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 | 中国新经济中的“流动”青年

2015年夏末，我通过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写作，进入深圳搞田野。我想要通过访谈人的嘴，来讲述国家如何发动青年群体去创新创业，如何通过搞活“社会流动性”来达到一种对新经济社会的治理。

社会流动性主要是指个人因收入，财富，专业等区隔性条件，在社会阶层上上下下“流动”的过程。“社会流动水平”已然成为结构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中“反映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不证自明的代表机制之一，不少研究的前提都建立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会影响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变大了，经济能进一步增长，那么，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可能性越大”等等假设上。

其实，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不论受没受过高等教育，明不明白“社会流动性”这个抽象出来的社会科学概念，都希望生活不是止步不前，都期待小变化或者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创新创业的国家社会运动，对于我在田野中遇到的与我一样的“大多数”(the masses)来说，就是一个不让生活止步不前的契机和曙光。

在我进入田野之后，与创新创业热潮同时兴起的关于阶层流动、社会变迁的讨论在各大媒体上就从来没有消停过。一时间，我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结构变迁”在左右人们的生活选择，还是人们在主动推动这场国家社会运动。

现在，我只想以一个“人”的视角而不是“结构”的视角来反思我的田野。新时期的“社会流动性”不仅仅是抽象的阶层流动，同时也是个体在空间意义上的流动：怎么生活，如何生活，在哪里居住，在哪里工作，成为大家想象自己阶层位置的重要前提。

田野的进入和安置自我的过程，也是大多数我的同龄人在深圳寻找自己的位置与“流动性”的过程。当时的我，带着研究假设和使命，出卖了“自我”，一心要“讲出他们的故事”，没有看到自己也是新经济芸芸众生中的“新的流动人口”一员，正是这种二十多岁的天真幼稚不靠谱的学生娃，成为新经济中最容易被管理被动员的社会角色。

田野进入：成为“新的流动人口”

在进入“田野”之前，我进行了一番新自由主义般的自我规训和想象：我要进入政府某单位实习，要去各种“投资机构”“孵化器”访谈，要访谈那么多的至少具有好大学本科学位并且正在进行中产身份和认同建构的知识精英。

那么，我最好放弃掉平时那种T恤裤衩运动鞋双肩包的标配。于是，我先斥巨资2000人民币在深圳福田区某衣库买了三套秋季“通勤装”外加一件风衣。

为了保持田野中立性的道义色彩，我申请了某事业单位的非带薪实习。在我非带薪实习的4个月里，领到的一共300块钱伙食和交通津贴，连补足这“日系OL通勤装”的置装费都办不到。

然而，更严肃的问题是：我，一个中国银行卡里只有2万人民币的25岁没有正式工作的外地青年，如何在一个房（租）价那么高的地方开始做田野？（注：田野这一年我没有申请到任何大规模的补助和经费。）

我在写研究计划的时候，就提前在各个租房平台上面搜索租房信息。为了与我那些在新经济行业工作的年轻访谈人住到一块儿，做起“互联网新经济”的田野，我只能选择居住在有着深圳最大科技园的房租稍贵的南山区。

我在豆瓣网的“深圳租房”和58同城分别联系了几位开价和说法方式都比较“正常”的疑似“二房东”的人。最终，我选择了豆瓣的一位小哥L作为未来室友。

这位1987年出生的小哥来自湖北，在武汉某科大读完大学以后南下打工，找到深圳一家建筑设计院的职位，就一直留在了那个单位。随着近年来房地产降温，该市场化了的前事业单位不得不再次转型，减员增效，搞“互联网＋”计划。于是，L哥作为管理部门的基层员工“被辞职”，拿着单位给的几千块钱安慰金，开始找工作。

我刚刚进入田野的时候是2015年9月，彼时的深圳正笼罩在互联网新经济蓬勃发展的氛围里，政府和企业推出了各种鼓励用信息技术来低成本创业的政策，极大地鼓励了年轻人去注册有限责任合伙公司。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创业潮继续发酵，与被视为是南中国外贸生产-销售体系连带出来的“山寨经济体”以及房地产等“传统产业”结合，形成了政府话语里的“互联网+”的项目。

