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年的时光影像

我们共同怀恋的影像

如果历史的指针能向前拨动70年，那些埋藏在旧时光的记忆和影像，或许会令我们感到陌生，毕竟点滴积累起来的变化，让几代人面对截然不同的生活；那些一帧一帧闪过的画面，或许会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

生活史是一个透镜，可以折射家庭的变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共同组成时代的洪流。站在一个历史节点审视过去，70年的生活点滴纤毫毕现，只有看清变迁，才能够明白今天何以来到今天，我们何以成为我们。

正如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所写的那样：“我仍然眷念着布拉格那铺满鹅卵石的街道，和所有踏过这街道的灵魂。”回望70年，我们能听到众多家庭走过岁月的足音，它们在温热的细节里回响，一直通向明天。

那些记忆犹新的影像

电影最初来到中国，天然带着一层高端滤镜，与普通人的生活相疏离。

在中国电影产业尚不发达的时代，大量的译制片增加了这种陌生感，强化了观众的某种印象：电影里的人高鼻梁、蓝眼睛、金头发，是和我们不一样的。

1950年夏天，《大众电影》杂志创刊，面向中国电影工作者与影迷，提供资讯、深入报道与影评。第一位登上杂志封面的，是前苏联电影《团的儿子》中的男主角“伐尼雅”。伐尼雅是苏联作家卡捷耶夫笔下的一位“小英雄”，聪明又倔强。影片讲的就是他帮助苏联红军的骑兵战士打败了德军，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故事。

之后，中国上映的电影中大量涌现出“伐尼雅”式的英雄形象——由一个“小八路”成长为真正革命战士的董存瑞、带领黑龙江老百姓开荒剿匪的老军人战长河……他们在电影中完成的战斗、胜利与成长，与欢欣迎接新时代的当下相吻合。当然，这种共情通常还是仰望的，这些英雄式的角色，与普通人的生活毕竟相去甚远。

1963年，受前苏联电影《伊凡的童年》的影响， 崔嵬导演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的小兵张嘎。虎头虎脑的嘎子哥，在白洋淀闹出不少笑话，但他又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一度成为众多50后、60后争相模仿的“偶像”。影片的宣传资料是这么介绍小兵张嘎的：歪戴破草帽，手拿木枪，身穿白褂，光着脚丫。他只有13岁，擅游泳，能爬树，会摔跤，爱咬人。机灵鬼透，野气逼人……

薄薄的幕布终归挡不住世俗生活的烟火气，在日复一日的单一题材影片里，观众解读出了别样的意义。作家叶兆言回忆，有段时间公映的外国电影只有《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有人多次买票，就是为了看《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那段《天鹅湖》。

据说《列宁在一九一八》是东北厂译制的，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无论是列宁，还是瓦西里，说话都自带一股东北味。以至于人们说起影片中的经典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都会不自觉地模仿东北口音。

七十年代末，高仓健的《追捕》播出，国内正流行的“唐国强式”奶油小生受到硬汉潮流的强烈打击，即便他们逢人便夸“你长得真像真由美”，也无济于事。

作家莫言曾和友人争论，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到底有没有赚得人们一万吨眼泪。友人是这么算的：中国当时看过电影的有1亿人次，每人流一两眼泪，一算就1万吨了。1972年的一个秋天，他曾经饿了一天肚子跑50里路，到电影院为花妮的故事而热泪盈眶。三十年后，莫言再看《卖花姑娘》，他“一边看里面的情节，一边想象自己忍着饥饿往县城奔跑，想起当时那么年轻，那样有追求，为了看一部电影可以不吃饭”，依旧泪流满面。

那些熟悉的“第一次”

八十年代属于启蒙，这一点在文艺作品上表现为人性的回归，具体到国产电影而言，就是宏大叙事的版图渐渐缩小，日常生活的题材渐渐扩大。镜头一点点放低，终于到了和普通人齐平的高度，我们能在电影里看到越来越多活生生的“人”——他们不再是简单的轮廓，单一的性格，而呈现出属于生活的多元和温度。

1980年，电影《庐山恋》上映，演员张瑜和郭凯敏在银幕上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吻”。无论是演员们靓丽俊朗的外表，女主角43套的时尚换装秀，还是她的英文台词“I love my motherland”，都对当时观众的观影体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女主角张瑜即是凭借本片，当选第一届金鸡奖和同年百花奖的“双料影后”。据说今天庐山上仍有一家以影片命名的“庐山恋影院”，近四十年如一日地只播放电影《庐山恋》。

