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铨法：礼贤育人三十载 尺规蓝图筑经典

他是教育家，一手创办了礼贤中学土木工程班，并担任礼贤校长近30年，且报酬分文不取；他是建筑师，青岛20世纪30年代许多留存至今的经典建筑皆出自他本人之手；他是书法家，建国初期许多建筑的楣头题字都是他的墨宝；他还是高富帅的亲戚，昔年岛上叱咤风云的大亨隋石卿是他大舅哥。他是刘铨法，一位为教育事业栉风沐雨、筚路蓝缕的智者，也是青岛未必最多产、却是最著名的本土建筑师……

初出茅庐的煤矿工程师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0月，刘铨法（号衡三）生于登州府文登县宋村镇台上村。由于自幼家境贫寒，只能给有钱人家的孩子当陪读书童。1904年，15岁的刘铨法靠着给地主儿子陪读的机会进入同善会 （AEPM亦称魏玛传教会）传教士卫礼贤 （RichardWilhelm，1870~1930）在青岛创办的礼贤书院 （H？ chereKn－abenschule desAEPM）。 1914年，昔年的陪读书童以优异的成绩升入由中德两国合办的青岛特别高等学堂（Deutsch-ChinesischeHochschule亦称德华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不久之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联合英国围攻德国统治下的青岛，高等学堂被迫停办。刘铨法与其余未毕业的43名学生转入德国在上海开办的同济医工学堂继续学习。1921年，刘铨法从同济土木工程系毕业后，来到了山东南部的峄县（今枣庄市峄城区），成为中兴煤矿公司的一名工程师。

刘铨法在中兴期间最著名的业绩是在参与煤矿第二大井的配套工程中，设计建造了一座58米高的大烟囱。彼时国内矿山的这类工程由于构造复杂，还需进行荷载内力计算，因此皆由外国工程师承揽设计。刘铨法负责的这座烟囱由于是自行设计和施工，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便竣工，而且试火效果良好，此举也打破了外国机构在高烟囱设计承建上的垄断局面。面对随之而来的质疑，刘铨法遂将烟囱的全部设计构造和计算结果刊登在同济大学的校刊《同济医工杂志》上，并做了介绍和说明。

三十年的礼贤校长生涯

1923年，刘铨法辞去中兴煤矿的工作回到阔别近10年的青岛，并进入成立不久的胶澳商埠港务局工作。此时的这座年轻城市，刚刚结束了25年的殖民统治，百废待兴。同年，34岁的刘铨法迎娶了文登同乡、时任青岛商会会长隋石卿（1889~1938）之妹为妻。这位与刘铨法同庚的成功商人，既是曾经富甲一方的大亨，也是青岛回归最为重要的功臣之一。据说，彼时尚在同济就读的刘铨法就曾得到过隋石卿的资助。至于这个当年默默无闻的年轻煤矿工程师如何能得到了富商会长的青睐，进而将妹妹的终生予以托付，除却一表人才，显然还有刘铨法正直、认真、稳重，及才华横溢的人格魅力。

“一战”结束后，由于战争对国内经济的破坏，主要收入来自捐助的德国教会已无力承担礼贤的办学费用。时已在胶澳商埠公署工务局任职的刘铨法获知母校面临困难后，劝说隋石卿以总商会的名义捐助部分经费，解决了礼贤面临停办的燃眉之急。在前校长卫礼贤和校督苏保志（Wilhelm Seufert，1885~1974）等人提议下，刘铨法自1923年开始担任礼贤中学校长一职，不仅分文酬劳不取，而且一干就是30年，直至学校被收归政府管理。

1932年，刘铨法拟在礼贤中学开办土木工程班。但教会代表却以医科才符合办学宗旨为由反对。经过协调，最终将工程班外语设为德语而定案开设。开始班次少，专业课程就由刘铨法一人承担，他自编房屋建筑学讲义，并将著作《铁筋混凝土工程》一书供教学使用。礼贤中学土木工程班自招生至1949年之后并入李村建筑学校，共毕业学生400余人，分布全国各地，成为后来共和国基本建设的骨干力量。

