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自治及借鉴

□ 郑 刚

崇山峻岭的祁门县彭龙乡彭龙村，有一块《嘉靖五年四月十二日歙州府祁门县为申明乡约、以敦风化事碑》，详细记载了徽州乡约劝善惩恶道德教化及治安防御等功能作用的内容。据徽州史志记载，隆庆6年，徽州人饶有寿盗砍杉木纠纷，通过当地乡约的“凭约正劝谕”而未告官。万历42年，徽州金庄宅等产业纠纷已讦告县主，最终通过乡约而“从公处息”。明清时期的徽州，这种通过当地乡约“凭约劝谕”“委约公处”各类纠纷的现象较为普遍，成为当地民间纠纷和诉讼调处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徽州乡约的形成与发展

明世宗嘉靖初,礼部正式檄文全国,举行乡约。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徽州乡约开始得到了封建官府的支持和地方士绅的响应,逐渐得以形成和发展。嘉靖五年，应天巡抚陈凤梧行文徽州各县，率先在徽州推广建立乡约里社，徽州迅速响应，一些县衙还在乡村发布告示，并将倡建乡约组织、介绍乡约功能与作用等告示内容镌刻在石碑上。

立于祁门县彭龙村的《嘉靖五年四月十二日歙州府祁门县为申明乡约、以敦风化事碑》记载：“于本里内，推选有德行者一人为约正、有德行者二人为副之。照依乡约事宜，置立薄籍二扇，或恶或善者，各书一籍。每月朔一会，务在劝善惩恶、兴礼恤患，以厚风俗。”碑文中谈到了乡约“劝善惩恶、兴礼恤患”的“厚风俗”“训童蒙”等道德教化和礼仪规制的功能。徽州乡约兴盛有其内在历史原因，自东晋始，北方士族“衣冠南渡”的三次迁徙徽州，形成以姓氏命名的村落后，为了管控族人，治理社会，宗族首领和乡绅们一方面利用舆论、宗法、信仰、礼仪乃至社会评价（谱、志）等社会文化控制机制来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另一方面通过立族规家法，建祠堂修宗谱，撰编乡村县志等将社会管控向多向交叉和多层联结趋向发展，这些宗法制度和自治管理形式都直接引用到乡约中，尤其是利用宗族里长和首领调处纠纷化解族内矛盾成为徽州乡约借鉴的首选。明徽州学宦程敏政在其《篁墩文集》中写道：“夫徽州之讼虽曰繁，然争之大要有三，曰田，曰坟，曰继……田者，世业之所守；坟者，先体之所藏；继者，宗法之所系，虽其问不能不出于有我之私，然亦有理势之所不可已者。”万历《祁门县志》亦记载：“民讼多山木、坟茔、嗣继”。明代徽州的纠纷诉讼主要集中在田土、祭祀、继承三大方面。明洪武年间，朝廷施行与里甲制相关联的里老制。明太祖朱元璋曾昭示天下：“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是令出后，官吏敢有紊乱者处以极刑，民人敢有紊乱者家迁外化。”为便于里甲老人处理地方事务，洪武年间还规定：“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于此，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申明亭和旌善亭不仅成为地方里老教化族人弟子之地，也成为里甲老人劝谕和裁判宗族纠纷场所，地方里老由此被称“值亭老人”。由于徽州纠纷大多是“山木”“坟茔”“嗣继”纷争，对于大明律列属“小事”，故明初里老调处民间纠纷成为徽州普遍现象。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徽州在洪武时期即设置“申明亭”达160座之多。

明中后期，随着里甲制、里老制的衰落，里长、老人原本直接理讼的职能不断弱化。里老在地方纷争中，仅仅充当“批老勘明”“委老验契”“作中劝谕”的角色。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徽商大规模兴盛和聚富，徽州社会发生急剧变化，贫富不均现象严重，淳朴民风和乡村自治模式遭到破坏，“作奸起讼，扦法犯科，群聚而呐无辜，众口而烁孱弱……献谗者开之衅，舞文者启之诬，用壮者激之斗，谋利者导之关。”（万历《休宁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在此背景下，嘉靖五年徽州知府何东序传令徽州各地建立乡约并借助乡约从道德教化入手，匡正民风，革易陋俗。在徽州宗族推崇下，乡约和宗族管制相结合，通过宗族族长、乡贤出任乡约约正、副职务倡导道德教化、移风易俗、以良民治良民，对族内不服管教、不遵守乡约者予以严厉惩罚，强化了乡村肃风整治。

二、徽州乡约种类特点

最初的徽州乡约，是为了预防匪盗、对付奸党和强梁，具有较强的军事防御性质。为此，乡约按照徽州知府何东序力推的“约会依原编保甲”要求建立。顺治《歙志》记载：“近制，每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十保为一约”，由此，乡约与保甲的设置均以乡都里保为标准。

