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间谍与冷战故事

【编者按】

伦敦，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城市之一。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狄更斯、伍尔芙；福尔摩斯、斯麦里、福斯塔夫乃至帕丁顿熊——这些文学史上声名赫赫的作家和深入人心的虚构人物都跟伦敦有着密切的关联，贡献了大量可供读者朝圣的文学地标。仅就类型小说中广受欢迎的间谍小说和冷战故事而言，约瑟夫·康拉德的《间谍》，伦纳德·戴顿的《伦敦争霸战》，伊恩·弗莱明的《皇家夜总会》《金手指》，格雷厄姆·格林的《恐怖部》，约翰·勒卡雷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冷战谍魂》等统统跟伦敦脱不了干系。

本文摘编自《伦敦文学小史》一书中的《间谍与冷战斗士》一章，由澎湃新闻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授权发布。

隐秘性、保密性是特工部门的特点。长期以来，间谍活动、文学与伦敦这三者一直纠缠在一起。不过他们的种种纠缠方式往往难见于史料中，只在暗地里展开。间谍活动充满了含沙射影、窃窃私语、传播谣言以及各种欺骗活动。正因为如此，才使它充满魅力，非常适合写成优秀作品，塑造各种人物。若论说谎的才能，毕竟谁也比不上小说作家。

文学与间谍活动彼此纠缠的现象，最早出现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的伦敦。在泰晤士河畔幽暗的酒馆和剧场里，人们窃窃私语，猜疑着天主教徒暴动、西班牙人入侵和苏格兰人的阴谋发展动向。甚至有人说，莎士比亚当年掌管着一个政府间谍组织——只有天知道那会使他忙成什么样。还有几位名人间谍嫌疑更大。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安东尼·芒迪（Anthony Munday，约1560—1633）便是其中的一位。莎士比亚还在从事创作时，安东尼·芒迪已经被封为“城市诗人”。而他的同时代人威廉·韦伯（William Webbe，1568—1591）则称他是“我们最优秀的谋划者”。由于芒迪所写的戏剧水平差，所以许多人认为“谋划”实际上指的是他所干过的其他事情，比如在罗马用假名进入英语学院，监视流亡的天主教徒活动。

比芒迪更有名的是克里斯托弗·马洛，即写出《马耳他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和《浮士德博士》（Dr Faustus）的那位英俊帅气、总好闹事的作者。马洛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怀疑，是因为他经常销声匿迹，前往欧洲。有一次他在荷兰被秘密地逮捕，据说原因是他卷入了同天主教徒煽动性活动有关的伪造硬币案。后来他又被秘密地释放，没有受到指控。就连他的死也引起人们很大猜疑。1593年5月30日，马洛在德特福德遇害时，同时代作家弗朗西斯·米尔斯（Francis Meres，约1565—1647）声称，马洛在一次酒馆斗殴中“被他那放浪情爱的情敌，一位下流的男服务员刺死”。而实际上马洛并没有死在酒馆里，而是在一处住宅里。住宅的女主人艾丽诺·布尔（Eleanor Bull，约1550—1596）同政府高层有联系。也有人说她的家是安全的住宅，同马洛在一起的那几个人都是坐探。即使马洛替伊丽莎白王朝从事间谍活动，也几乎没有得到感谢，因为他的遗体被草草埋葬在德特福德圣尼古拉斯教堂墓地里的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坟墓里。

关于伊丽莎白王朝时代的人暂且就谈这么多。伦敦文学史上的间谍在20世纪表现得更加活跃。约瑟夫·康拉德《间谍》

约瑟夫·康拉德一如既往，在这方面又赶在了别人的前头。如果想买一本间谍题材的长篇小说，一定要买康拉德1907年发表的《间谍》。这部具有前瞻性的文学杰作讲述的是俄国资助的无政府主义者企图炸毁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故事。读完康拉德笔下描绘的阴谋间谍活动和无情而愚蠢的行为之后，再次在格林尼治公园漫步时感觉绝不会同从前一样。

