出问题：一是强化与公安机关的沟通与配合，及时介入，就侦查取证工作提出意见建议，逐步实现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全面、及时介入。

二是建立特殊证据理念与标准。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的审查，要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人的标准予以判断。根据经验和常识，未成年人的陈述合乎情理、逻辑，对细节的描述符合其认知和表达能力，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被告人的辩解没有证据支持，结合双方关系不存在诬告可能的，应当采纳未成年人的陈述。要建立健全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审查判断标准。

三是统一司法标准和尺度。加强与公安、法院的沟通交流，通过典型案例研讨、一体推行司法政策、公检法办案人员和律师同堂培训等方式进一步凝聚共识，联合相关部门制定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规定，统一司法尺度，形成打击合力。

四是完善相关发现案件的工作机制。除抓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全面实施外，还要积极总结推广相关发现案件工作机制。比如，福建省漳州市检察院为解决留守儿童遭受侵害发现难、发现晚的问题，联合妇联、公安等部门建立起以农村妇女主任为主体的2000余人、覆盖所有基层组织的春蕾安全员队伍，取得良好效果。

加强办案专业化建设，严惩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澎湃新闻：近年来，通过网络进行“线上侵害”甚至性侵害未成年人问题不容忽视，能否简单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史卫忠：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的网络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有所增多。存在多种方式：一是线上性侵害。嫌疑人通过QQ、微信等方式添加未成年人为好友，诱骗未成年人拍摄裸照，或者招募选拔童星、游戏充值、发红包等为由实施拍摄色情视频等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

比如，2018年，最高检发布的骆某某猥亵儿童案这一指导性案例，就是通过威胁、恐吓，强迫未成年拍摄裸照进行网络猥亵。这是对儿童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的严重侵害，与实际接触儿童身体的猥亵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检察机关抗诉后被认定构成猥亵儿童罪。最高检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下发，为各地办理类似案件提供了指导与借鉴。

二是线上结识线下性侵。嫌疑人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结识被害未成年，通过线下网友见面实施性侵行为。如近年来广西某市办理的强奸未成年人案件中，有超过40%的案件是通过网络交友手段实施性侵害。

三是利用网络实施组织卖淫等侵害众多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犯罪嫌疑人利用网络进行指挥，有计划组织、分工未成年人实施卖淫等犯罪行为。如广东中山办理的皮某某组织卖淫案，组织者以“代聊手”“键盘手”的身份，利用微信中“附近的人”功能大量添加微信好友，组织卖淫活动。

此外，还有通过其他方式实施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对此，检察机关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法从严追诉，绝不姑息。

澎湃新闻：对此，检察机关将如何应对？

史卫忠：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强与相关单位的协作配合，加大打击力度：一是进一步加强网络性侵类案指导，细化办案标准。联合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办理规定，进一步规范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据审查标准、法律适用条件等。

二是加强办案专业化建设。结合网络性侵特点及查处难点，有针对性地提升审查专业力量。如上海市检察机关组建涉互联网专家咨询组，聘请在信息网络安全、网络犯罪侦查、电子数据取证等方面的实务专家学者成立涉互联网专家咨询组，提高侦查过程中的取证规范化、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

三是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为破解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难、报案不及时等问题，近日，最高检会同公安部、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出台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了报告的主体，需报告的情形，报告的程序、责任等内容。为解决性侵害未成年人重犯率高的问题，最高检经与公安部、教育部沟通、研究，于近日会签下发了《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下一步要积极抓好两个意见的贯彻施行，确保发挥制度的最大效用。

四是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问题的法律监督。立足司法办案，针对制作传播网络违法及不良信息、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特别是网络游戏管控，校园周边安全治理及文化市场整治，娱乐场所、网吧、宾馆及其他场所违规接待、容留未成年人等重点问题，加大监督力度，及时清除诱发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隐患、漏洞，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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