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理学院95岁老教授为刘安翻案： 论淮南王刘安之死（下） □孙和平

据《汉书·武五子传》载：“孝武皇帝六男。卫皇后生戾子……”“戾太子据，元狩元年立为皇太子，年七岁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使东方朔、枚皋作 祝”。戾太子应生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是年武帝为二十九岁。淮南王刘安被削地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太子已满四岁。汉武帝二十九岁才得一个宝贝儿子，当然要庆祝一番。“三月，甲子，立卫夫人为皇后，赦天下。”（《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武帝元朔元年条），为送子娘娘立庙，命当时朝中的大文学家东方朔、枚皋为“公式祝”（即祝词），并大赦天下。这样的大事，刘安毫无所闻，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反而听人七说八讲，便引起自己的喜怒无常，这不是神经错乱，又作何解释。

“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几位书生，侈谈军事，这不是纸上谈兵是什么！这能起什么作用？后面是一大段伍被劝勿反的说教，刘安听了，“气怨结而不扬，涕满匡横流，即起，历阶而去”。大概也感到谋反是死路一条，绝无成功的希望。严重的问题是祸起萧墙。

“王（安）有孽子不害，最长，王弗爱，王、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时诸侯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建阴结交，欲告败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数捕击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谋欲杀汉中尉，即使所善寿春庄芷以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

看来这是家庭中的利害冲突。刘不害的儿子刘建，不满太子刘迁独享淮南，而自己的父亲刘不害不得分土为侯，因而上书告变，书中还说“具知淮南阴事”。这就很起作用了。还有一层，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向汉武帝建议“‘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上从之。春，正月，诏曰：‘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资治通签》卷十八·汉纪十·武帝元朔二年条）。汉武帝采取这一措施，是贯彻执行景帝以来继续削弱诸侯王的一贯政策。对于汉中央这一新规定，淮南王刘安并未响应，因此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刘建上书天子，事情就闹大了。所以接着“上以其事上迁尉，延尉下河南治”。“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一遭横祸，昔日的仇人也乘机扑来了。“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自然是火上加油，使刘安难于招架。但此间最关键的人物是公孙弘，他是当时的丞相，是实权派，汉武帝下面的决策人物。他一示意，就定下了调子。由“乃疑”即“深穷治其狱”，内外勾结，上下交攻，何愁构不成冤案！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欲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叛逆之计，此皆宰相奉职不积，恐窃病死，无以塞责。乃上书曰……”

由上述可知公孙弘是一个阴险狡猾，口蜜腹剑，阿谀奉承，老于世故的官僚。首先得到审卿的买通，对淮南王刘安的案件积极插手，把家庭纠纷硬拉到“有叛逆计谋”上来。但还认为做得不够，未尽到“佐明主填抚国家”的责任，在他重病在身的时候（次年死），还要向皇帝上书，大申君臣之义，也就是惟恐对刘安问题处理不力，使自己的计划落空。

公孙弘对刘安的仇恨还表现在学术思想上。公孙弘是以儒生对策“拜为博士”，“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由于他阿谀取巧，很得武帝宠信，元朔五年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资治通鉴》卷十九·汉纪十一·武帝元朔五年条）。公孙弘又是西汉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比董仲舒更有实权，在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设五经博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史记·儒林列传》）。儒家学派在武帝的提倡和扶持下成了“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的压倒一切的统治学派。而刘安的学术思想以道家思想为中心，再综合先秦道、法、阴阳等各家思想，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攻击儒家为“俗世之学”，俨然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相对抗。武帝这一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公孙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刘安聚集数千人，另树旗帜与之抗衡，也必然耿耿于怀，誓必拔除而快。这也是公孙弘之所以热衷于除掉刘安的原因之一。

在传记中写刘安与伍被商议如何“谋反”，但无具体事实，只是私自做了一切印玺，准备一旦事急在郡国激成变乱，这确是谋反罪证。但也是狗急跳墙，无可救药的最后一着了。及至“上遣延慰监因拜淮南中慰，逮捕太子，至淮南”，谋士、伍被即诣吏告发，“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扬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衡山王赐，淮南王弟也，当坐收，有司请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

