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分家 明朝要打一百个板子

道光年间分家书。

《明律集解附例》中表示分家要挨板子。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解释了家庭的含义。

《旧唐书》中记载有张公艺九世同居的故事。

四川民间有句俗话：“树大分丫，儿大分家。”儿子们长大后各自成家，就要离开大家庭独自形成另一个家庭。

在农村，儿子们分家要涉及到分家产的问题。为防止分家后闹纠纷，一般都要立下分家文书作为凭证，这就引出一个专用术语：分关。

所谓分关，是指分家析产的文书。关，是旧时官府公文中的一种，《文心雕龙·书记》中说：“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关多用于平行官府之间的通报、质询，后来用作指民间的契约文书。

明清时期，民间析分家产，用分关作为凭执，是很普遍的事情。但分关的写法和行文格式，现在却很难见到。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有从清朝嘉庆16年（1811）到民国37年（1948）宗族（家庭）分关继承文约31件（其中一件为合伙人分关，其余30件为家庭分关），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民间社会的另一个生活侧面。

壹

户与财

分家是由的矛盾结果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父、母、子，构成一个核心家庭的三角形结构，“这个三角结构是一个暂时的结构。”

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在一定的时间，子方不能安定在这三角形中里，他不能永远成为只是父母联系的一点。他要另外和两点结合成新的三角形。于是，原来的三角形就无法保持它的完整性了。”

从经济学来审视，“家”是一个经济单位，其最核心的元素是“人”和“财”，其显著标志是同居（住在一起）、共财（统一经济收入和支出）、合炊（一起吃饭）。在四川，家是一个“人”与“财”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家的最核心元素是“户”和“财”。

在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的30件分关文书中，集中反映的分家原因都是由“户”与“财”的矛盾结果所致。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说，物理学上有一个原理：当一个容器超过其所承受的压力负荷，如果得不到适当的外溢释放，其结果必然会因膨胀压强过大而导致容器破裂。

作为社会基本构成细胞的家庭，远比物理学上的容器要复杂得多，但基本原理相差不远。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当家庭因为人口负荷过重、膨胀压强过大，超出了家庭经济的承载能力，分家自然不可避免会到来。

作为分家的背景与原因，无不与财力日渐捉襟见肘有关。当一个家庭因为人口甚众，支出维艰，费用难均，度日维艰，难以料理；而家庭人口多了，关系也复杂起来，难以合臼、无力管摄时，原来赖以“共食同居”的基础必然会被动摇。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永远同居”，导致家庭衰败破产，不如尽早“分餐各爨”，“各奋前程”，通过别籍“分治”的途径，以达到挽救和延续家庭寿命的目的，实现房房富贵、户户繁荣的梦想。

贰

看唐朝

张公艺九世同居

古代中国是宗法社会，其核心是宗族-家族制度。家庭是宗法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宗族-家族制度赖以维系的基础。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至少要包括父母、兄弟、子女3代，也就是《孟子·梁惠王上》中说的“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唐、宋、明朝是以汉族宗族-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支撑起来的，是反对分家的，这又有怎样的渊源呢？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里，出现了诸如义门陈、义门郑等累世同居不分家的大家族，受到朝廷的大力旌表，并树为典型，广泛宣扬。

四川文史馆专家屈小强认为，在统治者看来，累代共爨的大家庭，是在替国家分忧解难（帮着统治者治理百姓），减少矛盾。数世同堂的大家庭越大、越多，宗族制度的基础就越牢固，社会也才越稳定。

从唐朝以来，累代同居，一直是朝廷特别是唐宋明王朝提倡的孝义重点，也是宗法社会苦心编织的美好梦境。

张氏中有一个著名的“百忍堂”堂号，源自一个大家族聚族而居的美好故事。

据《旧唐书》记载，唐朝郓州寿张县（今河南台前县）人张公艺，九世同居，子孙繁众，人财两旺，和和睦睦，相安无事。

对这么一个大家庭，乡邻都交口称赞。有的说当家人公平、管理有方，也有的说一家人团结品德高尚等。

张氏家族的名声逐渐远扬，最后传到了唐高宗李治的耳里。唐高宗对此很是好奇，国家有严格的法令，还约束不住人们的犯法行为，一个家庭这么多人在一块生活，哪能这么好管理？就是皇帝这一家人，大家各怀心事，都合不到一块呢！

麟德2年（665）十一月，唐高宗祭祀泰山，特意绕道去郓州，亲自去张家探望。

唐高宗看到，张氏家族住在400个生活区，土地及一些财产完全归集体所有，男女服装统一制作。凡有探亲的妇女，无论是谁的孩子，不讲喂亲疏远，只要近在身边就携带而去，展现出团结义气的良好家风。

唐高宗“问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唐高宗很是感慨，“赐以缣帛”褒奖，并赐堂号百忍堂。

从此，各地张姓以这个张氏家族为榜样，大都以“百忍”作为堂号，并列为祖训。

叁

观宋朝

义门陈十三世同居

北宋太平兴国8年（983）十一月，宋太宗诏令：民间“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在朝廷的鼓励下，宋代出现七世同居、八世同居、十三世同居乃至十五世同居的大家族。

江州（今江西九江市）陈氏家族，俗称义门陈，“十三世同居，长幼七百口，不畜仆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不仅轰动全国，朝廷还进行大力旌表，给予粟米补贴，免除徭役杂科等。

