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亿元电价补贴“该给没给”，行业第三的济企被迫自筹自救“烧柴”发电嗷嗷待“补”

山东琦泉平阴生物质发电厂控制室 记者郭尧 摄

前些年每到夏收或秋收季节，上空总弥漫着一些烟雾，这是因为周边农村丰收，农民焚烧农作物秸秆、树叶、垃圾等生物质材料产生浓烟，飘到济南。为制止这种行为，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往往需要昼夜值班，不得停歇。

“堵”不如“疏”，如果把这些生物质材料收集起来焚烧发电，不仅能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还能减少污染，可谓两全其美。总部位于济南的山东琦泉能源集团（以下简称“山东琦泉”）就是这么做的，目前已在全国投资运营7个生物质电厂，其中两个在济南。

如今，这家符合环保趋势、前景被看好的企业却遇到困难，自称“流动资金吃紧”。山东省发改委在该企业专项调研报告中也用上了“资金链条迫近断裂，甚至存在破产风险”的预警。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离不开补贴的扶贫环保明星

提起山东琦泉，普通人可能并不熟悉，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可是大名鼎鼎。它是山东省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点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循环经济示范企业、生物质供热示范企业……山东省发改委公布的资料显示，这是一家“山东省扶贫攻坚先进单位”，它收购秸秆，每年间接增加农民收入近十亿元，相当于解决30万贫困人口就业。

山东琦泉相关负责人赵女士介绍，在生物质发电领域，山东琦泉位列全国第三位，所拥有的电厂总装机容量达到33万千瓦，每年可处理农林废弃物36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50万吨，相当于植树2.5亿棵。“目前，我们业务范围涉及全国6个省14个地市，正运营着7个生物质电厂项目。其中两个电厂在济南，分别位于平阴县和商河县。”

近日，记者探访其平阴项目，发现大量农作物秸秆堆积，一些已经粉碎的人民币正待焚烧发电。赵女士介绍，集中焚烧相比农民分散焚烧，会减少很多污染。

只是，这个环保企业之所以能存活，很大程度上要靠国家“电价补贴”。“不补贴不行啊。”赵女士说，企业刚起步时，每发一度电成本五六毛钱，而居民用电价格才五毛五，没有补贴，企业不可能有今天。

据了解，我国为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2006年开始“电价补贴”，具体到生物质发电厂，卖给电网的价格为0.75元/度，其中0.38元由国家补贴，电网只需要掏0.37元，这一价格恰好与煤电厂卖给电网的价格相同。

1.6亿元“该给没给”只能自救

目前，山东琦泉总共有三个项目获得“电价补贴”资格，分别是平阴和商河各一个，贵州一个。“按照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只要获得了补贴资格，每发一度电，国家都要给补贴，每月结算一次，就像人们每月交一次电费一样。”赵女士拿出法条，介绍项目补贴的合理性。

只是，一旦补贴政策难以为继，这类企业从电网拿到的费用还不足以抹平发电成本，企业势必会遭遇经营困境。山东琦泉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截至今年6月底，济南平阴项目的“电价补贴”已经拖了6个月未到位，商河项目和贵州项目则已经拖了12个月，共计1.6亿元。对此，山东省发改委7月份专门针对山东琦泉进行调研，形成一份报告报送国家能源局。

该给的钱没给，山东琦泉承压，其实它还有更大的压力。今年6月初，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等部门公布《第七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显示，山东琦泉目前正在运行的其他四个项目，没有入围目录，也就是没有获得“电价补贴”资格。

这份目录只收录了2016年3月份之前的项目，而山东琦泉这四个项目，都是在这一时间点之后才运行的。“其实按照《可再生能源法》要求，项目发电就应该给补贴，如果把这四个项目也算进去，欠我们的补贴款还得再增加8个亿。”赵女士说。

记者注意到，山东省发改委调研报告也引用这一数字，同时还写明补贴资金不到位所引发的系列严峻问题：“‘电价补贴\’不到位，且已经建成项目迟迟未纳入补贴目录，导致银行避险抽贷，企业流动资金严重匮乏、资金链条迫近断裂，再过半年如果补贴资金还不到位，企业有破产倒闭风险。”

“企业目前还能正常运转，只是流动资金吃紧。”赵女士列举了系列连锁反应：正在建设的项目进展变慢；新项目可能暂缓；支付给农民的秸秆款，账期从三天延长到一个月……

资金不到位，企业只能开展自筹，将拖欠的补贴资金作为基础资产抵押，在内部发行燃料债券，从董事长到普通员工，每人认购500万元到5万元不等，全部用于购买燃料，支付农民的秸秆款。

有望与煤电企业“直接交易”

只是，这种自救措施能维持多久呢？山东省发改委在调研报告中表示，在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发电不同于光伏、风电，它兼具环保、民生属性，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息息相关，建议国家相关部门能尽快“把该发的钱先发了”，以缓解企业困境。

一些人也在担心，如果补贴迟迟发不下来，企业停产，农作物分散焚烧现象可能又会再现，城市烟雾再起。

事实上，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拖欠已成普遍现象。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份，我国补贴资金缺口已超过1200亿元，其中光伏、风电领域拖欠最为严重。

对此，山东琦泉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介绍，究其原因，主要是补贴资金来源于煤电厂的电价附加，煤电厂每发一度电都要拿出1.9分钱交给政府，政府再补给可再生能源企业。但是目前，政府从煤电企业收缴这笔钱很难，一些企业自备电厂不交，很难监控；另一方面，我国可再生能源又快速发展，需要补贴的钱越来越多，缺口变大。于是国家开始减少补贴，行业内称之为“补贴退坡”。2016年之后，相关政策便密集出台，比如在此前容易发生骗补的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降低或取消低端续航车型的补贴，同时减少光伏电站上网电价的补贴标准等。

这意味着，被人搀扶着走了十余年的新能源行业，必须尝试着甩掉拐杖，独立行走。“随着技术水平提高，如果没有补贴，我们现在也能维持盈亏平衡。”赵女士说，只是可能会缺乏利润，影响企业长远发展，也会影响农村秸秆回收。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近日表示，目前他们正在制定“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政策，强制煤电企业从可再生能源企业购买绿色电力配额，通过实施绿证交易，实现对可再生能源企业的补贴。 （首席记者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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