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北历史民族融合看陕北民歌的历史演变

霍世春

陕北，沟壑纵横形成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天然军事壁垒，是历史上“北阻河套，南屏关中，东控山西，西扼甘宁”的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历代中原王朝在这里筑长城、设关隘、建城堡，作为抗御西北各游牧民族政治势力的重要边塞和向西北草原漠地扩张的军事要地，而西北历代游牧民族政治势力亦把这里作为进攻中原王朝的要冲和割据抗衡中原王朝的重要屏障。周代有猃狁，秦汉有匈奴，南北朝有鲜卑，隋唐有突厥、吐蕃，宋有党项西夏、金，明有蒙古鞑靼。历代这些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在这里曾进行过无数掠夺人口和财物的战争。也使这里成为历史上多民族杂居互相融合之地，从而促使这些民族间的生产、习俗、语言、文化等方面互相融合、同化与发展。

秦统一中国后，今陕北大部地区属秦上郡地。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遣镇守上郡的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驱匈奴，“悉收河南地”，并役征民工修长城。三十五年（前212）蒙恬发兵卒和刑徒40万修云阳宫（今淳化县西北甘泉村）经上郡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的“秦直道”。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秦始皇徙民于“北河（今无定河流域）榆中（今榆林市东南部和鄂尔多斯地区）三万家”屯田戍边。

秦末汉初，“中国扰乱”，上郡、榆中等地诸秦所谪徙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白羊、楼烦等部乘机占据了“河南与中国界故塞”，即秦昭襄王时在今榆林等地所筑的长城。这时期，榆林地域为匈奴人、汉人杂居之地。汉王朝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使榆林地域的匈奴、汉人和睦相处，逐渐融合。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武帝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这年夏，汉王朝招募迁民众10万多口到朔方、上郡，还把投降的匈奴人和归附的龟兹国等游牧民族人安置在榆林和鄂尔多斯一带。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韩邪单于率部降附汉朝，此后数十年间，汉与匈奴和好，上郡、西河郡等地“边城晏闭，牛马布野……黎庶无干戈之役”。新莽新建国二年（10），王莽在上郡等边郡对匈奴征战，至新莽天凤六年（19）造成上郡、西河郡等边郡人户逃亡，“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冬，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领其八部约5万人归附东汉，被安置在朔方郡、上郡、西河郡等地，与汉族杂居。汉和帝永元二年（90）东汉王朝在上郡、西河、朔方等郡复置“属国”安置归附的匈奴，龟兹、乌桓等羌胡人，形成陕北地域各民族间的又一次大融合。

秦汉时期，在陕北汉、匈奴、龟兹等民族融合过程中，主要由于汉族人对《诗经》和中原文化的传承及受《楚辞》、楚文化的影响渗透，从而使这一时期陕北流变产生了其特有格调的民歌辞赋。现在可见到的民歌辞赋有：秦始皇时期“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的歌词；汉成帝时期《上郡歌》：“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均，周公康叔犹二群。”1977年绥德四十里铺出土的东汉永元四年（92）《田鲂墓葬纪年刻石招魂铭辞》载：“哀贤明而不遂兮，嗟痛淑雅之夭年。去白日而不降兮，荣名绝而不信（申）。精浮游而猩獐兮，魂瀌瀌而东西。恐精灵而迷惑兮，歌归来而自还。掾兮归来无妄行，卒遭毒气遇凶殃。”这些所“歌”的辞句，不仅具有汉代杂言体歌赋句法，而且与《楚辞·招魂》从文法结构、内容及遣词用句上都相似。证明早在汉代，楚文化招魂习俗及《楚辞·招魂》一类文辞内容已在陕北广泛渗透流行。该所歌的“招魂铭辞”词句对后世影响深远，至今仍为陕北阴阳先生们在埋葬死者时为死者所颂唱的招魂词句。

此外在陕北出土的大量东汉画像石中，刻绘有许多诸如一女子长袖乐舞、二女子长袖乐舞、二女子盘鼓舞、四女子盘鼓舞、百戏杂耍、抚琴等飘逸、摇曳多姿的歌舞图，不仅生动地表现了秦汉时期陕北民间广泛流行、丰富多彩的歌舞和杂伎鼓乐，也说明这时期陕北多民族聚居融合和多元文化兼收并蓄及汉文化发展的特征。

两晋、南北朝时期，陕北地区先后主要有南匈奴赫连勃勃部、鲜卑拓跋部、稽胡族人（又称步落稽·山胡，为南匈奴后裔和鲜卑等杂胡人）与汉民杂居。这时期各民族间战争频繁。战争中互相掠夺人口、财物等，促使了民族杂居融合。

