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宪法的阳光下

吴宪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比一般人都接触得早了。只要提及，便会令我思绪万千。

可以说，我是在新中国宪法的阳光下，不断成长起来的。

1954年10月、11月，在皖南歙县南乡，一位年轻的乡干部走村串户，给村民们宣讲着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识字不多，讲着土话的农民，虽还不能完全听懂里面的条条款款，但听说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根本大法，男女老少都赶来听，一遍又一遍，热情高涨。11月上旬的一天，这位年轻干部忽然接到家中托人转来的口信，说是他老婆又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隔了两天，最后一个小村宣讲结束，他步行六十余里，回到家中。襁褓里的婴儿正熟睡着，他忍不住摸摸小脸蛋。婴儿醒了，“哇”地哭起来，他却满怀喜悦，笑着、逗着：“哦、哦，别哭，别哭！名字我都想好了，你是在宪法公布之后出生的，就叫宪鸿！”——我三个哥哥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鸿”字，特别提提二哥，他是在欢庆新中国成立的锣鼓声中出生的，就叫“庆鸿”。——我的母亲不仅马上同意，想想还说：“小名就一个字，叫‘宪’吧。”至今，年纪大的家人、亲戚、一些老家的邻居见了我，还一口一个“宪”地叫着，使我倍感亲切。

感谢父母，我出生在新中国。感谢父亲，给我取了一个富有意义的名字。自然而然，我刚出生，就沐浴着宪法的阳光，再从进托儿所、幼儿园，到升小学、中学，一路顺顺当当。高中毕业后，有几年我是回乡知青，1975年曾被生产队、大队推荐，可因故没能成为大学生。1978年春天，新的一部宪法诞生了，我也参与了对社员的宣讲。尤其宪法第十三条讲到的“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给了我精神上极大的鼓舞，增强了我求学的信心，使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果然，教育事业的春天到了，高教事业迅猛发展，我们徽州地区有了第一所高等院校——徽州师范专科学校，经过考试，我被录取，荣幸地成为该校的学生。

我们兄弟姐妹多，有六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生产队时期，生活比较困难，特别是工分粮少，母亲身体不怎么好，大多是操劳家务事，但她勤俭持家，粮食不够，就常常用青菜、干菜、芋头、山芋，煮菜稀饭，让我们相对能吃饱些。幸运的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始了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当时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不到一个月之前，安徽省凤阳小岗村农民率先开展“大包干”，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我们歙县也一样，农村里先是自留地、饲养禽畜、家庭副业等方面松动了，接着也实行土地承包。我的哥哥嫂嫂们都吃苦耐劳，精心侍弄土地，再养猪养羊，养鸡养兔，1980年就还清了生产队里的超支款，1981年家里打的粮食吃不完，手头有了结余。

也别说，这以前运动多，政策有反复，其时我的哥哥嫂嫂们心里便有疙瘩，存有疑虑。1982年12月，新的宪法一公布，我回家就告诉他们：“宪法第八条讲到，‘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第十一条还有，‘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宪法都这样规定了，还怕什么？放手干吧！”那时父亲已提早退休回老家，他正在报纸上学习新宪法呢，理所当然地支持我的观点。哥哥嫂嫂们文化程度不高，可听说宪法有规定，就像吃了定心丸，劳动干劲更大了。这之后，1982年宪法有过修正，其中的有关条款，像“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等等，我都要跟哥哥几家人讲讲，让他们知道宪法越来越切合人们的根本利益，以此鼓励他们不仅吃苦耐劳，还发挥聪明才智，使土地发挥更大的效益。之后，他们几家栽桑养蚕，种植无污染的高山蔬菜，农活闲时就做小工，没几年靠勤劳走上致富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便盖起了新房，十几年后又翻盖成更大的楼房；他们的子女外出打工，经过数年拼搏，一个个在合肥、苏州等大城市买了房子，结婚生子，我的侄子侄女们，一家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同样，我的小家庭生活也是一年比一年甜蜜，我和妻子双双调进县城工作，前几年两人虽然已退休，她却凭自己的技术被原单位返聘，而我喜爱文学不停地敲电脑写作，实现着青少年时期的作家梦，可爱的孙子马上就要初中毕业了，日子过得真是舒心而充实。

宪法是祖国兴旺发达的保障，宪法的阳光永远普照中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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