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旧事 马丽春

马丽春，新安晚报原文艺副刊部主任、高级编辑，现大皖徽派主编。张兆和和沈从文（资料图片）

一

多年前，合肥城里有一位人物，因为写“合肥四姊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而引起我关注。他叫张煦和，算起来是“合肥四姊妹”的堂弟。他当时在我所在的报纸副刊上发文章，虽然数量极其有限，按他自己的话说，他一生中写的文章加起来也就十来篇而已，而在我报上发的也就几篇而已，而且时间跨度有一二十年之久，但那些文章却给我印象很深——我也就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

从去年到今年，我一共见过他两次面，还都是在我家里。他从市区坐公交车，辗转来到我小区，和我聊上两三个小时后又翩然而去。以这样的方式和我见面的也只有他一个。这时候他早已退休，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合肥而在上海。他儿子在上海闯出了事业，当爹的去儿子家住顺便带带孙儿，不过，这么一来，他这个老画家便再也不画画了。没条件了吧？

张煦和在几年前曾给我寄过一本小画册，我看了却不知塞到哪里去了，今年再见面时，他又带了那本小画册来，在他走后，我便把他的画和别人写他的文章看了又看，结合他对我的两次数小时的讲述，我对他的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

1945年出生的他，是在张公馆长大的最后一个孩子，也是搬离张公馆最晚的一个人物，他看着张公馆在他面前一点一点消失，他们张公馆原来有17间房子，有亭台楼阁，各种大小花园，还有藏书楼、家祠、大佛堂什么的，院子里还有两棵慈禧太后赏赐的玉兰树。这两棵玉兰树长得郁郁葱葱，但现在都死掉了——一棵是1970年前后死掉的，另一棵是什么时候死的张煦和没有说。那两棵玉兰树我当然不可能有印象，我进进出出那里的时候，张公馆已经变成一个普通大院的格式了。南门进去不远处倒是有一棵大树，这是有印象的。我在南门口的门面房里上了好几年班，那时候我女儿是中学生，她一放学就会往我们报社跑，和我打过招呼后便一头钻进新闻热线接线间，和几位接线员做了朋友。她们给她一点钱，她就兴头头地跑出去买串子买各种吃食。她后来成了小说家和编剧，还写到这段经历对她的影响。

合肥四姐妹曾经生活过的张公馆，以后演变为安徽日报宿舍。张煦和出生在这里，人民政府后来留给他三间屋子。后来做过合肥市文化局长的著名戏剧家、全国人大多届代表侯露女士（她父亲黎佳，著名漫画家），小时候也曾住过这里。我记得那个大院邻近北门的西北角那一带还有两幢旧楼，曾经是合肥市卫生局的办公房。张煦和说那并不是张公馆的老房子，而是后来盖起来的。

1996年的一天，史景迁、金安平夫妇来到合肥，历史学者金安平是《合肥四姊妹》一书的作者。她来合肥，是为写书搜集素材，张煦和便成了他们联系的一个关键人物。张煦和说金安平来之前，三姐（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已经写信介绍过他们了。此前他们到访北京采访张家姐弟数人。他们来合肥后在安徽饭店一住下，张煦和想带他们到合肥城里转一转，但他们执意要先去看看张公馆。张煦和只好领着他们来到张公馆，史景迁看到安徽日报院子，他叹息一声，说了一句话：“没有东西了”。

那次他们在合肥，张煦和还介绍他们认识了翁飞和马祺。马祺事后写了一整版的文章在我报上发表。他也是我熟悉的作者，是地方志研究专家，他研究张家也有年头了，搜集了不少资料（他写的张树声家族一书现在已进行到一半）。后来在《合肥四姊妹》的致谢名单中有翁飞、马祺、程如峰，张煦和却被错写成张曦和：

