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记者在省内部分地区调研，发现过多过滥开具证明的现象屡禁不绝，增加了群众和基层负担 规范证明 让基层摆脱“公章困境”

●“这几年社区开具的证明有所减少，但总体数量仍然很多，类似‘我是我’‘我妈是我妈’的证明不在少数。”——淮南某社居委主任张某

●“社区章成了‘万能章’，社区干部如同无所不能的超人。”——部分社区干部

“社区章”不是“万能章”

“社区不是卖车的商场，怎么能证明这个电瓶车是你的呢？”日前，在合肥市某社区，居民王先生正在和社区党委书记高某就是否开具证明而激烈争执。

王先生的电瓶车不久前被当地交警扣押，交警告诉王先生，如果想要回电瓶车，就必须证明该电瓶车是他的。王先生的电瓶车没有登记，购车发票已经遗失，当场无法证明对电瓶车的所有权。交警给王先生“支招”，让他到所居住的社区开具证明，证明电瓶车是他的。

“关于电瓶车是不是你的，社区没有这项证明义务，也证明不了。”高某表明了态度。“没有证明就领不回电瓶车！”王先生反映他的难处。双方争执一个多小时，最终高某本着相信王先生的态度，开具了证明。

“少数部门动辄要求群众到社区开证明，但有的证明事项，社区没有能力鉴定，开具的证明缺乏效力。”淮南某社居委主任张某表示，居民火化需要死亡证明，如果在医院死亡，会由医院开具医学死亡证明，但是如果是在家中死亡，殡葬部门就会要求社区开具死亡证明。开具死亡证明需要社区干部上门亲自鉴定死者，遇到这种事情，有的干部心理上难以接受。除了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死亡证明上还要注明死亡时间、死亡原因等信息。“社区工作人员只能鉴定是否死亡，至于死亡的其他信息，需要专业法医鉴定，我们哪有能力来鉴定这些？”张某无奈地说。

“这几年社区开具的证明有所减少，但总体数量仍然很多，类似‘我是我’‘我妈是我妈’的‘奇葩’证明不在少数。”张某表示，有的机关单位不允许本单位开具证明，但仍然要求证明材料，导致群众涌向社区来开具证明，社区变成了证明开具的兜底单位。记者调研发现，社区证明涵盖了居民的身份、亲属身份、物品所有权，甚至死亡、受伤原因等各类事项。不少社区干部调侃道，“社区章成了‘万能章’，社区干部如同无所不能的超人”。

●“一些证明要求脱离实际且毫无必要，除了‘证明’了他们身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其他什么也证明不了。”——淮南某社区党委书记朱某

●“一些无谓的证明与‘信息孤岛’直接相关。”——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教授昂永生

“证明多”凸显“作风病”

“一些证明要求脱离实际且毫无必要，除了‘证明’了他们身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其他什么也证明不了。”淮南某社区党委书记朱某表示，每开具一个证明都意味着承担着一份责任。一些单位遇到拿不准的事，就让居民找社区开具证明，试图将责任转嫁给社区。“现在，社区干部在开具证明时，除了要盖社区公章，还要在证明上签自己的名字来明确责任，让社区干部感到压力很大，负担沉重。”朱某说。

不久前，有居民在骑车时不慎摔伤，到医院进行治疗。在报销医疗保险时，办理医保的工作人员要求他到社区开具证明，证明他是在骑车时意外摔伤，否则无法报销医疗费。“这个居民是在另一个市辖区摔伤的，而且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也不熟悉，怎么可能在场看他骑车摔倒！”朱某认为，医保部门也知道社区不能够证明居民“骑车摔伤”的事实，之所以还让社区开具这种证明，完全是为了以社区的证明来推卸掉自己的责任。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证明完全可以通过信息手段避免，是无谓的证明。在淮南市某社区，张某的哥哥因刑事犯罪，在省内一所监狱服刑。张某打算去探监，监狱工作人员告诉他，需要携带身份证件，并且要社区出具一份证明文件，证明他们的亲属关系。“我和我哥哥的身份关系信息在网上有记录，如果有身份证，完全可以查到，根本不用去社区证明‘我哥是我哥’！”张某向监狱工作人员表示异议。但是监狱工作人员解释说，由于监狱的信息系统还未与公安系统联网，无法通过身份证件查到张某和哥哥之间的亲属关系，所以需要他所在的社区开具证明。

“一些无谓的证明与‘信息孤岛’直接相关。”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教授昂永生表示，在一些地区，部门采集的信息不公开，信息不能共享，公民的户籍、就业、生育、婚姻等基本信息处于分散的碎片化状态，导致只能通过各种“奇葩”证明、循环证明和重复证明来验证真伪，造成一些无谓证明的产生。

●“社区该如何开具证明，现在既无规定也无制度来进行规范，对于申请开具不合理证明的群众，社区不管是想帮忙还是想拒绝，常常无据可依。”——合肥某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某

●“根治‘证明多’的问题，就得简政放权做足‘减法’，减少审批事项、审批环节、前置审批、审批层级，从根本上减少证明事项的需求，铲除无谓证明的滋生土壤。”——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教授昂永生

“放管服”没有“休止符”

“社区该如何开具证明，现在既无规定也无制度来进行规范，对于申请开具不合理证明的群众，社区不管是想帮忙还是想拒绝，常常无据可依。”合肥某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某表示，一些地方为破解“证明之困”，对社区开具证明事项列明了清单。他建议，安徽省也可以实施证明清单准入机制，清理各类重复设置、于法无据、模糊不清的证明材料，对需要开具的证明事项，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否则一律不得要求其提供，以此来堵住责任下推、要求社区开具无谓证明的漏洞。

昂永生表示，减轻基层的证明负担，根治“证明多”的问题，就得简政放权做足“减法”，减少审批事项、审批环节、前置审批、审批层级，从根本上减少证明事项的需求，铲除无谓证明的滋生土壤。

在安徽省开展的“严强转”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行动中，省人社厅针对“证明多”问题，落实人社部取消部分规范性文件设定的73项证明材料，并启动清理规范工作。省教育厅简化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资助程序，不再要求学生申请和提供任何形式证明材料，不再要求建档立卡学生受助信息记入扶贫手册。省司法厅列明公证事项的证明材料及其来源、形式，把不该群众提供的坚决排除在清单之外，最大限度减轻群众的证明负担。

昂永生还建议，加强政务信息系统整合，打破信息孤岛，尽量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政府通过信息共享可以获得的证明材料，取消所有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切证明事项。与此同时，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大力推进全程上网办理，促进办事部门公共服务相互衔接，变“群众跑路”为“信息跑腿”，从源头上避免“奇葩证明”“循环证明”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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