一年后，G.K.切斯特顿在《一个名叫星期四的人》（The Man Who Was Thursday）中继续展现出间谍题材小说独有的魅力。同样讲述一伙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这部作品重点描写的是“加布里埃尔·赛姆”。此人声称，伦敦地铁时间表是人类最具诗意的创造。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变得越来越暗，德国间谍便取代了那些无法无天的破坏分子。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经典长篇小说是约翰·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创作的《三十九级台阶》（The Thirty-Nine Steps）。小说一开始，男主角理查德·汉内（Richard Hannay）在西区皇家咖啡馆里就餐。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一位名叫斯卡德的男人被杀死在汉内附近的公寓里（“在朗廷大厦后面一幢公寓楼的二楼”，这里再走10分钟就是皮卡迪利大街北端。可以亲自体验一下：走过牛津马戏院，绕过拐角，距英国广播公司很近）。另外，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同样关注着海峡对面的战火——在《他最后一次鞠躬》（His Last Bow）中也让夏洛克·福尔摩斯向德国传递假情报，把间谍带到了伦敦警察厅刑事部。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布尔什维克革命者成为主要的威胁。《燕子与鹦鹉》的作者亚瑟·兰色姆在1919年从信仰共产主义的俄国一回到伦敦就引发丑闻。他刚抵达国王十字路便被政治保安处人员逮捕盘问。他们怀疑他为敌人效力。他们问他属于哪个政党，他只是简短地回答：“钓鱼。”

我奔跑起来速度飞快，那天晚上就像生了双翅。眨眼工夫，我就跑到倍尓美尔街，然后奔向圣詹姆斯公园。我在宫殿大门前躲开警察，趁着追赶我的那些人还没越过横道的时候向大桥方向跑去。一到公园的开阔地带，我就加快速度猛跑起来。谢天谢地，周围行人稀少，没人阻挡我。成败与否，就看我能不能最终抵达安妮女王门短街。（约翰·巴肯《三十九级台阶》）约翰·巴肯《三十九级台阶》

20世纪30年代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潜入者又成了重点描写对象。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1899—1973）把描写爱情、欺诈和双重间谍的长篇小说《炎炎日正午》（The Heat of the Day）的故事背景设置在遭受德国空袭的伦敦。她笔下的女主角在威茅斯街居住时陷入了间谍与反间谍密战当中（这条街位于哈利街附近，距理查德·汉内居住的公寓不远）。小说对空袭的生动描绘令人难忘。鲍恩本人在摄政公园附近的公寓亲身经历过惨烈空袭。1944年公寓被炸毁，所幸她本人没有受伤。

在格雷厄姆·格林所写的长篇小说《恐怖部》（The Ministry of Fear）中，空袭背景发挥着重要作用。亚瑟·洛在无意中获得了许多人想得到的微型胶卷后，离开了位于布鲁姆斯伯里的那个卧室兼起居室的破烂住处，到处躲藏。这一段故事情节就发生在首都伦敦遭受战争破坏的街道上。亚瑟·洛必须经常煞费脑筋对付那些已经禁止通行、坑坑洼洼的道路，关闭的地铁，冒烟的废墟，必须心急火燎地打电话询问伦敦哪些地方一夜之间又消失了。格林也自然会想到布鲁姆斯伯里以及索霍区和菲茨罗维亚那一带区域。战争期间格林在那里工作过，具体而言是就职于情报部（当年设在伦敦大学学院的理事会大楼里）。

格林曾经是一名间谍。1941年他被吉姆·菲尔比（Kim Philby，1912—1988）招到军情六处。吉姆·菲尔比是臭名昭著的双重间谍，“剑桥五人帮”成员。这些人的背叛行为后来成为戴维·康沃尔［David Cornwell，又名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的文学创作素材。格林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同高层人士有来往，方便去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爱喝香槟，对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抱有好感。上级要求他检举有可能亲敌的任何人。不过他并没有察觉菲尔比的通敌行为。1963年有人揭发菲尔比时，格雷厄姆·格林还同少数人一起为他辩护。他认为，菲尔比信仰共产主义具有宗教性质，宗教信仰可以超越对祖国的热爱。他们二人一直是笔友关系，直到菲尔比于1988年去世。菲尔比从莫斯科的公寓里给格林写信，格林则从当时居住的法国南部别墅里给菲尔比写信。虽然存在着这种微妙的关系，格林传记的作者诺曼·谢利认为格林一直为英国政府效力，直到1991年去世。