嘉靖二十三年（1544），曾任南京刑部主事的歙县岩镇人郑佐倡导并建立预防盗匪具有军事防御作用的岩镇乡约。《岩镇乡约叙》中记载：“一镇分为十八管，有纪有纲；每管各集数十人，一心一德。毋小勇而大怯，毋有初而鲜终，毋生事而败盟，毋见利而忘义。理直气壮，强暴知所警而潜消；力协心孚，良善有所恃而无恐。庶患难相恤之义，复敦而仁厚相成之俗益振”。郑佐将岩镇划分十八个管区，每管区数十人，专司习武、稽查和巡逻等众任，起到了保甲作用。徽州知府何东序据此倡立具有保甲功能的岩镇备倭乡约，“令每十甲为一约，于内选殷实公正、日为乡党推服者二人为约正、副，率领众人，每约置炳大牌，书百姓家名，送县标押。每十家置锣一面、铳一把，闲暇操练。一遇有警，约正、副持牌鸣锣号召。并力追捕。”（乾隆《绩溪县志》卷四《武备志·捕察保甲附》）到了明末还出现休宁知县李乔岱“偿申乡约、保甲合一法”并“刻书颁示”的现象。清初继续沿袭明代乡约之制，雍正二年清庭增颁《乡约法律》二十一条。乾隆初年，徽州知府何达善令府属六县“慎举绅士耆老足以典型闾里者一二人为约正，优礼宴待，颁发规条，令劝宣化导。立彰善瘅恶簿，俾民知所劝惩”。徽州乡约再次发展，仅休宁一地组织了180多个乡约。这种保甲、乡约和宗族三位一体构建模式地域性和宗族血缘性特征明显。歙县岩镇乡约及此后的岩镇备倭乡约，范围仅限于岩寺一镇，具有较强地缘性特征。而祁门文堂陈氏乡约由聚集文堂的陈氏宗族单独组建，凸显了宗族血缘性。此外，徽州乡约还强化劝善惩恶为主的道德教化和以弭盗防贼为主的军事治安功能等。作用显而易见。

受徽州礼仪孝道文化影响，徽州乡约还朝着应付差徭救助类、互助互济经济类、水口资源保护类、资助宗族弟子科考类等名目繁多方向发展。乾隆五十四年祁门侯潭十二家兴建成立的侯潭乡约会就是一个以应付差徭、互济互助为宗旨并带有经营性质的经济类乡约组织。《侯潭乡约序》记载：“吾约十二家……差徭繁多，支持弗易。且各户贫富不等，凡遇公事，甚费周张。于乾隆五十四年，大众相商，公立一会，每户输银二两，共二十四两……齐集经营之家，眼同清算，备酌款待”。

嘉靖二十六年，祁门侯潭、桃墅、楚溪、柯岭等地村民还专门建成护林乡约会，订立《护林议约合同》，鼓励村民栽培种植松杉桐竹等木，严禁滥砍乱伐山林。

三、徽州乡约作用及借鉴

在教化和调处纠纷运作形式上，徽州乡约保甲互为表里，叠相为用。顺治2年，徽州人汪廉行盗葬一案，官府在审理中，督同乡约、保甲共同参与。嘉庆年，歙县十六都程景贤等所立合同中，保长和族长一道作为合同涉及纠纷的调处和中证方参与其中，并作相应署押。

徽州乡约宗族性表现：一是将宗族族规家法宗法制度直接糅进乡约的规约中。祁门县西文堂陈氏一族建立的文堂乡约将乡约与族规家法结合，编纂《文堂乡约家法》，使乡约教化自治和管理借助宗族力量更加符合徽州宗族社会治理特性。二是将乡约通过县府赐印和“请申”方式使得其自治功能突破宗族管理范围，成为地方乡民遵从的地方法。陈氏《文堂乡约家法》呈请祁门知县廖希元“请申禁约，严定规条，俾子姓有所凭依。”于是在文堂乡村广泛遵从。三是将乡约增添官府“圣谕”内容法令增强其权威和效力，并使之通俗化达到普及教化自治的效果。陈氏《文堂乡约家法》把明太祖颁布的《圣谕六条》作为宣讲的主要内容“乡约大意，惟以劝善习礼为重。不许挟仇报复、假公言私、玩亵圣谕”。结合乡民生活实际编成通俗易懂演绎体文字和诗歌广为传播，熏陶匡正乖戾民俗。四是徽州乡约除了有严密组织管理外，还定期举行乡约活动。文堂陈氏乡约专门于乡约之所设立纪善纪恶簿二扇，对约中成员善恶言行进行监督和奖惩：“自约之后，凡我子孙各宜遵守，毋得故违。如有犯者，定依条款罚赎。”对约内子孙若“有忤犯父母、祖父母，有缺其奉养者，有怨訾者，本家约正、副，会同诸约正、副言谕之。不悛即书于纪恶簿，生则不许入会，死则不许入祠”，惩罚措施极为严厉（隆庆《文堂陈氏乡约家法》）。明清时期徽州知府在倡行乡约公文中还明确要求各地乡约宣讲中要把明太祖《圣谕六条》和清圣祖《圣训十六条》为主要内容。“令木铎朔望向民间宣之”“命乡约时时宣讲，更为详明”（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宣讲中，乡约家会坐次井然，仪式庄严肃穆，与徽州宗族祠祭形式十分相似。由此，徽州乡约自我约束、自我教化自治功能对于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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