李连杰19岁的银幕首秀，便是与千年古刹少林寺的相互成就，用一人一毛钱的票价，创造了1.6亿元的票房神话。当年原生态的剪辑技术背后，拳拳皆是真功夫；郑绪岚的《牧羊曲》前奏一响，人们的豪情万丈瞬间涌起。

1983年5月，广西电影制片厂召开大会，破格批准以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这四个应届毕业生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下达生产令投产《一个和八个》。中国第五代导演的舞台由此揭开序幕。第五代导演让中国电影实现了许多个“第一次”，张艺谋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分别拿下金熊奖与金狮奖，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获得了1993年的金棕榈奖……张曼玉凭借“阮玲玉”摘下柏林国际电影节影后，巩俐凭借“秋菊”摘下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影后，葛优、夏雨也分别获得戛纳和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影帝。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史上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空前的，先后有5部华语电影曾得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青睐。

中国电影在不断走出去，第一部“西方大片”——《亡命天涯》也在1994年登陆中国。此后每年都采用利润分成的形式，引进十部优秀的外国影片。阿诺德·施瓦辛格、基努·里维斯、布鲁斯·威利斯、尼古拉斯·凯奇是一众90后观众最先接触的国外巨星，但和国内武打片、动作戏影星不同的是，他们把耍帅扮酷放在第一位。但这些人都在1998年输给了最终“魂归大海”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当年《泰坦尼克号》一部片子，就夺走了全年总票房的五分之一。

随着90年代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们对于文化娱乐需求也随之迸发。VCD、DVD播放技术的出现养活了街头巷角的光碟店，到电影院看当期电影还是少数情况，在家里看香港电影才是正经事。

《赌神》的漫改，周星驰的无厘头，成龙的动作喜剧，给内地观众留下多深的印象？从众演员的“昵称”就能看出大家对他们的钟爱——哥哥、发哥、星爷、华仔……

20世纪末的一个圣诞节，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上映。电影主创的收入首次与票房相捆绑，中国电影从此进入“营销”时代。《甲方乙方》是讲如何造梦的，在这场梦境的影响下，看贺岁片就和看春晚一样，成为人们一年一度的生活习俗。并且，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人们辞旧迎新，相互祝福的贺岁时分，都不忘提一下冯小刚和葛优的名字。

期待贴近生活的电影

21世纪初，我国实施了院线制改革，电影产业链的收益群体开始出现分化。一张卖60元的电影票，电影院和院线赚30元，剩下的交了5%的专项基金和3.3%税金后，由发行和制片方分账。电影票在各方的争求利益中不断涨价，观众成为唯一的买单人。过去座位多、空间大的影院、戏院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最多容纳100人左右的影厅，屏蔽了光线与杂音，开了杜比环声和3D，观影体验越来越极致，观影成本也越来越高。

一个属于市场的电影时代已经到来，电影制片、发行与放映的准入资格放开，民营电影崛起成为主力军。新世纪前后的两部经典电影，《卧虎藏龙》和《英雄》，叫好又叫座，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影迷的掌声。

名导演+名演员+大制作+大投资，似乎成为了中国电影市场中一条屡试不爽的公式。那些年，似乎在银幕上看过了太多类似的“古装武侠大片”——《十面埋伏》、《夜宴》、《无极》……这些电影既延续了观众对武打片的好感，又把只停留在拳脚上的功夫往东方哲学的方向上推进了一步，本无可厚非。只可惜同质化的电影一多，主创团队对故事本身一疏忽，水准渐渐放低。高票房和高质量成为逐渐分离的两件事，“大片”，终于成了含义不明的一个词。

“大片”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市场中一个“变质”了的词语。但不可否认的是，“大片”给导演们带来了开拓电影新方向的名和利。而与此同时，也有电影人在低成本的有限条件下，不断突破类型片的局限，不断尝试中国故事的新维度。

《人民日报》曾刊文点评21世纪以后的中国电影，提到市场对电影题材和内容的影响。在票房和数字的“威逼利诱”下，连现实题材的作品也放弃了对现实的关注和描写。文章特别点名“《小时代》系列、《分手大师》等影片华丽空洞。没有挖掘人生的蕴含，表现人性的深度，没有体现出现实社会中的人情冷暖，让人回味真实、历史和生活的意义”。在如今的网络语境下，人人都是一部电影的评判者，没有哪个元素是唯一的标准。

都说电影即生活，因为它“很少能靠自己成就一切，它是更大环境的一部分”。我们所能看到的影像，都是某个时代120分钟的缩影。生活毕竟不全是电影，但我们始终期待着映射生活的电影，在其中看到更多的真实，毕竟，我们曾有过那么多和这七十年时光，血脉相连的好作品，以及那些令人动容的好人物。◎门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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