隋开皇十九年（599），隋朝将归降突厥启明可汗部众5万人安置在夏州（治城即今靖边统万城）、胜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及府谷、神木）一带，与汉民杂居。唐贞观四年（630），唐朝把归附的东厥颉利可汗部众10万人安置在夏州、胜州的北部，并在夏州等地设乔治“羁縻州府”——定襄、云州都督府，由归附突厥、吐谷浑等胡人首领任“羁縻州府”都督或刺史。唐贞观二十年（645），在夏州设“羁縻达泽都督府”安置降附的铁勒人。唐仪凤元年（676）唐朝将归附的党项（一说鲜卑族）拓跋立伽部族由西平（今青海省西宁）迁至静边州（州治在横山韩岔乡），委任拓跌立伽为静边州都督、兼押十八州（羁縻州）部落使。仪凤年间（976—979）唐朝还把凉州的吐谷浑部族迁到金明县（今安塞县）与党项、汉民杂居。唐调露元年（679）唐军打败西突厥后，唐朝即将降附的突厥人户和中亚昭武九姓粟特、铁勒等胡人安置在夏州、灵州境内，并设鲁、丽、含、塞、依、契六胡州。唐开元九年（721）杂居在盐州（治所在今定边县城）、夏州、银州（治所在横山党岔镇）一带的“六胡州”人及党项人反唐被唐军大败。开元十年（722），唐朝把夏州一带造反胡人迁至许州、汝州（均在河南省）。由于这些胡人不习惯在中原地区生活，他们纷纷要求返回故地，开元二十六年（738），唐朝又将这些胡人迁回夏州，并设宥州（治所在今鄂前旗城川镇）安置。

唐开元九年（721）杂居在夏州、银州等地的党项人由于投降唐军反击胡人有功，受到唐朝优待招抚。唐广德二年（764），唐朝为抵御吐蕃势力即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党项牧居地得到扩大。唐中和元年（811）驻宥州刺史党项首领拓跋思恭率兵进攻黄剿农民军有功，次年（882）被唐僖宗赐为夏、绥州定难军节度使。中和三年（883）拓跋思恭又被僖宗加封为夏国公，赐“李”姓，世领宥、夏、绥、银四州。从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陕北及鄂尔多斯南部地区成为党项等游牧民族与汉民相处的融合之地。

隋唐时期，在陕北汉、突厥、粟特、党项等民族融合过程中，唐初太宗李世民“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的主张，对这时期杂居在陕北的汉人的民歌乐舞和胡羌人的胡舞羌歌的广泛普及、交融、盛行都有着很大影响。诸如：唐高宗时诗人郑玉《苇谷》诗中载：“水会三川漾碧波，雕阴人唱‘采莲歌\’（一种曲牌）”；唐德宗时诗人卢纶《塞下曲》（也是《横吹曲辞》中的一种曲牌）诗中：“野幕敞琼筵，羌夷贺劳旋。醉和‘金甲舞\’（唐军穿着盔甲跳的一种舞蹈），雷鼓动山川”；唐德宗时诗人李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诗中：“胡儿起作和蕃歌，齐唱呜咽尽垂手……蕃音虏曲直难分”；又其《夜宴观石将军舞》诗中：“微月东南上戍楼，琵琶起舞锦缠头”；唐僖宗时诗人韦庄《绥州作》诗中：“一曲单于（唐时一种曲牌）暮烽起，扶苏城上月如钩”等。这些“雕阴人唱采莲歌”，党项人庆贺唐军打击土蕃凯旋归来“醉和金甲舞”，夏州城众多胡人齐唱蕃歌，“蕃音虏曲直难分”，夏州城晚宴上“锦缠头”的粟特人石将军“琵琶起舞”，绥州城“一曲单于暮烽起”的描写，以及1988年在定边县西北出土唐代粟特人墓室中一组表现胡旋舞的石刻画像，和《旧唐书》中所载：“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此水连泾水，双眸血满川。青牛逐朱虎，方号太平年”等民歌，充分说隋唐时期杂居陕北地区的汉人、西域胡人及党项人的歌曲乐舞的盛行与交融。

五代、北宋及金元时期，陕北地区主要是西夏党项人和汉族人杂居融合。有关这时期陕北民间流行的民歌乐舞内容在史籍中屡有记载。如北宋诗人苏舜钦《庆州败》诗中被党项西夏军俘虏的鄜延路宋军士兵，为保全性命向西夏军又吹笛子又唱歌、争相献艺保命的描写：“俊巡下令艺者全，争献小伎歌且吹。”又如沈括在其《鄜延凯歌》诗序中说：“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亢声凯歌，乃古之遗言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予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记得数篇。”这些被党项西夏军俘虏的鄜延路宋军士兵“争献小伎歌且吹”，“则连队亢声凯歌，乃古之遗言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以及该“粗记得数篇”《鄜延凯歌》中“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等，不正是宋代广泛流行陕北地区民歌的写照？此外《鄜延凯歌》中“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以及《宋史·乐志十七》记载：“元丰六年（1080）五月二十三日召见米脂寨所降番乐人四十二人，奏乐于崇政殿”；《宋史·夏国传下》记载：“夏之境土……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曲则唐也”；2014年8月在横山高镇罗圪台村山上发现金元时期墓葬壁画上所绘“宴饮图”中绘有男女主人，捧食物、酒壶的侍女及用曲颈琵琶、笛子演奏的乐人等。充分说明宋代陕地区广泛盛行着唐代乐曲及所使用的乐器有马尾胡琴、曲颈琵琶、笛子。其中曲颈琵琶和笛子至今仍为子洲、清涧一带说书盲艺人沿用。