为提高礼贤中学的教学质量，刘铨法还聘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任教，并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1933年，青岛市第一届初中毕业生会考，礼贤中学初中的两个班不足百人，第一榜就通过60多人，而多数中学仅有20%的学生通过会考。 20世纪30年代，驻青岛的第三舰队司令谢刚哲（1885~1941）之子谢宗藩和另外3个学生依仗父辈权势，为非作歹，被刘铨法按校规全部开除，得到社会舆论称道。

1938年1月，日本再次侵占青岛后，为表气节，刘铨法要求礼贤闭门上课，不到伪教育局登记，后来形势发展到不能闭门上课时，刘铨法就拒收日伪政府向学校提供教育资金。沦陷期间，礼贤中学的办学经费均来自于向爱国商人筹集捐助的资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两国在青岛开办的私立学校均被日本当局关停，只有拥有德国和瑞士背景的礼贤中学未受干扰。抗战胜利后，青岛四所教会办的学校中，也只有礼贤未受任何形式的甄审。

“南黄北梁，实干家是刘衡三”

除了在教育事业上的斐然成绩，刘铨法还是20世纪30年代在青岛，乃至省内都非常有名的本土建筑师。因言明担任礼贤中学校长不领工资和补贴，刘铨法于1929年登记为建筑师，并在校内开设了设计事务所。至1938年青岛沦陷前的近10年间，刘铨法参与设计或施工的建筑多达百余处，其中不乏传承至今的优秀作品。

刘铨法最早主持设计的重要建筑应是中山路上的山左银行。20世纪30年代，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经济基础，青岛逐渐成为华北重要的金融中心。 1932年初，市政府决定将占地约60公顷的第四公园辟为商业开发区域，并限定此地块须由同业团体领租。而此时青岛银行同业公会恰好正寻找能各个银行集中到一处，协同发展青岛金融业的新址。银行公会遂与中国、大陆、山左、中国实业、上海商业储蓄和金城等六家银行商定共同竞拍，购地费用由各行分摊。

在这幅位于市中心的地块上建设，市工务局做出了特别要求，即“中山路为青岛市‘最繁盛之通衢’，该地块上的建筑须务求美善以壮观瞻。应先将房屋临街立面草图及配置图呈送工务局，核定后再行设计”。六座合围整个街区的银行大厦分别由来自上海和青岛的建筑师设计。作为本地建筑师的代表，刘铨法不仅主持设计其中的山左银行，参与中国、大陆两座银行大楼的设计，还承担了整个银行建筑群的监理工作。

山左银行旧址位于今中山路64-66号，建于1932~1934年，占地面积13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2234．05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主立面以大块花岗石砌基，建筑师设计了六根竖线条饰直通顶层的石柱，并将立面等分为五段，每段均设双窗。建筑顶部被处理为密集栅式山墙，檐口线饰。底层进行了单独设计，朝东的主入口凹面内嵌石门套，两侧外墙采用条形刻线石装饰，上下叠落排列，以示强调。两边橱窗式的开放式设计既有助于底层采光，也与上部双窗形式区别明显。整个建筑庄重大方，线条流畅，也体现出建筑师娴熟的设计手法。 1934年10月，六座银行大楼全部建成，其在外立面大面积使用石料的做法不仅在国内独树一帜，且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同时在中山路上也形成了一个辐射整个华北地区的金融中心。而设计各异，却又浑然一体的建筑群，则成为中山路上至今仍为人所称赞的知名街景。

1931~1933年，刘铨法还相继主持了青岛物证交易所和青岛道院（红卍字会）的工程设计工作。 1933年7月，为打破日本人对商品证券交易的垄断，由宋雨亭 （1884～1951）、张立堂（1884~？）等21名商人以总商会名义发起创立了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并委托刘铨法设计新的交易大楼。商会为大楼选取的地址位于今大沽路21号，略呈梯形的地块面向德租时期为火车站规划一个放射状的路口，其对面是1924年建成的国民桥。为契合在尺度和气势上超过馆陶路日本取引所的诉求，刘铨法在设计上取地势之利，合道路之规，采用了近代摩登式建筑风格，将面向桥头和路口主立面设计为“山”字形的五层高，并通过直通屋顶的方柱和竖窗增加大楼的高直感，密实的竖线条划分也让其在周围低矮的砖木结构建筑中，显得独树一帜，鹤立鸡群。据记载，在交易大楼的设计图纸送审时，工务局在修改时加大了建筑基础、梁、柱的结构尺寸，使工程造价增加了四万多元，这让商会方面难以承受。最后还是由时任市长沈鸿烈（1882~1969）出面，工务局才表示只要建筑师肯书面保证工程安全，就发给施工执照。在刘铨法签署了具结书后，工程才得以按原设计施工。1935年11月，这座完全由青岛本地建筑师设计的交易大楼竣工，并获得了各界好评，甚至还有不少外地机构前来参观学习，并索取设计图纸参考借鉴。

