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笔者近日调研发现，合肥市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已在多个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许多地方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呈现不少亮点，但也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

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造成农村公共服务和管理困难。村里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等“三留守”群体参与意愿与能力有限，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缺失，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积极性不高，参与度较低。村民自治有待深化。一些村委会存在明显的行政化倾向，对于政府管理事项和村民自治范围缺乏基本的区分，导致村委会承担工作的70—80%都是政府部门交办的，工作方式基本按政府指令行事，村民自治往往流于形式。传统小农意识影响人们对村民自治的态度和行为，一些村民权利意识模糊，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轻易把自己的权利相让；“与世无争”的传统观念影响着村民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有些村民认为谁当上村领导与自己无关。制度落实不到位。当前农村普遍制定了村规民约、村务公开章程、村民议事规则等，但有的地方存在村规民约照搬他村，有的地方村务公开时间不及时、公开内容不完整，对群众意见大的“热点”问题遮遮掩掩；部分管理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群众知晓率不高、执行打折扣、落实不到位的情况。

推进乡村有效治理，要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综合施策，加大创新探索力度，着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村民自治是村民直接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笔者认为，首先要深化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生动力。

要充分考虑农村人才实际和制度运行成本，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组织架构。研究村民代表会议常设化问题，探索建立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决策和监督、村委会负责执行的运行机制，激发广大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热情；规范乡镇对村民自治的指导和监督，乡镇政府的指导和监督行为应当依法进行，不得将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异化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依法委托村级组织开展工作的，应当保障经费。推进乡村有效治理，要注重培养村民的参与意识、公共精神。前些年，“合村并组”导致建制村治理单元偏大，随着村民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难度加大。因此，要根据利益相关性、地域相近性、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等要素，合理确定乡村治理单元，缩小村民自治半径，寻找村民自治的最佳支点，充分发挥好村民理事会、议事会等组织的作用。适应城乡人口双向流动趋势，不断完善民主议事制度，探索户籍村民和非户籍常住村民共同参与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还要积极为农民群众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渠道，培养他们的话语表达意识，引导他们参与乡村振兴规划的制定与推行。

乡村社会自身潜藏着社会治理的活力和希望，村民对乡村发展、社会和谐都有强烈的需求。村民的热情和智慧一旦迸发出来，乡村善治之路就会在脚下铺展。 （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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