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当年如果有这条件，早就把资本市场做飞了丨对话资本市场30年④

记者丨彭洁云 伍汝苗（实习）

1990年12月19日上午11点整，上海浦江饭店孔雀厅，A股市场交易的第一声锣敲响，中国资本市场由此拉开帷幕。

敲锣人是35岁的尉文渊。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他是中国资本市场30年无法绕开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年纪轻轻的尉文渊是怎么挑起重担，设计和创建了上交所这一中国资本市场的开端？筹备开业过程中如何攻下一个个难题？复盘327国债期货事件有哪些感慨？作为老兵和过来人，对于资本市场30年作何中肯评价？

日前，尉文渊接受界面新闻记者专访，再次打开记忆闸门，向我们娓娓道来。

“我去，我年轻！”毛遂自荐走上交易所工作

界面新闻：当时您是毛遂自荐参与上交所筹建，为什么会萌生这样一个想法？

尉文渊：当时我刚从北京回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作，内心感觉自己是一个新兵，希望在新单位获得一个好的表现。

后来朱镕基同志在海外宣布交易所年内要开业，这个事情有了时间表，压力比较大，理所当然要加快筹建工作，需要抽调几个干部去做。我想得很简单，筹备工作是比较难的事。我去，我年轻！

我刚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分管的副行长说，“不要乱想，不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对交易所的工作，大家还看不清楚，很长一段时间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没有说把它作为金融改革的一个窗口。过了几天领导打电话说，你去，半年，到年底把它建起来开业。然后找个接班人，再回到银行来。

结果这个事就定下来了，我走上了交易所的工作，从此就改变了我的人生。

界面新闻：就半年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您主要抓的是什么工作？

尉文渊：接到任务是1990年7月3号，这个日期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感觉，懵，不知道怎么做，最后想想，先找个场所吧。因为一个有形的东西确定下来，就可以把很多跟场所相关联的东西落地。

当时正是大夏天，我们那时候筹备组连个车也没有，就坐公共汽车或步行，到处找地方。老的上海交易所、卖火车票、船票的地方、上海邮政大楼，大概前前后后看了十几个地方，看了也不知其所以然，因为我也说不清楚到底要什么样的地方，方的长的圆的，多大多小多高，将来要怎么用？怎么布局交易功能？

直到有一天，上海大厦一个副总请我们去看看浦江饭店的“孔雀厅”，大概1000多平方米的一个舞厅，有很漂亮的穹顶，看得出当年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很华贵的地方。一看就突然来感觉了，我要的就是这个厅，就定下来了。

上海这么一个经典的古老建筑，赋予它一个新时代的含义。那个地方就成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发源地，现在改建成了中国证券博物馆。场地有了，感觉就开始来了。

跳过口头竞价，我们一步踏入电子信息化时代

界面新闻：有了场地之后就可以进入正式筹建工作。当时筹建组有多少人，具体怎么进行分工？

尉文渊：我接手的时候，连我一起5个人。

工作主要是分两条线去推进，一条线是我在面上去推，包括场地设计等硬件系统的。还有一条线，就是制作各种文件，写工作章程、交易规则、上市规则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志叫吴雅伦，后来担任上交所的副总经理，他主要在办公室里面起草各种文件。白天我在外面跑，他在写文件，晚上回来，我们就开会商量，没日没夜的，规则他写完，最后都是我来定稿。大的小的各种文件，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是我经手的。

当时中国的财务会计制度也简单，不像我们今天的资产负债表，那时候是资产平衡表，没有私人股东，都是国有的、企业集体的企业。所以最难就是交易规则到底怎么定。

界面新闻：在交易方式上当时主要有哪些选择和考虑？

尉文渊：我们从资料和一些电影中看到了口头竞价这种交易方式，美国有几家交易所都是这么做的，用手势和语言来表达交易需求，场面很热闹。

另外还听说有电子计算机交易，也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中央强调我们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面向国际，我们现在搞上交所，难道还用以前的方式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电子信息化起步，就是因为我们的关系。那时大银行还靠打算盘、简易的计算器，一到月终、季终、年终都是通宵加班做报表。所以在那个时候，搞证券交易所突然提出电脑交易这个事情真是有点不着边际、异想天开，这个事情在内部讨论分歧很大。有人说你搞这个干嘛，大厅里喊喊叫叫还挺热闹，你搞电子交易冷冰冰的。好在那个时候，领导很放手，比较倡导这套改革的东西。

我从向人民银行借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挤出100万，决定搞计算机交易系统，把电子计算机的交易列入我们筹备工作的一个计划。当时是并行的，一开始有书面申报、口头竞价、电子交易三种，后来慢慢变成两种，事实上最后只剩下电子计算机交易。