汉朝只派了“淮南中慰”及少数官吏就轻而易举地把刘安父子逮捕了。而且连“党羽”也一网打尽。刘安也并没有采取什么军事行动进行抵抗。可见汉朝中央也未把淮南事件当作叛变来进行镇压，这与吴楚七国之乱时，东南半壁，皆非汉有的情况完全两样。《史记》上说，刘安虽也想进行反抗，但终是秀才造反，不但无具体军事措施，可能也无决心，所谓“计犹豫未决”，最后只有坐以待擒，这叫什么“谋反”？

在传记中，衡山王赐当然也有些“密谋反事”的言行，但武帝并不看得那么认真，恩赐“不当相坐”，可见实际情况汉朝中央是清楚的。

对于淮南王刘安的罪行，武帝特命诸侯王列侯及朝廷大臣进行一番议论。“赵王彭祖、列侯臣让等四十三人议，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胶西王臣端议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许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

为统一对刘安罪行的看法，汉朝中央特别召集了一次有四十三人的讨论会，其中提出了赵王彭祖、列侯让及胶西王的意见，这当然也代表了汉朝中央的看法，总的说来是思想言论的问题，所谓“怀诈伪心”、“荧惑厚重”、“妄作妖言”等等都不包含着有谋反的行动。这就证实了刘安的“犯罪”与学术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

武帝最初对刘安是尊敬的，后来由于逐渐倾向儒学，对其学派也就不顺眼了。而刘安此时，以诸侯王的身份，招致数千学者，组成宠大的学术集团，著书立说，与儒家大唱反调。这无疑使汉朝中央感到咄咄逼人的压力，加以诸侯与中央朝廷本身就有矛盾，因此，发展到后来武帝在群臣“皆曰可杀”的压力下，再也不能刀下留情了。最后的结果是：“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王后茶、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

“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资治通鉴》卷十九·汉纪十一·武帝元狩元年条）。

根据《通鉴》记载：淮南事件发生于元狩元年，刘安死年五十七岁。

学问渊博，文质杉杉的淮南王刘安在政治上是幼稚愚昧的。在汉朝中央与诸侯的矛盾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的武帝时代，政治风浪一个接一个地排山倒海而来，多少诸侯王冠落地，身死国除。这位埋首书丛的学术钜子，置身于政治风浪和学术风浪的交汇之中，当然只有葬身波谷，永含不白之冤。

清初史学家王夫之对淮南王刘安有过这样的评语：“淮南王安著书二十篇，称引天人之称，亦云博矣，而使谋兴兵者，率儿戏之策。所与偕者，又童昏之衡山王赐及及子迁尔，叛谋不成，兵不得举，自刭于宫庭，其愚可晒，其狂不可瘳矣”（《读通鉴论》卷三·汉武帝）。

王夫之的见解也是较为深刻的。他首先肯定了刘安广博的学识，然后指出他谋反如同儿戏，最后指出他的“愚”和“狂”。从文学的表现上去理解，当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王夫之也和无数读者一样被司马迁蒙蔽了。

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后于刘安三十多年（刘安生于文帝前元年，公元前179年）。淮南事件发生时，司马迁已二十余岁，当然有所闻知。后来作了太史公，从事《史记》的写作，在刘安传中所用的材料，不管是当年听到的传说，或是后来在皇家图书馆所见到的资料和档案，都是经过御制的官方材料。对“大逆无道”的已死罪人，谁还愿意为他考虑是否冤屈的问题，所以把汉朝统治者给加上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如觊觎皇位的一系列活动）也照样写入了传记，作为信史流传，白纸黑字，已成定论。二千年来，很少有人对此怀疑。殊不知“信史”中也有不信之史。在浩繁的史料中，我们应该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刮垢磨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总的说来，刘安是博学多才的学者，而不是心怀鬼胎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一生汲汲追求的是著书立说“流誉天下”，而不是觊觎皇位，兴兵谋反。他的确不曾谋反。他既没有谋反的物质条件，也没有谋反的思想基础。家庭的偶然纠纷，被他的仇人和对立面加以利用，节外生枝，推波助澜，终于把他推进了坟场。他的死是无辜的。杀害他的第一号刽子手是公孙弘。但刘安毕竟是书生，不懂得韬光养晦，而凭自已诸侯王的财力和威望，组成庞大的学术集团，在学术上另立门户，与执教的儒家学派分庭抗礼，树大招风，成了打击的目标。追随他的几千文人学者，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西汉文化学术史上的一次浩劫。刘安是历史上的不幸者，他的死有力的说明了西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残酷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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