在这种“大环境”变化之下，小哥L利用自己过去几年在设计院工作的优势，去了一个正在面临“互联网+”转型的房地产公司的旗下的租房平台，他在这家初创公司的项目团队里做“产品经理”。（注：互联网行业对“销售”的一种称呼。）

谭雨静在深圳第一次租的房间。照片由下一位租客——一个在初创公司做设计的女生拍摄。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我们租住在一个本地政府单位宿舍楼里的三室一厅里。这个房子原本是分配给某退休副处级干部的家属公寓，后来产权过户到他女儿名下。他的女婿把房子交个一个本地中介W打理，L哥从中介W手中用5000人民币/月的已经比较“良心”的价格租到这套房子，再把其中一间7平方米的房间转租给我，而我每月为我的小房间付1700人民币。L哥说，为了省钱，L哥和C哥选择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被中介W不怀好意地窃窃私语了好久。

C哥是广西人，性格温婉内向，长得像某个严姓演员。他出生于1986年，22岁从师范大学的会计系毕业之后，他回到家乡一个公立小学当会计。按他的话说，因为受不了家乡一成不变的生活和公立小学微薄的工资，他几年前辞职来到深圳，辗转在各个小公司做会计。他最近打工的公司是本地一家比较有名的帮助中国人在澳大利亚买房的房地产销售公司。

在中国的高校里刚刚大学毕业或者研究生毕业刚开始在深圳工作的小年轻，很少能够凭借初入职的工资去负担动辄4千人民币的独立一室一厅小房子（注：2015年的价格）。对宿舍体制生活并不陌生的毕业生们，一般选择合租。

当代棚户与疍民的理想与现实

原本对于很多刚来深圳工作、生活的人来说，“城中村”是一个很好的租住空间。价格便宜，基础设施也不错，按一位在上海棚户区做社会创新工作的朋友的说法，相对于上海等其他大中型城市的“城中村”来说，深圳的城中村已经非常适宜人居住。但是，在我开始做田野的2015年，深圳各个区开始大搞城中村更新项目，南山的城中村已经是最后的城市中心廉租房乐园了。

深圳南山区的一间租房。

而当下真正的棚户区，其实隐藏在越来越收缩的租房市场里的“小区棚户”里。田野一期的房子我退租了，理由是房产中介W在2016年4月开始涨房租，涨完房租之后我算了算我需要付出的房租，不加水电气大概是2600元左右。我们单元对门的码农之家（因四位IT工程师合租而得名）则开始进行房屋改造，房东把那个三室一厅的房子多隔出来俩房间，试图租给更多的人。

C哥戏称码农之家的改造为“劏房”改造。C哥特别喜欢围观深圳河对岸的各种水深火热，经常跟我科普当代香港的社会经济常识和一些社会性专有名词。“劏房”在粤语语境里指的是房东不经过住建部门许可而随意隔开的独居小房间，租客共同使用狭小的卫生间和厨房，没有公共空间。相对于香港导演张之亮1992年的电影《笼民》中给香港底层劳工阶层居住的铁丝网“笼屋”，“劏房”给大龄单身青年保留了最后的5平方米居住的体面感。

经济发展模式上，深圳一直追随香港，从生产基地“升级为”区域性的金融地产中心，就连两边普罗大众寻求租房生活解法的部分，也越来越“同呼吸，共命运”。在深圳的各大“小区花园”里，类似香港“劏房”的非正式租房空间变得越来越多，这也导致地方政府以违规改建不符合建筑指标容易导致电路和排水系统的超载事故为由，出台了一系列条例来规范本地住房租赁市场。但是，“劏房”分租模式被社会大规模地默许了，大家心照不宣，依然在各个小区里面寻找通勤便利的“劏房”。

典型的深圳“劏房”房间的隔断铁门和幕布。房间被隔断之后，通风效果瞬间变差。

第二次租房之际，我下定决心，学习我一个访谈人的租房策略，按她的话说，毫无背景两手空空的年轻人在深圳“要放下身段，租的地方要离工作的地方近，毕竟加那么多班，也不怎么回宿舍”。于是，我再次通过网上某租房小组，租到了我想要的“价格便宜，离工作区很近”的比“劏房”的居住空间更小的床位。