“当我在合肥的时候，安徽社会科学院的翁飞给了我不少重要的提点。两位地方史专家程如峰和马骐，以及张家姐妹的堂弟张曦和，陪我到合肥城西近五十公里外的张家祖屋。在这两个大院中，依稀能看见旧时代的遗迹：两棵梧桐树——那是慈禧太后赐给张家姐妹的曾祖父张树声的……”

这里面恐怕不止一处错误，除把张煦和错写成张曦和外，梧桐树应该是玉兰树吧？程如峰以研究包公而著名，他应该是包公研究专家。不过，这一点似可忽略不计。

二

一九九六年夏天，这对夫妇来合肥时，我已在安徽日报旗下的新安晚报上班，他们眼中的“梧桐树”，也许我见过。但当时走过路过都不曾理会。更想不到这里的一切，居然会是张公馆所在地。而旁边邮政大厦、邮政酒店则是李公馆所有地。安徽著名作家季宇便成长于此。

张煦和说他小时候经常跑到李公馆去玩。李公馆是西式风格，和张公馆的中式风格倒也可以互补。他说张公馆留下的最后一缕痕迹，是和李公馆（即现在的邮政酒店）交界的那半堵墙了。那半堵墙是清时的老墙。今年（2019）八月的一天，我去城里看病，特意去安徽日报老院子里看那半堵墙，可我看来看去，也看不出名堂。那里似乎正在整修，地面上堆了不少沙子和水泥。现在看来，这半堵墙也即将消失。

金安平在书中为什么会把张煦和的名字写错呢？作为一名学者，似不应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张煦和解释说，《合肥四姊妹》一书完成时，书稿首先在台湾出版，金安平是用英文写作的，写到他时，掉了一个字母，结果就被译成了“曦”。台版出来后金安平发现了错误，但因为她当时很忙，没顾上去纠正。后来大陆三联版问世时，也就跟着犯错了。我手中的是2007年12月的三联版。如果不是和张煦和面对面，我还发现不了错误。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缘起，金安平在序中倒交代得一清二楚：“我着手写这本书纯属偶然。一次，四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充和，来我们家里吃饭。在此之前，我们曾见过几次面，她和她的丈夫傅汉思，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是我丈夫史景迁在耶鲁的老师……”

这顿饭局给金安平打开了一扇窗户。金安平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在老师的葬礼上认识了史景迁。两人后来结婚，但都是再婚者。现在史景迁在汉学界名气大得不得了，而金安平呢，却因此书而出名。史景迁母亲也是一位业余画家，当张煦和说要送他妈妈一张中国画时，史景迁高兴极了。史景迁给他女儿买算盘，是张煦和陪他到四牌楼百货大楼买的。他还要买毛笔和扇子回去送给张充和，也是张煦和陪他在博物馆门口古玩店买的。当然他们去张老圩做调查也是张煦和陪同的。

三

合肥四姐妹中和合肥缘分最深的是张充和。她在8个月大时被叔祖母李识修收养，被抱到合肥来。这位叔祖母是李鸿章四弟李蕴章的四女儿。她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她有过女儿和外孙，但都死掉了。

李识修是个非常有修养的女性，会背很多诗，她年轻时跟着公公张树声走南闯北，格局明显高过很多人。那个时候张公馆的两房人（张树声有三个儿子总共三房）都已搬走，偌大的公馆里是老太太在当家。张充和在这里受到了完整的国学教育。老太太先后给充和请过好几位老师，但她最满意也任教时间最长、对张充和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名叫朱谟钦的先生。他是位考古学者，吴昌硕的弟子，曾经在山东博物馆工作，也是位书法家。当然老太太给他的束脩也相当高（一百银元），足以养活他全家。

这位朱先生因为母亲生病而回到合肥来，他教了充和六年，教她断句，也教她书法，张充和晚年明确说这位朱先生是合肥人，就住在四牌楼不远的地方。那么朱先生在合肥可还有什么事迹可考？——我后来问了几个人，终于有人给我一个答案。那人说朱谟钦疑似朱楷。