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当过间谍。20世纪50年代，他在核毁灭临近阴影的笼罩下开始从事创作，重点描写的是俄国人。他创作的冷战间谍小说堪称一绝。小说人物詹姆斯·邦德喜好时髦服装和奢华生活等特点取材于弗莱明本人的生活方式。20世纪30年代，弗莱明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艾布里街一个单身公寓里，享受着上层社会豪华生活。他在那里还创建了一个只限男会员的私人俱乐部，其宗旨是努力发现、挖掘完美的菜肴酒食。

弗莱明在创作邦德小说时，已经在威斯敏斯特居住区维多利亚广场16号定居下来。他的卧室里贴着摄政王朝时期的绿色条纹墙壁纸，摆放着一个纳尔逊半身雕像。他热爱老式的奢华生活方式，但是战后周围的建筑工程却使他营造完美氛围的心愿化为泡影。他特别厌恶高大的塔状建筑物冷酷无情地侵蚀着当地的天际线。后来弗莱明进行了报复：他把建筑师埃内·戈德芬格（Ern Goldfinger)的姓氏用在了小说中的头号恶棍，热心追逐权力的怪人奥立克·戈德芬格（Auric Goldfinger）头上。

另一位著名的间谍小说作家约翰·勒卡雷，与其前辈巴肯和弗莱明一样，在作品中提到了伦敦中部和西区的许多地方。他笔下的人物居住在切尔西区的偏僻小街上，聚集于绅士俱乐部里。区别在于，在勒卡雷描绘的世界中他们几乎全都精神不振，必须要费心对付几乎停不下来的阴雨天气。他笔下的伦敦笼罩着阴影，神秘莫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1974）中的男主角乔治·斯麦里（George Smiley），地点是维多利亚广场弗莱明旧居附近毫无吸引力的区域。在小说中，他在火车站“被熏黑的拱廊”附近的人行道上仓促奔跑，雨水在他厚厚的眼镜片上蒙上了一层雾气。他居住在切尔西区贝斯沃特街上。这一带约翰·勒卡雷《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尽管没有像伦敦其他一些区域那样犯罪活动猖獗）在小说中被描述为房屋窗户紧闭，路边都停满了汽车，显然不是一个称心如意的地方（假如斯麦里今天出现在这里，当前的房价定会让他感到十分惊讶……）。

即便斯麦里前往梅费尔住宅区，也是去距格罗夫纳广场不远的一家气氛伤感的夜总会。那里的窗帘永远拉着，“巨大的金色画框里”镶着“毫无意义”的水果画。其他时候，斯麦里则穿行在死气沉沉、破败不堪的伦敦街头。映入眼帘的是查令十字路上的一家破烂的药店，几乎被炸成废墟的卡姆登区露台，萨塞克斯花园街的伊斯里酒店，那里“像烧烤一样的地方，墙上贴着各种色彩不协调的壁纸，桌上摆放着各色铜质台灯罩”——斯麦里和他的同事在伊斯里酒店设置了总部，直到后来他们捉住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的内奸。即便是英国情报部门的总部也设置在位于沙夫茨伯里大街与查令十字路交通拥堵的拐角处一个破烂店铺的楼上。

勒卡雷对《每日邮报》记者说，这一重要地点取材于剑桥圆场地段摩斯兄弟男装精品店对面的那个建筑物。他说那里“有许多神秘的弧形窗户”。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详情，不妨听一听勒卡雷的狂热崇拜者，记者出身的侦探戈登·科莱拉的建议。他说勒卡雷描述的大门很像查令十字路90号的大门，位于剑桥“圆场”那一带的北边，值得参观游览。如果想看一看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最近拍摄的影片中再现的“圆场”场景，应该去米尔希尔郊区废弃的英格里斯兵营，以及位于肯辛顿奥林匹亚酒店附近布莱斯路上的布莱斯大楼。大部分镜头都是在那里非常单调乏味的室内拍摄的。

如果您在肯辛顿，不妨去哈灵顿路50号，参观游览一下伦敦间谍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场所。现在那里是一个很普通的便利商店，但是在战前却是俄罗斯茶室，由驻伦敦的俄罗斯帝国大使馆最后一任海军武官尼古拉·沃尔柯夫（Nikolai Wolkoff）海军上将建立。沃尔柯夫的女儿安娜是右翼俱乐部的秘书（她还是支持纳粹的华莱士·辛普森，即有名的温莎夫人的女装裁缝）。右翼俱乐部是一个亲纳粹的组织，开会地点就在餐馆楼上。1939年安娜同美国大使馆一位年轻的译电员泰勒·肯特（Tyler Kent）交上了朋友，后者开始为她传递秘密电文。后来军情五处一位名叫约翰·米勒（Joan Miller）的特工打入右翼俱乐部，取得沃尔柯夫的信任，最终根据《国家保密法》在俄罗斯茶室将其逮捕。沃尔柯夫的间谍生涯就此结束。

