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什么 黄忠顺 吕欣书

孙道临主演电影《家》剧照(资料图片)在网上读过龙应台的一篇散文《家是什么》。她说：“和一个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从文化溯源的角度看，这个“家”的观念，大约肇始于周代，当时以男为家，以女为室，有家(夫)有室(女)，方谓成家。

中国人的“家”

成家之后呢，会有儿女，于是就有了血缘意义上的“家”的观念。从这个观念推演出去，“家”就有了家族、宗族的谱系，并且衍生出复杂的制度文化。但龙应台的《家是什么》并不关注这个层面，她又从儿女的角度从亲情感受上写到：“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是啊，又是岁末来临时，出门在外的你我，每每会被人问起，回家过年吗？如果是父母双亲已不在人世，这时会突然感到无家可归，顿生惆怅和茫然。

“家”的上述观念，世界各国不同人种，或浓或淡大致都有，但在语词的表述上，英语得由两个词才能表达，即“home”和“family”。甚至可以说，在各国拼音文字的世界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单词，与汉字的“家”有同样丰富的含义。比如，大约也是肇始于周代的制度——“诸侯领地谓之国，大夫领地谓之家”。

“家”的这一重含义在中华文化之“家”的意义结构中据有特殊地位，就像中国诗文在结构上讲究“起承转合”，如果说男女成“家”是“起”，血缘演绎的“家”是“承”，这领地之“家”便是“转”。这一义“转”得超乎寻常之远，却由此形成后来中国以“家国一体”而贯之的观念。“家国一体”是“合”。领头做这篇“合”的文章的是儒家孔子。他似乎是基于大夫领地谓之“家”与男女成“家”和血缘演绎之“家”在“家”字的书写和基本文意上相同，都是“豕之居也”（猪“生子多”，所以借用来指人居的地方），从而产生家国同构的灵感，进而以比喻推理的方法论由家庭人伦推广为政治秩序，最终在后世演绎为“三纲五常”学说。

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三纲之中，虽然“君为臣纲”（即君待臣以礼，臣待君以忠）是其首，但“父为子纲”才是基础，而这基础所要求的社会规范就是孝敬。对父母行孝之衍生就是弟对兄的“悌”，孝与悌是人子与兄弟的行为规范。在儒家看来，只有首先扮好家庭中的基本角色，尽到孝悌，然后才能对上尽忠，对他人尽责。而五常者，“仁、义、理、智、信”也。其核心是仁。“仁者，爱也”，但这爱是强调差异性和差等性的（与西方的博爱不同），这里贯彻的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规范秩序。这种秩序，一方面在中华大地悠悠岁月中对于维系家庭人伦与社会秩序，保障家国和谐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中华文化中“家”的理念、情感与无意识格外博大深邃牵扯复杂以至达到个体生命常常难以承受之重的程度。

西方的“家庭”

与之相反，西方基督教文化不仅不重视家庭亲情伦常而且鼓励人们为了一种新身份而主动背弃家庭。耶稣说：“凡是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而撇下房屋、父母、兄弟和财富的人，必得到百倍的回报。”（《新约·马可福音》）甚至更过分地说：“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生命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新约·路加福音》）。这也是西方博爱的起点。基督教文化通过鼓励人们背弃所属家庭之夫与妻、父母与儿女、兄弟姊妹和由此延伸出的家族成员长幼亲疏关系，以及君臣、朋友等社会关系，而后获得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徒信众身份。这种平等意味着，每个人在精神上与上帝的距离相等，每个人只需要相信上帝而不再需要在精神上依赖家庭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于是，每个人就在精神上有了不依赖任何他人的独立性，每个人独立于他人，无需通过他人去定位自身，这样，每个人就开

始变成“个人”。“个人”并非作为自然事实的个体之身，而是价值的个人。价值的个人是一个独立于他人而具有自足绝对价值的存在。如果家庭共同体或者国家共同体的价值高于个体价值，就还没有“个人”；如果个体价值优先于家庭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价值，就有了“个人”。

若说基督教文化所造就的“个人”还是受限于上帝的绝对价值之“个人”的话，西方社会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上帝的绝对价值被“理性”的绝对价值取代，人就变成在理性面前人人平等的“个人”。“理性”在民族国家中可以现身为具体的法律，就有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个人权利——天赋人权。与家庭伦常是中华传统社会的基石一样，个人权利意识是西方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石。

在个人权利意识的支持下，西方人不把个人获得功名叫做“光宗耀祖”,不将有损于家庭利益的人称为“败家子”，更不会将个人的生育能力与对父母的孝敬相关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西方人基本没有“养儿防老”的观念，没有儿孙满堂才是福的幸福观，因此也没有“富二代”“红二代”的说法，即使小布什当选了美国总统也没有“官二代”的说词。西方人的个人奋斗与成功不是为了家庭，而是为了个人价值的实现。所以，与中国文学热衷于家庭伦理剧不同，西方现代文学更多地表现孤独主题。

由于西方经过工业革命而超越中国领先世界，曾经发达先进了千余年的中国因故步自封闭关锁国拒绝参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并经甲午战争败给地震频发海啸与火山喷发交织的弹丸之国日本而饱受所谓列强侮辱，其一幅羸弱不堪的衰朽模样终于引发了以东洋西洋为榜样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将中国的积弊归结为传统的以家族礼教为根基的制度文化，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代表，痛斥家族礼教“吃人”，主张“任个人而排众议”（可理解为张扬西方的个人主义而反抗中华的家族主义）。由此形成的文化思潮起起伏伏长达近一个世纪。

现代人家的意识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再次崛起而在新世纪进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再次开启了文化自信之旅，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在中西比较视野中复又受到广泛重视而不仅仅是在新儒学的“朋友圈”里受到重视。然而，中国的“家”业已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古今之变。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指出，西方的“家庭”包括夫妇二人及未成年的孩子，而中国的“家”能伸缩自如，难以定义范围。它可以指夫妻二人，亦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亦可以包括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的人。“家”的概念意义被拓展成为多义范畴。然而在今天，中国的“家”已基本上不再是包含脉络众多之家庭的家族，而主要是趋近西方的结构小型化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家庭人伦已不再是社会礼教秩序的初始场域，其伦常已然降格为私德，其传统文化中发生在家中的伦常礼教已经被国家推行的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所替代。

虽然有了这些变化，但中国人的家观念，依然有它隆重的当然也是西方所没有或不及的精神、情感与无意识绵延的归宿性质。它尤其体现在中国人对待节日的态度上。有文章说，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视的节日都与家文化相关。春节、中秋节是家庭成员团聚的节日，而清明节则是通过上坟、扫墓等方式缅怀已经去世的先人，国庆节的意义虽在字面上与国相关，但在个人生活的层面则是七天的长假，正好构成家人旅游、相聚的重要时机。尤其是具有4000年历史的春节，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大的节日，其家人团圆、共同祭祀、人神相通、拜年、新衣服、压岁钱、熬年守岁、春联、扫尘、放鞭炮、年夜饭等等，无不显示了最浓郁的家庭氛围与意味。1928-1934年间，国民政府为了在年节上与国际接轨（过元旦节），反复颁布条例废除春节，春节期间甚至派警察到关门停业的商铺，强迫其开门营业，并将元宝茶及供祀的果品捣毁，有的还要处以罚金，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人们照旧要过春节。到如今甚至交通、运输、工商、学校等几乎所有制度与政策，都要为春节让道。

仿龙应台的散文《家是什么》，笔者也来一句：“每到春节将近时，作为一个中国人，最知道家是什么。”

(黄忠顺，学者；吕欣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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