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悦 张居正的教子之道

家风

在外人的眼中，张居正是一位严厉务实的铁腕宰相；而在家庭生活中，他却是一位深沉慈祥的父亲。

张居正一生有七个儿子，其中一子早年夭折，六子分别是长子敬修、次子嗣修、三子懋修、四子简修、五子允修、六子静修。张居正对孩子疼爱有加，六个孩子对父亲也极为孝顺敬重，无论张居正兴衰荣辱，在孩子们眼中，父亲永远是伟大、威严、值得尊敬的。

张居正重视家庭教育，正如他所说“本之以情，秩之以礼，修之家庭之间，而孝悌之行立矣，独文与哉”。他认为，教化不仅仅来自学校的书本，家庭教育对子女的内心塑造和日常言行规范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长辈对后辈的影响不在于留给他们多少财富，而在于能否以自身人格启发后人。“君子垂世作则，不在族之繁微，而视其德意之凉厚；不在贻之肥瘩，而卜其规模之恢隘。”

作为父亲的张居正，极为推崇西汉名臣万石君的教子风格，即对儿子管教极严。万石君原名石奋，他教子有方，儿子们个个奋发有为，父子五人都做到年俸两千石的大官，汉景帝特赐号“万石君”。万石君教子的佳话，广为流传。当子孙犯了错，他既不动怒，也不怪罪他们，而是自己闭门思过，绝食自责。在万石君的人生哲学里，儿子如果教育不好就是父亲的过错，当然他要惩罚自己。儿子们看到父亲绝食受苦，心里万分愧疚，便主动反省自己的过错，然后向父亲谢罪忏悔，万石君这才原谅自己。为了给子孙们树立良好的榜样，万石君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做官的子孙前来拜见他时，他一定要身着朝服接见，并且从不直呼其名；如果是和成年的子孙同席，无论多么轻松的场合，他都会正襟危坐。有人觉得他这么做未免过于矫揉造作，而万石君认为，长辈的一言一行会深深地影响孩子的成长，严格的家教才能令孩子谨言慎行，见贤思齐，最终成为国家栋梁。

万石君这样的官宦世家令人艳羡不已，张居正也渴望张氏家族世代为官，振兴家业。他仿效万石君，常常教育子女约束自己的言行，不能贪图荣华富贵、追求金银财物、忙于置办家产，不许他们仗着自己的显赫身份而结交各地官员、作威作福，更不许他们随意收受银两或委托地方官为己谋取私利。张居正教育孩子们要和普通百姓一样，遵守政府法令,依法缴纳赋税。每次散朝回家,他从来不谈公事，也不把政事带到家庭生活中，儿子们只能从政府公报中获知天下大事。有时儿子们谈论国事，指点江山，张居正不但不赞赏，反而勃然大怒，他拿出汉代曹相国怒笞其子曹窋的典故来训斥儿子们。

父亲的严格管教，让孩子们敬畏有加。每次拜见父亲，除非张居正主动询问，否则儿子们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一声不吭。每到深夜，张居正正襟危坐思考问题时，诸子无论壮少，都不敢上前侍奉父亲，这或许有些不近人情，但正是因为张居正的严格家教，在他当政期间，“虽亲子弟,无敢以毫厘干于官府。”即使儿子们登仕做官之后，张居正还不忘教导他们谨言慎行、严格自律。

也许在外人看来，张居正对孩子们有些不近人情，但他所做的这一切，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即希望子女通过严格自律实现自我价值。

科举致仕

张居正关心子女的前途命运，他反对孩子如其他高官子弟那样不学无术、坐等恩荫，他鼓励儿子们参加科考，用知识改变人生，更希望儿子们入仕做官，继承他的改革大业。

张居正之前的首辅杨廷和、翟鉴都曾因公子高中进士而引发非议，被反对派抓着把柄，最终罢官而去。在那个科举考试决定命运的年代，无论辅臣子弟贤良与否，一旦考中进士，总要被舆论批评一番，很多人觉得这是辅臣子弟凭借特权与寒士争名第。由于科举取仕关系到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而且辅臣之子登科的社会影响极大，皇帝不得不重视，也只能严惩登科的辅臣子弟，以平息舆论。然而，作为首辅的张居正依旧是一门心思地教导儿子们走科举考试的康庄大道。

公事之余，张居正时常搜集名著、美文对儿子们进行熏陶，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为了应对应试教育，他甚至亲自搜集全国各省的试卷，为孩子们讲解点评；还广召天下才俊与儿子们学习交流，让自己的儿子们在同龄人中寻找奋发努力的参照坐标。

沈懋学和汤显祖是当时久负盛名的两位才子，张居正先后找到二人，请他们和自己的儿子们一起切磋学问。沈懋学爽快地答应了，他与张居正的次子张嗣修结为好友，二人朝夕相处，读书论道。万历五年，他们二人同时参加科举考试，分别成为皇帝钦点的状元和榜眼（而汤显祖不愿攀附权贵，科举连年受挫，直到张居正死后才中第，位列三甲之末）。此时的张居正可谓圣眷正浓，春风得意，无人能比。