用现在的话说，不仅给予补贴，还提供免税等特殊政策。这样的好事，当然具有榜样效应。

元朝时，浙江浦江县出现了一个九世同居的郑氏家族，俗称义门郑、郑义门。

郑氏家族一世祖郑绮以孝治家，毕生致力于家风族规的营建，为家族同食共居奠定了行为规范。

五世孙郑德璋还制订族规家法，开办乡里私学，创建私人武装，使家族同居共财。

后来，又经过郑文融、郑钦等人的苦心经营，郑氏家族越来越受到社会贤达的推崇和朝廷的重视。

朱元璋建立明朝，听闻郑氏家族的事迹后，特地旌表为“孝义门”。

直到清朝，朝廷对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大家庭的旌表仍不鲜见。

民国《犍为县志》记载，四川犍为县的温氏家族，“以勤俭起家，丁口百余，五世同居，人无闲言。光绪初，川督丁文诚公荣以‘瑞满天池’匾额。”

尽管如此，从秦汉以来，两代或三代同堂的数口或10多口人的家庭，一般有父子两代或祖、父、孙直系3代的家庭，还是家庭组织的主流模式。

唐宋明三朝

立法制止分家

历代统治者为维护大家庭模式不可侵犯，不断推出相关法律制止分家。不过，唐朝时，朝廷承认可以分家，但有前提条件：父母健在，不能分家。

《唐律疏议》中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一个家庭，只要祖父母、父母都还健在，如果子孙想要独立成户并分家财，就要被罚3年的劳役。

“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如果父母都去世了，某个儿子又成家生了儿子，要与兄弟分家，就要被判一年的劳役。

“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如果长辈都还健在，子孙就不能提分家的事情，谁要分家谁就遭殃。

有了上述诸多限制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父母终亡，服纪已闋，兄弟欲别者”，“应别”，“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

如果父母都去世了，居丧期也过了，兄弟之间要分家，那就分吧，原则是田宅与财物要均分。

宋朝延续了唐朝对分家的相关规定。太平兴国8年（983），宋太宗下诏说：“民间有父母在而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宋太宗这个规定有些让人不寒而栗，如果谁家父母健在而分家的，只要被邻居察觉并向官府举报，就犯法了。

明朝不仅继承了唐宋王朝对分家的精神，还有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

《明律集解附例》记载：“凡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祖父母、父母还健在，子孙却分家了的，打100个板子。《明律集解附例》还规定：“若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不仅父母在不准分家，父母去世了兄弟们也不准分家，这实在有点过分了

元朝、清朝则对分家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和态度。《元典章》规定：“祖父母、父母许令支析别籍者，听。”《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中说：“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许分财异居；其父母许令分析者，听。”

这里的“听”，就是听任的意思。唉，随便他咋个整，官方不管了，反正也管不了，不如睁只眼闭只眼，天也塌不下来。

元朝和清朝对分家的规定，相比唐宋明朝先进的地方在于，充分体察了老百姓的实际情况。虽然父母长辈健在，但已成年成家的子孙们，哪里会有不闹矛盾的。这时，只要父母长辈同意，那就可以分家。

四川人盛行分家

“别籍异财”最流行

尽管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在竭力维护宗法社会的大家庭模式，想尽办法制止分家，但对四川人来说，这些禁令却行不通。这又是为什么呢？

四川文史馆专家屈小强分析认为，蜀地自古以来远离中原政权中心，受儒家伦理的影响相对要少一些，宗法观念也相对淡一些，高堂在而兄弟别居异财者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

正因为如此，《隋书·地理志上》就很鄙薄地说：“（蜀地）小人薄于情义，父子率多异居。”这句话虽然包含着深深的地域歧视，但却证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隋朝时，蜀地民间就存在着父母长辈还健在而子女就分家了，这在当时的社会看来，是“薄于情义”的。

蜀地分家的习俗延续到了宋朝，宋太祖甚至在开宝2年（969）八月还特别下诏令说：“川、陕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其罪死。”

这个禁令可谓非常严厉，分个家就要被处死，至于么？

可能宋太祖这个诏令在蜀地实在很不得人心，实行起来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所以他的继任者宋太宗在太平兴国8年（983）下诏说：“民间有父母在而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

宋太宗这个规定显然比宋太祖的规定温和多了，只是说“坐之”，但如何“坐”？“坐”什么刑罚？就比较模糊了。这样的规定，其实也算是给地方官员在具体实施时给足了空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只要能起到震慑作用就行。

尽管朝廷有各种各样的禁令，又是恐吓又是威胁，但四川人就是有个性，管你那么多，该分家就分家！所以，四川是中国历史上“别籍异财”习俗最为流行的地区。

到清朝中晚期，这种分家习俗仍延续不衰。

清朝著名学者张澍在《蜀典》中论及“蜀俗”时说：“可见蜀俗父母存，而别财异居者，自昔已然。今川中诸郡，其家饶裕者，早分金诸子。”

这里有一个问题：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后，四川人口锐减，大量有着中原背景的客家移民从粤、闽、赣等地入川，这些移民为什么进入四川后，也兴起了分家呢？

屈小强认为，四川人分家，除了受到近代商品经济的影响外，还受到千百年来的传统或风俗的长期熏陶。

清朝移民在蜀地住久了，自然会无形中受到这些传统或风俗的浸染，最终纷纷向着三代或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挥手道别。

清朝四川著名文人李调元在《童山文集·卖田说》中说：“予家曾祖以来，至田不下千亩。而蜀俗好分，生子五人，而田各二百亩矣；子又生孙五人，而田各五十亩矣；孙又生孙五人，而田各十亩矣……而十亩五分，各耕不过二亩，田之所入，不敌所出，故不如卖田以佃田。”

李调元以家族为例，形象地揭示了分家后导致家产变少的结果。分家到最后已经使得小家庭入不敷出，最终干脆把田卖了而以租佃为生。

如果按宗法社会提倡的传统做法，这个大家庭可能还算是一个地主，结果因为分家，让所有小家庭都沦落成了贫农。

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特别鸣谢：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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