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成都的街头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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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人民南路主席像观礼台。不仅有圆边小礼帽，还有现在风行一时的吊带裙配打底衫。

1993年夏，成都春熙路。女子一身单薄纱衣，留下一个袅袅的背影。

1998年，松糕鞋加百褶裙，眼熟不眼熟？

1997年夏，蜀都大道总府路，穿蕾丝两件套裙装，斜背水桶包包的女子。

1997年，成都街头穿透视装的女子。

1999年夏，成都红星路二段，19年前的露背装，可以说很前卫了。

1998年成都街头。

上世纪90年代冬，成都春熙路，短发美女上身多层叠穿，配霸气过膝长靴。就连旁边的小朋友，也不输气场。

成都，如何担起“时尚第三城”之名？一线大牌越来越多、消费指数常年领先，更出名的当然是成都妹儿！

不仅人美，而且还会穿衣。论优雅时尚，是成都妹儿天生的基因。

穿越时光，看看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妹子穿着，竟然一点都不输今天的小姐姐们。

从这组老照片，就可以看出20多年前的成都妹子们，有多“超”多时髦。

瞬间你就明白，啥子是时尚、时髦？不就是一场又一场的轮回，轮回那些曾经人们追求的经典。

春熙路历来都是成都美女出没的地方，这话说起来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不是照片里带有浓厚的成都老街气息，一般人也全然看不出那些已然是20多年前的“新潮时装”，倘若如今的美女们穿上，也依然可以引领潮流。

黑衣袅袅、长发飘飘、娇小玲珑，美女们从远处来，又走向远处。让临街打望的小伙子们望眼欲穿。从百年的春熙路到如今的太古里，繁华的CBD街头是这个城市的天然T台，在这条光影交错的时尚大街上，她们

是一道道流光溢彩的风景，几十年来从未改变。文/图封面新闻记者刘陈平

流淌在时光的河流

□李刚明（金堂）

五六岁时，我经常跟随在爷爷的船上，沿江的码头古镇、县城就是我心里边大的世界了。

爷爷是那时木船社正式的集体职工，领着工资和供应粮票，是船驾长，村里人都很羡慕。

吃着公家饭，是村里人觉得很荣耀的事。我也因为能随着爷爷到大镇上去见了世面，小伙伴也妒忌并羡慕着。我常常带些新奇的小玩意儿回来，比如万花筒和小人书（少儿连环画），他们常常是缠着我不放，直到各自母亲在村院外高声唤儿回家。

一俟船靠岸卸货，爷爷便牵着我走到街上。青石板的街巷一直延伸很长很长，那时就觉得从来不曾走到尽头。

毗连的青瓦房、木板铺面，渐次开着肉铺、茶房、饮食店、百货店、裁缝店、书店、糖果副食店等。

每次爷爷必带我去上两个地方，那就是糖果店和书店。去书店挑上一两本喜爱的小人书，总是如获至宝似的，或许那就是为我年少时打开的第一道窗口。

后来上学了，随爷爷上船的日子也就少了，间或在寒暑假期有那么一两次。

最初的城市印象，对一个乡村少儿就是如此繁华与美好。大人们也常常叮嘱着：好好读书，才能成为城市人。

从小学、初中到高中这10多年来，成为城市人，大抵是学习最直接的动力了。

大哥成为全镇第一个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时，我正上初中；他毕业工作正式成了城里人时，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高考。

因为偏科，几分之差，让我跌在高考的门槛外。父母要求复读，虽说不情愿，但我还是坐进了复读的教室里。

燕与我同桌，长得端庄秀丽，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瞅得人有些发紧。粗黑的两根发辫不经意间总是掠过我的脸庞或手臂，常常令人心颤得惶恐。