位于今鱼山路37号的青岛道院利用了“掖县路大沟”的一段河道而建。刘铨法设计的主体部分仿照了曲阜孔庙的中式传统风格。这组四合院寺观形式的仿古建筑群由山门、南北两厢、牡丹亭、大殿等建筑组成。其中山门面阔三间，左右两侧各配有耳戽三间，为歇山斗拱式建筑。南北两厢各面阔九间，屋顶为歇山式，绿色琉璃瓦盖顶，各有10根方形水泥柱支撑檐廊。大殿设于花岗岩制成剁釜式九级台阶基座之上，重檐歇山顶，上覆黄琉璃瓦，面阔九间，高近18米，周围用28根圆形石柱沿四周外檐撑起，柱之间装有木制格扇门。在大四合院的中心，还仿曲阜孔庙杏坛设置了一座八角牡丹亭。

在青岛道院的设计与施工中，刘铨法创造性地采用预制混凝土构件和水泥制品代替传统的木料制作，当时在国内属首创。同时也为筹建中的济南道院提供了范本。1934年，他向国民政府实业部申请了混凝土预制构件专利，并获证书。而这一专利也很快引起国内工程界的重视，业界曾留有“南黄（黄柏樵）北梁（梁思成），实干家是刘衡三”的美誉。据刘家后人回忆，刘铨法听说后曾表示：我是晚生后辈，怎敢和他们二位相提并论呢？ 23年后，苏联建筑专家阿里依尼科夫和拉宁到青岛参观，看到昔日的道院大殿，对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如此复杂的混凝土预制构件称赞不已。

除去这几处重要的地标式建筑，刘铨法还设计了伏龙路中华基督教同道堂（1935）、太平角三路2号俄商米哈伊洛夫别墅 （1935）等建筑，并参与设计栈桥回澜阁（1933）、平度南村沙梁文昌阁（1935）、汇泉角东海饭店（1936）等项目。刘铨法还是20世纪30年代新式里院的开创和推动者之一，大鲍岛多处里院和商业大楼也均出自他之手 。遗憾的是，在青岛沦陷之后，刘铨法拒绝向日伪政府登记，也不领工程师执照，自行停止了建筑设计与监理的工作。

动荡年代的“古愚山人”

刘铨法在担任礼贤中学校长期间，曾自拟名号“古愚山人”，似用这种自嘲自讽的低姿态明示不会参与错综复杂的政治活动。但在彼时动荡纷乱的年代，任何人恐怕都无法置之度外。青岛沦陷后，日伪当局拟组织中学教师赴日参观团，并内定刘铨法为团长。无奈之下他只好谎称生病躲进武定路上的华德医院 ，但却没想到却真的被传染猩红热几乎丧命，但刘铨法事后却庆幸自己能躲过这场政治灾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1902~1973）为把儿子送进礼贤读书，派参谋长见了刘铨法三次，均被以校规不能破坏而婉言谢绝。最后参谋长到校称，如再不接收李公子入学，军长将派兵包围礼贤，故刘铨法只好在总理纪念周上向师生公开了此事，并声明为保全校师生安全，被迫同意李弥的要求。国民政府时期，刘铨法曾被选为市参议会议员。 1955年5月，他又当选为政协青岛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根据刘铨法之子刘汉耀（1921-1995）回忆，旧政权的参议员，又被新政权邀请为政协委员的，青岛只有刘铨法一人。

1957年12月，68岁的刘铨法在青岛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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