某日，在香港读博士的研究生好友来深圳找我，问“为什么别人出去做田野都那么辛苦？在乡下，被蚊虫叮咬。而你在深圳吃香喝辣？”我想，她大概误会了我的境遇。此时的我，和一个刚刚大学毕业，一个刚刚研究生毕业，一个正在换工作的女生，曲蹄蜗居在10平方不到的房间里，过着没有隐私但也没有公共社交的“棚民”生活。房间里有一个飘窗和一个大衣柜，全部塞满了20多岁都市女性必备的一些衣物和美妆产品。

为了维持最后一点体面，我注册淘宝，绑定国内手机卡，在一些卖房屋软装产品的店铺里淘到稍微带有设计感的台灯，桌垫和床上用品。

谭雨静居住过的床位房。

被闽方言污称为是“曲蹄仔”的疍民，是生活在前工业内时代发达的内河道网络中中漂泊的渔家，他们因长期在狭小的船舱里生活，蜷曲而睡，腿脚大多弯曲，他们不能上岸，不被编户齐名。而作为“外地人”或者山民的被帝制时期的政府认为是“棚户”的人，也和疍民一样，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完成向上的社会流动。

随后，制度上不流动的群体日益慢慢被岸上和平原的臣民边缘化了（郭富城2014年主演的电影《浮城》讲的就是在英国殖民政权晚期，香港疍家孩子努力上岸成长为社会精英的艰险过程），连同他们居住的船上和棚户空间，也被污名化为不可靠近的社会。历史人类学家傅衣凌早年正名说疍民的历史可上溯至百越，试图把这个漂泊的族群和更大的国族史（观）联接在了一起。

想到我和我下床的另一个湖南妹子小曲，越住越憋屈的C哥和L，以及旁边屋子的两窝新产业工作人士，我们就是后工业时代的流动的网络经济体中的当代疍民，并且我们随着新经济产业运动，在“双创”时期上上下下浮浮沉沉，前途未卜。

在我们旁边的两间房子里，住着两窝男青年，他们之所以过上“上下床宿舍”生活，除了同我一样的“拮据以及想住得离公司比较近”以外，多是因为这种灵活租赁类型的住所恰好是灵活就业劳动力的最爱。8名男室友中，有3位处于大公司岗位转正期，还有2位是初创公司的销售人员，拿着基本工资靠卖产品的回扣过活。而每月1000快钱的床位费对大家来说是灵活就业时期可以负担的价格。

其实，我们这些假想的被贴满“公司人”“研究者”“小白领”“技术宅”标签的年轻人，和“打三天工玩一天”的深圳临时工群体中涌现的“三和大神”们的生活境况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用临时性的朝不保夕的收入付床位费和简单的外卖，工作未来的不可控和田野调查研究的不确定心态，随时袭击每一个住在这个高档小区的“棚户”们。

但是，这两类人对不可确定的未来的反映，非常不一样。居住在小区中的白领棚户疍民和“三和大神”所表现的“不一样”的地方，恰恰是他（我）们对社会流动性的看法。媒体把深圳的“三和大神”们视觉化和问题化，借此表征“底层的无力”。而白领棚户疍民们，也把三和大神当做流不动的底层，但他（我）们又对自己的社会流动充满期待和渴望：他（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孵化的文化资本可以并且应该兑现为经济或金融资本，作为棚户疍民的生活状态是暂时的，吃点苦还是能够混成中产的。

这导致两类人不想面对对方，不可比拟，不会遇见。当我把一篇关于“三和大神”的报道转发到我居住过的小区棚户的微信群里，除了小曲感叹“深圳确实对他们来说生活起来太难了点”以外，其他人无动于衷。

结语

社会人对于“实现向上流动性”的期待与渴望的程度，成为他（我）们想象各自阶层的方法，而“流动性强不强”也成为国家“创新创业”社会运动中发明中国新经济的未来的方法。“流动的能力”成为在产业运动中想要不落于人口的新青年们提升自我和奋斗的重要目标之一，于是，包括我在内的我的研究对象们——那些高技能劳动力，主动地把生活目标与新经济新产业命运捆绑在一起，一边积极寻找机会，一边在越来越灵活的生活空间和网络中，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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