我知道，她欣赏着我优美的文笔和一手漂亮的硬笔书法，或者说是歆羡我不羁的那份才气。总之，复读的日子里，我们都彼此留下了美好回忆，至今想来我都深信不疑。

复读后的高考，我再次落榜，还是因为严重的偏科。对数理的愚笨，直让我怀疑自己左脑是不是真有毛病。

那年秋天，我怀揣另一梦想，走进了军营。

燕是城里人，父母是大国企干部，那年高考后，她通过招工，进了父母所在的国企。

年轻时固执绝对的自尊，使我没告诉她自己的去向，我想祝愿她的是，她能收获到自己幸福的爱情，而不是我，一个还无法把握命运和前途方向的人。

四载的军旅历练，我不再是飘摇于人生波涛之上的小舟，汗水与坚韧充盈着自己的内心强大。

写作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志抒发。当写下的文字变成铅字的那刻起，我对自己的人生又有了另一种规划与憧憬，不再是仅仅为了成为城里人。

岁月无声，却又那么清晰与明亮。离开部队回到地方，我办厂经商之余，阅读与写作依然坚持着，一边在为生活奔波奋斗，一边也享受着生活的馈赠。

世界之大，不再只是那江边小镇，不再是那一隅县城。

又是一个金色的秋日，我独自漫步于居住的小区，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桂花芬芳，串串白果在秋风中也颤巍巍探出头来，往日的一片青绿里泛出淡淡金黄。

如今，真正成了城里人，我也正步入人生之秋。

整日里穿行于坚硬的钢筋混凝土之间和面对冷漠的城市墙壁，我发觉，丢失的曾经拥有才是珍贵无比。

曾经的乡村、田野、河流、木船、青石板的街道和青瓦木门，早已作古的爷爷，还有那青春的燕，却渐行渐远。

我的母亲

□杨厉兵（成都）

1947年9月，我不到两岁半时，母亲去世。邻居张伯娘逗我，你妈睡过去了，不得给你煮饭了。我踩着小木凳的横杠上说，你们乱说，妈睡醒了会起来给我买泡粑。

母亲姓黄，生于1911年，出身农家，勤劳、善良。父亲是中药铺抓药的小工，跟婆婆相依为命，母亲来后，才有了家的气氛。

婆婆信佛，母亲亦善良，婆媳关系非常好，是张伯娘和李嫂嫂她们十分羡慕的。母亲的一些事，也是她们后来讲给我听的。

婆婆绩麻纱、浆布壳，母亲是最佳帮手。她带孩子、洗衣煮饭，去二十里外挑煤，整天笑呵呵地忙个不停，还经常给隔壁的孤老太婆买米买菜。整个东岳宫巷子，都夸赞杨家娶到个好媳妇。

某天，母亲上街买菜，见一妇人用抓挠（竹制抓背痒用具，也称孝顺）狠打一约摸4岁小男孩，孩子疼得哇哇大哭。

母亲上前劝说。那妇人道，我打娃儿关你啥事，我是花了钱的。

母亲愕然。事后打听到，这家人是花钱买娃养大做家奴的，他家原有两儿两女，所以经常打娃培养听话。

母亲跟婆婆商量后，借了些钱给营山县逃难到大竹整日用筲箕顶泡粑卖求生活的孩子的亲爸妈，叫他们赎回来，如果实在困难的话，由我家带大，保证不得打骂。

后来，那男孩果然到了我家，那就是我哥，取名杨泰华。

母亲对哥视如己出，这让后来搬到我们街上的居民从未感到过我们四姐弟不是一奶同胞。

这甚至影响到父亲对我们的态度——泰华1957年未考上高中在家学铁匠，1958年，父亲鼓励他考上大竹中学读高中。1960年、1961年粮食紧张，幸得二姐泰江在地质队每月寄回三四斤粮票，爸总是要多给点给我哥，理由是他岁数大、肚皮大些。

