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进步

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对任何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是一切，所有其他方面的进步必须以制度的进步来衡量。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之所在，就在于不断的制度建设和更新。而一个领导人或领导层的历史遗产，就是他们所塑造的制度。

制度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标准

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习惯于抓工程建设、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意识形态工作，而对制度建设缺少经验。对一些党政官员来说，衡量他们成绩的，是诸如GDP增长那样可以量化的指标，而非制度建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也一直没有确立以制度建设来衡量进步的标准。这或许是因为制度建设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结果，不能以急功近利的方式来进行和考核。一些党政干部因此对制度建设没有多大积极性。

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对任何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是一切，所有其他方面的进步必须以制度的进步来衡量。尽管制度是人确立的，但制度比人更可靠；从历史上看，制度更是衡量政治人物政治遗产的最重要标准。制度化也是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界的永恒课题。

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曾经拿中国和美国作比较，认为如果说美国过度制度化，那么中国制度化则远远不足。制度化不足也一直是西方担忧中国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但实际并非如此，正是被西方视为具有最大不确定性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高度的确定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上的进步，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基本的制度建设方向，已不可逆转；中国所具有的这种确定性，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绩的根本保障。一些西方人说中国制度建设低水平、不确定性高，不只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制度进步的认识不足，也有中国自己的原因，比如中国本身也常常忽视以制度建设来衡量国家进步这个角度。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成绩巨大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现实的制度建设。从晚清到孙中山再到国民党，其间因为内外部因素，制度建设经历了诸多失败。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才开始了没有外力干预的内部制度建设。

毛泽东一代的政治功劳，不仅仅在于他们统一了国家，更是确立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

邓小平时代的制度进步尤其显著。毛泽东时代，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对确立起来的制度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破坏。邓小平一代经历了那个动荡的时代，因此把制度建设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修改宪法、法制建设、领导干部任期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体制、干部任用制度、基层治理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制度基本是在邓小平时代确立起来的。这也是邓小平的遗产持久影响力的制度保障。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可以讨论如何进一步改革或改进这些制度，但没有人可以轻易否定和取消这些制度。这些制度一旦被党政官员和大众所接受，便具有了自我生存演进的能力。

邓小平之后，上世纪末中国在制度建设上又有很大进步。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国通过改革自身的制度，在制度层面和国际标准接轨。进步尤其表现在经济方面，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构架就是这个时期确立的。在政治上，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法治”写入党和政府的文件，并把“法治”确立为政治制度建设的目标。

就经济发展而言，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成就很大。在此期间，中国的GDP翻了一倍。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前一个时期制度建设的红利，同时也继续进行前一个时期已经开始的制度建设。不过，这个时期最具有意义的制度建设发生在社会领域，包括普惠性的低保、社会保障等。但在政治方面，这个时期制度建设不足，尤其是法治建设相对停滞甚至倒退。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更是把精力投入到对付危机而非制度改革。

对制度建设的规划，十八大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十八大之后高层提出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除了第一个“全面”是关于经济发展之外，都是关乎制度建设的。

十八大之前的诸多制度改革大都是局部和零星的，并不具有全面性，而是有重点的局部突破，缺乏系统性。十八大以来改革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全面”“系统”。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细化；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是系统的政治制度改革计划；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个文件，则是对执政党本身的系统改革计划。

制度建设是政权的生命力所在

尽管目前国内外关切的焦点在于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和经济新常态，但是如果站在未来的立场来看，十八大以来最主要的进步也在制度。甚至可以说，无论是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还是经济新常态，都是为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提供环境和条件。当GDP主义盛行的时候，制度建设很难提上议事日程；同样，当腐败盛行的时候，政治体制和执政党本身的体制建设很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就拿最为棘手和敏感的法治领域来说，制度进步也是明显的。正如前面所说，中共十五大就正式提出了“法治”概念，但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转化成为制度建设，在有些时候还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现象。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中，法治的困难在于党和法之间的关联。

西方和中国本身的很多人认为，法治必然和多党制联系起来，或者说一党统治下很难实现法治。这个假设并不符合实际，因为很多一党统治的体制，例如日本和新加坡，都发展出了健全的法治体制。

十八大之后，中国开始从制度层面积极探索法治建设。在司法层面，这些努力包括建立跨区域法院、巡回法庭、司法专业主义、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终身问责制等。这些制度设计至少要达到两个目标，即领导人不得随意干预司法和司法相对独立，尤其是要消除历史上盛行的司法地方主义。

在反腐败方面，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已经从制度层面消除了机构和权力过于分散、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自己的腐败自己反）等现象，把权力集中在中纪委手中，中央各部委、省级政府的腐败案件由中纪委直接来处理。在这一步完成后，又开始了第二步，即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

当然，以上的制度进步并不表明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完成。在很多方面，例如如何处理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等，都存在着巨大的空间，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同时，任何一项制度建设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也会有反复。在一些领域，制度建设往往迁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制度建设是人来执行的，在执行过程中，执行者往往失去制度建设的大局观，而让局部利益观占据主导地位。

不管如何，制度建设的大方向是明确的。中国人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制度就是营盘，而官员和老百姓都是生活在制度之下的兵。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之所在，就在于不断的制度建设和更新。由此而言，任何一个领导人或领导层的历史遗产，就是他们所塑造的制度。没有制度建设，就没有持久的遗产。 （摘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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