整个逮捕过程被一位11岁的男孩看到了，他的妈妈就在茶室工作。男孩名叫伦纳德·西里尔·戴顿（Leonard Cyril Deighton，1929—），长大后写出了多部成功的间谍题材长篇小说，包括《伊普克雷斯档案》，以及文笔优美、意境凄楚的三部曲《游戏》、《设局》与《较量》（Game，Set and Match）。

同勒卡雷的作品相比，戴顿笔下遭受战争创伤的破败城市，呈现出更加肮脏不堪的景象。在戴顿笔下的伦敦，夏洛特街秘密电影院里放映着电影，索霍区肮脏的俱乐部里举行着聚会（小小的黄色电灯泡在广告牌四周“淫荡地”闪烁着；广告上写着“无间歇脱衣舞表演场所”）。在《伊普克雷斯档案》中，莱斯特广场与其说是世界中心，倒不如说是购买下流杂志的地方。

在伦敦，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保证钱包别出事。（戴顿）

如果你不想跟随戴顿走进这个下层社会，那也不用担心。戴顿也有比较使人惬意开心的一面。他推荐的美食都是超级美食。比如，现在仍然可以从希金斯先生的孙子那里购买到优质咖啡。在《伦敦争霸战》（London Match）中，希金斯先生把咖啡豆卖给讲究吃喝的迪基·克鲁耶（Dicky Cruyer）。他的咖啡店开在公爵街，距格罗夫纳广场很近。你也可以光顾杰明街上的威尔顿餐厅。《伊普克雷斯档案》中提到过这家餐厅。自1742年开业以来，威尔顿餐厅的生意一直不错。遗憾的是，如今无法前往《伊普克雷斯档案》中的故事叙述者经常去豪饮格拉帕酒的特拉莎餐厅（Terrazza）。位于索霍区罗米利街上的这幢建筑物现在已被一家连锁餐厅占用。但是那里曾经以提供地道的意大利美食而闻名遐迩（在20世纪60年代的伦敦并不多见）。戴顿当年在那里写完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大部分内容。“吃几碗新鲜的意大利面，感觉挺舒坦”，他这样写道。他还在那里同迈克尔·凯恩见面，商讨如何在银幕上塑造哈里·帕尔默这个人物形象。“现在很难相信，在影片发行放映之前迈克尔仍然是一个艰难谋生的演员，而我已经是有名的作家，”戴顿对《独立报》记者说道，“后来他很快就赶上了我，不过有一段时间我比迈克尔名气更大。”

名气总会发生变化，但至少戴顿所写的作品会流传下来。即便他不是间谍（据我们所知他不是），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使间谍小说增添了现实主义特色，让读者读着不禁怒火中烧，而且作品也写得更有间谍小说风格。

尽管有约翰·勒卡雷这样的作家，但是真正的间谍并非总被视为最适合创作间谍题材的小说。在近年来涌现出的伦敦最知名间谍作家中，有一位名叫丝黛拉·里明顿(Stella Rimington,1935—)的女性，曾在军情五处工作过30年。她一开始从秘书做起，后来一路晋升成军情五处处长，一干就是4年（1992—1996）。她在特工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力主提高情报工作的公开透明度。1993年她在任期内出版了军情五处工作手册《特工工作》（The Secret Service），首次公开披露了军情五处特工活动和职责的细节。退休后她开始从事写作，然而并不一帆风顺。2001年她发表回忆录《公开的秘密》（Open Secret）。遗憾的是，这部回忆录被新闻界普遍斥责为“单调乏味”。不过她创作的间谍题材长篇小说反响更好一些。她的第一部间谍题材长篇小说《风口浪尖》（At Risk），主要讲述一位英国特工千方百计挫败一起针对伦敦的恐怖袭击的故事。《卫报》承认，“她非常善于运用神奇的写作手法，深谙用不起眼的平常之物制作炸弹的门道”。《伦敦文学小史》，[英]埃洛伊丝·米勒，[英]萨姆·乔迪森著，杨献军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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