我家紧挨二完小外墙，后屋地下是一大阴沟。一次，我到后边小解，发现阴沟里有人，吓得大哭。母亲赶忙捂住我的嘴说，前面在抓壮丁，并轻问下边是不是躲抓壮丁的？

得到实情后，母亲到药铺喊回父亲，将石板撬开，把那人救了上来。他洗了手脚后，在我家躲到半夜才出门。

我家所在的巷子，是农民赶场卖花生的集市。一次，一个中年农民在我家门口摆摊，卖到中午还剩两三斤时，他的同乡走来说，曾老大，你还不快点回去，你妈都死了。

那人大哭，慌忙对我妈说，这点花生不要了，杨先生娘子，能不能借点钱给我买些香蜡纸烛？

我家也穷，但我妈二话没说，掏出她积攒下来的一点钱，又找邻居借了一些钱，一并塞到那人手里，催他快走。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并许愿说今后一定来还。

母亲去世后，从此我家缺失善良、勤劳的主心骨。我什么事都得自己动手，洗衣、做饭、补衣服、扎袜底……“母亲”二字几乎从我的字典里消失了。

1961年，我读高二时，一天凌晨，一个农民敲响了我家大门，手上提着一个麻布口袋，里面装着几斤胡豆。

他自称姓曾，说是来赔罪的。我和哥哥都愕然，不知从何说起。

曾老头讲了母亲借给他钱葬母的往事，并满含愧意地说，开头那几年确实想还又还不起，生活好点了，又听说东岳宫巷子拆了。直到灾荒年，才想起杨先生娘子和杨先生是不是还活着？他找了好几次，问了好多人，才问到我家来。

知道我母亲早已去世，他说，人死了账未灭嘛，做人要凭良心！这点粮食，远不够先生娘子借给我钱的利息，但也许能解得了一点急难……麻雀

□傅全章（龙泉驿）

麻雀是最常见的一种鸟。在乡下老家，人们都叫它家麻雀。那是因为它与农人最亲近：同在一个屋檐下生儿育女，同在田间地头劳作。

按说麻雀理应受到人们更多关爱，但在那个以解决温饱为主的年代，人们把鸟分为两类：吃虫子的鸟为益鸟，吃粮食的鸟为害鸟。麻雀要吃粮食，所以是害鸟，是与我们争食的“敌人”。

1950年代初，记得读二三年级时的一天中午，我看见一只麻雀飞进我家瓦屋檐口的窝里，心里一阵窃喜。吃力地端来木梯，搭在雀窝附近的檐口，轻手轻脚地爬上去，迅疾地用手蒙住窝口，伸手捉住了这只麻雀。

下午上学，我用线拴住麻雀的一只脚，带到学校。同学们羡慕地围着我，看着这只可爱的长着麻褐色羽毛和一对圆溜溜眼睛的小家伙。

我正洋洋得意时，班主任老师走来，先是将麻雀把玩了一下，然后突然将麻雀吊在学校风车把上，用小树条一边抽打麻雀，一边说：“这家伙坏得很，是害鸟，专门偷吃农民伯伯的粮食。看我怎么收拾你！”

接着，他用针从麻雀的一只眼刺进去，殷红的血滴落下来，麻雀瞎了。

同学们惊呆了，我的心在流血，悔恨不该把麻雀带来。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不敢流下来，怕老师说我同情坏东西。

事后，我将瞎眼麻雀放在手掌心上，把事先揣在衣袋里的谷粒摸岀来，放到另一只手心上，将谷粒挨近鸟嘴。

麻雀麻利地衔起一颗谷粒，用舌头将谷粒拨撩横在上下嘴壳之间，几咂几咂，将谷粒咂破，用舌头推掉谷壳，将米粒吞下。

放学回家后，我站在屋檐下，看见一只麻雀在瓦屋顶上鸣叫，我猜想是这只瞎眼麻雀的伴儿在呼唤它。

我将瞎眼麻雀放飞，它一下就飞到屋顶上那只麻雀的身边，不一会儿又和屋顶上那只麻雀飞到屋后山林间的一棵青冈树上。

我庆幸它找到了伴儿，又担心它怎么能够生存下去。

1950年代中后期，麻雀遭到了更残酷的打击。根据上级安排，我们放学后，和包括父母在内的公社社员一道，拿着一切能发岀声响的物件如锣、盆、响篙之类，一边使这些物件发岀最大的声响，一边“啊嗬”地大声吼叫。