朱楷，号拜石，安徽合肥人。安徽省图书馆博物部负责人，曾随吴昌硕习金石、考古，工铁笔，印风入缶庐堂奥，又因考古有成就，曾参加英皇加冕典礼。有《考订寿县出土古器物初稿》、《安徽省立图书馆所藏寿县出土楚器简明表》等论著传世。

他告诉我，朱先生更多的资料查不到了，只知道他有个儿子叫龙章，七十年代和合肥市文物管理处打过交道。他让我找省图的人了解一下，但后来我找省图的馆长先生，他说他也不知道。

这条线索姑且放在这里，也许以后会有更多信息浮出水面。

四

那么张煦和和合肥四姐妹之间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呢？他对我说，张充和的叔祖母李识修就是他的奶奶。——可我脑筋一时转不过来，这位奶奶不是没有亲儿子的吗？

终于在《合肥四姊妹》中找到这么一段文字：

“她过继后的两年，家族中的第九房要求识修过继他们家里一个十一岁大的男孩。”

李识修从来不想过继什么儿子，但她名下有大量的土地、房产和各种财富，而张树声有八个弟弟，他们枝繁叶茂，他们的后代都迫切想要继承她家的财产——古代中国最理想的继承方式便是过继儿子（张充和的父亲也是过继的。他从五房过继而来）。这位思想开明的女性，最后不得不屈服于家族的势力，”那个比充和大9岁的男孩便成了她的父亲“——书中这一处翻译也出了问题。张充和称其为“叔叔”，而不是父亲。这个男孩名叫张成龄，便是张煦和的父亲。

书中说这个孩子不喜欢读书，天性懒惰，快20岁时还染上赌博和逛妓院的恶习，更难听的话这里不再引用——据了解，张成龄在42岁那年去世，而张充和是民国二年即1913年出生的，以此推测，张成龄生于1904，卒于1945年，而张煦和恰于此年出生，所以他告诉我，“他父亲很早就死掉了”。

对这位叔叔，《合肥四姊妹》中的用词偏于负面。而在晚年张充和的叙事中，倒还是蛮中性的。在她回苏州后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她16岁叔祖母去世离开合肥时，是这位叔叔送她去苏州的。

“祖母灵柩在8月17日出了殡后，叔叔便预备送我到苏州，筹备了好几天。……”这个时候这位叔叔已经有一位5岁的儿子了，这个孩子名叫张融（？）和，是张煦和的异母兄长，1924年出生，这个孩子后来跟张充和一直有联系，抗战时期还去重庆投奔张充和。1949年后，他住在芜湖。

而张煦和后来跟合肥四姐妹联系上，恰恰也是因为这位长兄的关系。据他向我回忆：四姐妹中见面最早的应该是张兆和沈从文一家。他们1979年要上黄山，给芜湖哥哥写了信，哥哥又写信给他，问他能否陪同他们上山？但张煦和刚刚出过一次长差（他当时在合肥被单厂搞设计），他说他不方便再请假。后来陪同他们上山的是哥哥的女儿。

查沈红（沈从文孙女）整理的《张兆和年谱简编》（见《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34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版），沈氏夫妇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黄山行，是在1974年，此年条下有：“与亲友黄山行”。

张煦和也因此和沈从文张兆和联系上了，尔后和其他张氏姐妹兄弟都陆续有了联系，也因此，他认识了萧乾、黄永玉、吴祖光、新凤霞、汪曾祺、李辉等知名文化人。沈从文还给他写过回信，他说他的地址写得很潦草，沈从文就把他写的地址剪下来贴在信封上，结果寄到合肥时因为投递员认不出来，便把信扔到了他家附近的一个粮店里。有一次张煦和跑到粮店里打电话，居然让他瞧见了这封信。一看邮戳，那封信躺在那里已整整两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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