界面新闻：从零开始的电子计算机交易是怎么做起来的？有遇到哪些实质性的困难吗？

尉文渊：确定以后就开始找人。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个助教谢玮主要来负责这件事，他其实也没经验，但对我来讲，想干就来干，没有那么多条件，我只是提需求。他们问，设多少个终端？我没这个能力讲的清楚，最后就凭着感觉说，30个。一天多少笔交易？这个我比较熟悉，一天一个席位100笔，一天一共3000笔交易，就这么来的。

股票代码怎么定？上海早期电话6位数，在所有电话号码前面加个6开始，600开头的股票代码就这么来的，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响亮的编号。

所以从开业当天起，我们一步踏入了电子信息化的时代。回想起当年，我们也是比较胆大勇敢，不知道天高地厚，你看现在做一个系统软件开发，要经过多少轮测试才有可能推上去。因为当时也没有选择，只是说任务下达了，就往上赶。

开市锣花了600块，我从十六铺把它扛到交易大厅

界面新闻：12月19日，上交所赶在年前正式开业。有什么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一些资料说您当时太激动了还是太累了，在仪式现场晕过去了，是这样吗？

尉文渊：当时筹备工作忙得不得了。我说国外用敲钟敲锣来进行开市仪式，于是讨论下来也确定了有敲锣这么一个议程作为开市的象征。

可是锣在哪里？就安排我们筹备组的一个女同志满大街地找。后来她打电话给我，说在十六铺棚户区的一个杂货店看到一块挺合适的。我过去一看，是很厚实的一个大疙瘩，敲的声音有点闷，没我想象中那么庄重和洪亮。但马上要开业了，当时也没有其他选择，就花了 600块钱买下了，还蛮贵的。敲锣的地点是在浦江饭店二楼的包厢。

到了正式开业的11点，我就准时把锣敲下去了，没有外界说的晕倒，没有这个事。

当天我脚发炎很严重，皮鞋穿不下去，所以就一个脚穿自己的鞋，一个脚穿同事码数大的鞋，然后他们把我背到敲钟现场，敲完之后把我扶下来，再参加其他活动，结果当天晚上就发高烧40多度，忙完就去住院了，住了一个多月。

界面新闻：开市以后的交易情况怎么样？

尉文渊：一天的交易额包括国库券就是几百万。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追求交易量，因为领导讲得很清楚，交易所成立的政治意义更浓一些，半年不要出事儿，站住就好。

我们在做交易所设计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路，要搞一个社会主义的交易所，不能去模仿照搬。新中国交易所必须有自己的特色。 出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从当时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来构思交易体系。我们讲究现货交易，没有钱不能买，没有票不能卖，买空卖空绝对不允许。所以上交所那个时候现货交易是以国债交易为主，避免大起大落、投机倒把，大鱼吃小鱼。、

所以交易所成立最初对价格管制非常严，每天都有股价波动限制，后面还进行了流量控制。价格管住之后，很多人不卖，没有成交量。

一直到1991年年底，作为改革开放前线，深圳首先把股价放开，取消了涨跌停制度，我们当时还不以为然。

后来当时分管的领导召集两个交易所听取工作汇报，谈到股价放开的问题，表扬了深圳，批评了上海。1992年，改革的氛围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深圳能放，我们也能放，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最后我自己拍板，把股价放开。放开的当天，上证指数翻了一番，市场沸腾。这其实是对之前市场不合理管制的一种修正。从那时候开始，上海所有的股票交易没有股价管制，自由买卖，股价随行就市。现在看来还是有争议，但已经能看到趋势了。

没有327也有427、527，资本市场不出问题不会成熟

界面新闻：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让很多机构和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包括您本人也因此引咎辞职。现在回过头再来复盘，您有什么感慨，当时有没有可能避免这件事情发生？

尉文渊：这是个大故事，各有各的说法。

327国债期货根源在于我。我92年年初到美国芝加哥交易所考察完，就萌生一个想法，虽然我们市场开的晚，但是在金融衍生品交易方面可以考虑作一些尝试。当时股票交易比较敏感。我们倡导以国债交易为主，国家为了发行国债，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如果依靠金融衍生工具，能够把国债交易搞好，对国家来讲是有利的，对我们交易所来讲，也能够一步步地跨出去，从现货交易到做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