麻雀停在哪里，哪里就是锣、盆声和人吼声。专家们说，这是根据麻雀不能长距离飞行的特点，让麻雀没有停歇喘息机会，把它们吓死、累死，或是它们飞不动时由人们活捉了去。

麻雀经历了这次遭遇后，的确少见了。后来，人们给麻雀平反，说麻雀不只是吃粮食，它也要吃虫子。

人们对麻雀另眼相看了：既然它不是害鸟，不是敌人，我们也就应该允许它们生存下去，不要再轻易伤害它们。

2000年初，一段时间，我住在城里，河畔的一棵树上，每到黄昏，会有数以百计的麻雀汇聚其上，叽叽喳喳，热闹得很。没有谁去伤害它们，它们反而成了一道景观，每天都有人站在树下观赏。

如今，无论在乡下田间地头、山坡林间，还是在城市公园，甚至街道上，随处可见这小巧玲珑、麻褐毛色、小圆眼睛的可爱小鸟。

我居住的城市有一处湿地公园，园内专门辟出一处稻田，每年都要栽上秧苗，但成熟的稻谷从不收割，一串串黄澄澄的稻谷全给纷至沓来的麻雀享用。

麻雀在其间飞上飞下，啄食没打过农药的环保食品，那个乐呵，连人都羡慕。

地球不仅是人类的家园，也应该是鸟儿的家园。

野鸡红

□杨力（金堂）每到年关，我就想起一道菜，这道菜有一个不俗的名字：野鸡红。

几十年前，肚子里缺油少荤是常态，想吃肉想到骨子里。但寻常日子里，要满足这个基本愿望并不现实，唯有过年才可能打顿牙祭。

过年要吃上油荤，平常就得节衣缩食。到了冬至，这些积累下的零用就可以割二刀猪肉，码上盐与花椒浸渍两天，吊在柴灶的上方，就成了我们常说的腊肉。

年三十，我和弟弟混在一帮玩伴中放完鞭炮，回家就会闻到温在蒸格中的腊肉香味，香得我们恨不得变成一条馋虫钻进蒸格里，饱餐一顿。

有一年，父母早早做好腊肉，腊肉每天在柴灶上方明目张胆地诱惑着我们。我和弟弟打赌，过年时我吃前半，他吃后半，一举消灭它。我们天天算计着那块腊肉，仿佛它就是过年的全部梦想。

一天，这块腊肉突然消失了。我和弟弟又不敢问，在父母严肃的神情面前，我们已习惯了保持沉默，心想着只要年三十那天能在蒸格上看到它就行。

过年那晚，照例放完鞭炮的我们回到家里，翕动的鼻子却没闻到熟悉的香味。我们揭开锅盖一看，那块被算计了一个多月的腊肉，在它最该出现的时刻却没有露面。

父亲把我们叫到一边，神情凝重地说，老家不久前遇到天灾，为接济亲人，家里把攒下的零用，连同那块腊肉都寄了回去。说到这儿，父亲换了语气说，今晚是过年，母亲特地做了一道野鸡红犒劳我们。

我和弟弟听到一个“鸡”字，脸上的不悦一扫而光。满心期待中，母亲把忙碌了好一阵的野鸡红端上了桌。鼻子一翕，隐隐有鸡肉味，细下一看，一盘子红彤彤的菜，看得人心花怒放。

我和弟弟急不可耐上前用筷子扒拉，找啊找啊，找来找去，不见一丝肉星，全是素啊。

原来，这道名称高大上的菜，是用芹菜、粉条、红萝卜丝，加红酱油炒出来的，因为颜色像田坝里偶尔飞过的野鸡羽毛色，父母就创造出这么一道令人无限想象的菜名。

多年后，年迈的父母想儿孙时，就会打电话让我们回家吃野鸡红。每次我和弟弟都感慨万千，唯有我们的孩子们，对那盘野鸡红吃得欢天喜地，三下五除二就消灭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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