二儿子张嗣修虽高中榜眼，但张居正最寄厚望的三子张懋修却在科考中接连受挫。张懋修自幼聪明伶俐，虽生在名相之家，却毫无纨绔子弟的不良习气。他好学上进，勤学苦读，从小就把科举中第作为人生目标。张居正还专门聘请名师汪道坤、余有丁、袁黄等人为他辅导功课。凡是与懋修接触过的人都认为，他应是张家公子中最早登第的人，被选入翰林院也是迟早的事情。然而，懋修中举后，却接连两次在礼部会试中名落孙山，张居正内心的痛苦和失望可想而知。作为父亲，张居正既未漠不关心、置若罔闻，也没有横加责备，而是结合自己青年时的亲身经历，给儿子写了封饱含殷切希望的家书，帮儿子分析两次科考失利的原因。在信中他说，“我年纪很小就捷足先登，所以一下子就像有了很高的名望。自己得意忘形之中，甚至对于屈原、宋玉、班超、司马迁等先贤也视作不过如此了。”张居正对儿子检讨自己当时的那种浮躁心态，他深刻地说，“忽染一种狂气，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己而自足”，这样做的后果，“是必志骛于高远，而力疲于兼涉”。在信中，张居正向儿子坦露他当时的心理——他错误地认为，区区一进士及第唾手可得。于是就抛弃原来的学业而去搞古典文学创作，三年未果，旧业荒废……信的最后，张居正语重心长地对儿子懋修说：“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张居正可不是一般的父亲，他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具有威仪如山的气度，再加上他本人向来都是喜怒不形于色、特别注意自我形象的人，却敢于如此自曝其短，以少时“足以发笑”的往事自嘲，足见其爱子之深，以及对儿子寄予的殷殷厚望。

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张懋修发奋苦读，万历八年，懋修再次参加科考。时任主考官的内阁阁臣申时行和礼部尚书余有丁原拟懋修名次为一甲第三名，当他们把一甲试卷呈送给皇帝审定时，皇帝以为，张居正的爱子做第三名太屈才了！于是大笔一挥，将懋修的名次从一甲第三提为一甲第一，也就是状元。

恰好这一年，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也考中进士。张家双喜临门，六个儿子中的前三个：敬修、嗣修、懋修都成为进士，第四子简修，也被加恩授予南镇抚司佥书管事，儿子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张居正为儿子们骄傲不已，欣慰于自己苦心经营的改革事业终于后继有人。

相子之殇

然而，三年前，张家次子嗣修高中榜眼，被授予翰林院编修；这一年，懋修又位列榜首，于是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响。同时代的学者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今上庚辰科状元张懋修，为首揆江陵公子，人谓乃父手撰策问，因以进呈……”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懋修是因为父亲的暗箱操作，才获得状元的头衔。当浙江督学官把张懋修的策论答卷当作范文出示给一群举人学习时，举人们疯狂地抓走试卷，奋力地将其撕成碎片，并用力踩在脚下，嘴里还呶呶不休地谩骂张相爷窃取国家公器。

两年后，张居正离开了人世，民众的怨气并未随他的死亡而烟消云散，当时北京城内到处流传着一句民谣：“张公若是不身亡，四官定作探花郎。”万历十一年将逢“春闱”，又是天下举子会试京都的年头，人们臆测，张居正若还在世，其四子简修将会在“春闱”中高中科甲！可悲的是，首辅尸骨未寒，言官即弹劾首辅儿子倚仗父势滥登科第，破坏科举。万历皇帝不顾大臣劝阻，毫不犹豫地褫夺了张氏三子的功名。张家三兄弟一起被革职为民，尔后又经历了家破人亡的覆巢之祸——长子敬修最终以自缢表达他的抗议；二子嗣修充军于烟瘴之地。张居正万万没有想到，他苦心教育子孙，为儿子谋求科名，可结果呢？光环转瞬即逝，更多的则是世人的非议和无尽的苦难。

从此以后，后继的首辅们都以此为戒，遇到儿子科考均有所顾忌，不敢堂而皇之地金榜题名。比如万历末年的首辅沈一贯为保全自己的名誉，反对儿子参加科考，闹得父子失和。综观明代首辅，不少人因子而受累得祸——杨士奇苦于儿子无法无天，杨廷和苦于儿子太激进，严嵩苦于儿子太能干，徐阶苦于儿子善敛财，张居正苦于儿子爱功名……真是无子苦，有子亦苦；子贤苦，子不肖也苦，这大概就是相门之子的悲哀吧。

经历如此家祸，张懋修最初万念俱灰，后在乡人的帮助下，他恍然大悟，明白当务之急是整理父亲遗留下来的书信、奏疏，以探究张家得祸的根本原因。他立志也要像父亲那样做一个生命的强者，无论如何都不向艰难困苦低头。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但这却毫不妨碍他做一个孝子。于是，他历尽千辛万苦到处搜集父亲的文集。当他看到一封封父亲与诸官畅谈国事、公忠许国的书信时，不禁泪流满面。张懋修终于理解了父亲：人往往都是审时度势、量力而行，而父亲一旦认定了目标就毫不动摇。一直以来，父亲不顾他人的诽谤和唾骂，只求把大明江山奠造得稳如磐石。父亲的赤诚之心深深地感动了他，他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在朋友的帮助下，《张太岳先生文集》终于得以付梓印刷。天启初年，明熹宗刚刚即位，张懋修不顾年高体弱，上疏乞求为父亲张居正昭雪，张门冤案最终得以平反。

崇祯七年，张懋修驾鹤西去。张懋修的一生，先经历了风光无限的荣耀，后又悲剧性地成为父亲政治改革的牺牲品，他的一生就是一场莫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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