清康熙《神木县志》载：“在县南十里白龙寺山口，壁间曾镌有宋杨宗闵题云，有‘暮春二十九日，清河公祖德，复会射道话：岁值春夏土人多游咏焉。\’”应该就是文字记录陕北人唱“信天游”的情况。此外，《西夏记事本末·卷二十一》载：“横山（指今白于山区）蕃部生户（居住在山区的党项人户）好击鼓而乐”，不也正是演变成今流行于陕北大地的“踢鼓子”秧（阳）歌？

明代，陕北地区为明朝九边重镇延绥镇的绥德卫、延安卫、榆林卫。大量各地官军驻防。在延绥镇明军与蒙古鞑靼军的战争中，明军将俘获的大量鞑靼夷丁安置在榆林长城沿线各城堡做“通事”（翻译），至万历年间有1200余名。又据崇祯初年延绥镇巡抚岳和声《为解官韩国卿贪淫据实查参事题本》载：崇视元年（1628）从山海关押解蒙古降人安置在建安堡。

明代，一批批迁徙陕北屯军或实边的江南人、中原人，以及明、清两代各地到榆林做官的人，他们把家乡民间的歌舞、乐曲传入陕北，同陕北土著人们（汉族人及已汉化的党项等族人）的歌曲乐舞交融流行。如榆阳区流传的“镇川花鼓”。明代，安徽卢州等地实边之民一批批徙居镇川一带，他们把卢州的“花鼓灯舞”传入镇川等地，与本地土著人流行的“踢鼓子秧（阳）歌”融合，演变成独具特色的“镇川打花鼓秧（阳）歌”流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镇川闹“花鼓秧（阳）歌”时，打花鼓者仍唱：“家在安徽卢州府，身居福地镇川堡……”等歌词。又如榆林城流传的“榆林小曲”，早在明代清初，江南“弹丝吹竹”“靡靡可听……韶音飞畅，殊有风情”的歌乐已在榆林城盛行。到清同治年间又融纳了驻榆湘军中军伎们所演唱的湖南祁阳一带的戏曲。再如陕北流传的“秧（阳）歌”。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在榆林卫做官的浙江永嘉县人何白《游雄石峡》诗中写：“秃衫小队催歌舞，南部吴歈出新谱。重译齐翻敕勒歌，掺挝更按渔阳鼓。”此时榆林军中“讶鼓”已演变为江淅一带“吴歈（歌）出新谱，重译齐翻敕勒歌，掺挝更按渔阳（鼙）鼓”舞了。到清道光初年，渔阳鼙鼓舞已演变为陕北民间普遍盛行的秧（阳）歌了。时神木县教谕刘世瑞在其《云川灯夕》诗中写道：“尘沙绝净洞天开，鼓吹声喧匝地来。南北两街千万烛，中央拱一凯歌台……一只灯船两桨狂，红颜白发闹当场。谁知此地舟行少，偏仿吴侬泛夕阳。秧歌唱共趁宵晴，客岁中秋夜月明。”清同治年捻军张宗禹部流窜陕北，被清军打败后，不少被俘捻军及其家眷被安置在大理河一带，从而在清末陕北秧（阳）歌中即出现“蛮婆”“蛮汉”角色的表演。

清康熙年，清廷准许内地汉民在长城以北“蒙汉禁留地”与蒙民合伙垦种“伙盘地”后，越来越多的汉民“走西口”或“出口外”定居，与蒙民合伙垦种“伙盘地”，蒙汉民杂居融合。从而使源于陕北的信天游、山西的二人台等民歌与鄂尔多斯蒙古长调、短调、酒歌等交融演变出蒙汉调（蛮汉调）、爬山调等在神府及榆林北部地区流行。

陕北汉民族与西北历代游牧民族杂居融合，使中原汉民的歌舞乐曲与西北诸多游牧民族的胡歌、胡舞、羌曲不断交融嬗变，到清代末期，基本演变成今包括秧（阳）歌、信天游、山曲、榆林小曲、道情、陕北说书、二人台等凝聚有历史上汉族及西北游牧民族多元文化的特性，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极具地方特色的陕北民歌。使之屹立世界民歌之林，经久传唱不衰，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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