基于这个考虑，我回来就布置这些事，那个时候还没有证监会，搞什么创新都是我们自己决策。

那是中国第一个金融衍生品交易，一开始做交易量并不大，当时国库券受限于固定利率，价格波动很小，而期货需要波动，因此没有交易机会，市场比较低迷。

变化发生在93年夏天，中央提出五大体制的改革。其中，央行要搞国债交易市场，国内要有一个好的国债交易平台去配合这件事。从1993年下半年我集中精力整顿国债期货市场，开展国债回购业务。

由于部分国债的到期时间很长，一些投资者的经济条件有限、不能持有到到期再兑付，所以上交所推出回购业务，让投资者可以把国债拿来质押，提前兑换现金。另外，在增加交易品种的同时，将国债期货的保证金比例从5%下调到了2.5%。这降低门槛的一招立竿见影，直接刺激了投资者的参与热情，市场规模很快得以扩大。接下来，为了避开与股票交易“争风头”，上证所特意为国债期货交易开设专场，即与股市错时交易、在正常休市(下午3:30)后再开一小时国债期货交易。

上交所搞了国债期货交易以后，把深圳给看急了，也开始搞。深圳搞了以后，到处都搞，全国当时大概有十几家，包括地区性的交易中心都在搞国债期货。

到了1994年上半年，上交所国债期货的日交易量从最初的几千口增加到了几万口，而全国国债期货市场的总成交量也已高达2.8万亿元。至1995年“327”事件发生前，上交所更是创下了日成交几百万口的历史天量，交易额占到全国交易总额的80%—90%。当时其他交易所为了争市场，放款交易条件下调保证金，我们也面临很大压力。

这个局面到了95年的2月份，“327事件”的发生。发生背景是贴息。（备注：1994年，国内通货膨胀形势严峻。为了抑制高通胀，鼓励老百姓买国债，国家对银行存款和国债实行保值贴补，即在既定利率的基础上，对居民存款或国债收益进行补偿。而贴息是在保值贴补之外的利息补偿。）

早期定的利率太低了，92年发行的国债，那时候没通胀干扰定的票面利率是12%，到了95年，通胀都二十几了。怎么办呢？贴息。这是相关部门做的决定，贴息百分之五点几是很大一个幅度。多方空方基于不贴息的判断形成了一个交易价格，你突然把票面利率提高，搞贴息，改变了原来约定的交易条件，市场就会发生波动，诱发因素就是在这。

对于国债期货交易的推出，我想用几句话来归纳。

第一，这是我们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我们这么一个年轻的市场，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我觉得是对的。

第二，它不是孤立的国债市场的发展，它是和整体国债市场、现货整顿、国债回购同步推进的。我们所有目的就是要搞活市场，它是一个整体计划。

第三，整个国债市场发展，包含着国债期货在里面，其实是国债改革的措施。从94年以后，中国的国债摆脱了行政摊派，摆脱发行爱国债，使债券具有很好的流动性和投资价值，对国债的发行改革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它可以产生融资功能、导致国债的无纸化交易和发行等等。

第四，没有327，有427、527，总会有那一天的。 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包括广大的参与者、证券公司，对市场的认识，市场准备、风险准备、心理准备，还都不够。所以这个市场是早晚出问题的，不可能不出问题，不出问题不会成熟的。

对于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我们今天就不评价，或许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中国开展国债交易的条件不成熟，后来到了95年5月17日 ，中国证监会发出《关于暂停中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国债期货就叫停了。

当时关停是很艰难一件事情，交易量做那么大，你突然把它关了怎么办呢？要做一个平仓，我花了好大力气做这件事，很可惜。这个事情对中国也是非常宝贵、非常丰富的探索，就这么仓促地结束了。

30年从未像今天这样，资本市场发展到这么高的高度

界面新闻：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日趋完善，站在30年这样一个时点，即将全面进入注册制时代，你有哪些评价和建议？

尉文渊：最近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非常明确。资本市场进行了全面地、从上到下地、比较深刻的改革。30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早些年，我们是做一个政治决定，为了彰显改革开放的大旗，为了浦东开放的配套，或者说是学习国外成熟金融的常规方法。但是我们是战战兢兢，信社信资别搞坏了，哪天被关了是吧。

像现在提到这样一个高度，特别是最高领导的肯定，做了大量的部署，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改革。当年如果有这种条件,早就把它做飞了。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难得的一个战略机遇和战略窗口。

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就是发展，坚持市场化的一个方向。注册制说白了就是证监会不审，政府不背书，由交易所这样一个市场化的组织来解决它的上市问题，这是全球通行的标准做法。

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这9个字，我觉得归纳得非常好，切中时弊，很恰当地界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按照这9个字来推进，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会有很好的前景。作为一个资本市场的老兵和过来人，我非常赞同和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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