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三国”那些事儿（十七）

□罗学闰

曹髦14岁时“拣了个皇位”，对中兴夏朝的少康“羡慕嫉妒没有恨”，也想当个“中兴之主”。司马师的突然去世，给了他“中兴曹氏”的机会；如果司马昭顺利接班，无异于破灭了他的“中兴梦”。于是，“博学少年”曹髦在高规格办理司马师丧事的同时，下达了一个诏令：司马昭去许昌留守，大军由傅嘏率领回京。让曹髦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傅嘏是司马昭的“死党”，他与钟会一起“撕毁了文件”（抗命不遵），帮司马昭“躲过一劫”。对抗与对话，是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曹髦见对抗不行，那就转为对话。于是封司马昭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录尚书事，然后再加一项特权：剑履上殿。对话的结果是：司马昭对任命“照单全收”，对特权“坚决不要”（要了也没意思）。

我们的曹髦，也没有全部“失去自由”，还有三项特权：一是可以自由地上朝，接受群臣的“三呼万岁”；二是可以自由地改元，比如嫌弃“甘露”年号“不吉利”，改成“景元”；可以自由地加封司马昭及其亲党。为了持续改善与司马昭的“紧张关系”，曹髦就在“加九锡”的路上“阔步前进”：皇帝“专用品”，不断变成与头号权臣的“共用品”。让司马昭就像曹操一样，享受“皇帝待遇”。不过，这次曹髦还是“有所保留”，只赏赐给司马昭三样东西：龙袍、皇冠、红色长靴。读过《三国志》你会发现，汉献帝（刘协）赐给曹操的皇袍是朱红色的，“长靴”也是红色的。可以说明两汉和曹魏的龙袍“并不黄”（朱红色），还有魏明帝（曹叡）“上不愧苍天、下不愧朱衣”可以为证。

其实，皇袍用什么颜色并没有“一定之规”。史载，西周、东周时期，天子皆着“青衣”。春秋战国时期，皇袍更是“五花八门”（萝卜酸菜各有所爱）。秦灭六国后，倡导“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按照“秦属水德”（水为黑），秦始皇的皇袍就是黑色（连旗帜也是黑色）。汉初的皇袍也是黑色的，但汉文帝刘恒发表了“不同看法”：汉灭秦（秦为水），汉则为火（火为红）。“五行说”的算法又“众说纷纭”，西晋的开创者司马炎说“晋为金”，于是司马氏的“皇帝”们就都穿着十分显眼的“大红袍”。

有考据者说，“黄色”作为帝王“专用色”，起于隋唐而定于北宋。据说，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的“皇袍”是“黄色”（估计是土黄色）。唐朝的开国大帝李渊“不可一世”，做出强硬的规定：禁止民间穿黄衣。规定虽执行得不够严格，但黄袍（鲜黄色）这时才基本定型。我们都知道，北宋的开局颇有戏剧性：一是“陈桥兵变”，二是“杯酒释兵权”。960年，赵匡胤欺负后周柴家“孤儿寡母”（皇帝幼弱、父皇新丧），就以“契丹南下犯边”的传闻带兵出征，驻扎在陈桥驿。众军士以黄袍加其身并拥立为帝。随即带兵回京，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扯起了“赵宋大旗”，史称“陈桥兵变”（和平演变）。从此，黄袍正式成为皇权的象征，“黄色”亦成皇家专用色。有趣的是，泰国和尚的袈裟也叫黄袍，泰国还有“黄袍佛国”的称谓。泰国的和尚们斜穿着黄袍，光着头、赤着脚、托着钵，在城乡大街小巷里，篼起黄袍的衣襟，向商家和居民化缘，一时成为泰国一道靓丽的风景。

司马懿活着时还有人跟他“唱对台戏”，司马师被“倒司马运动”弄得“命悬一线”（眼珠脱落），司马昭主持下的“军政集团”是不是铁板一块呢？也不尽然。司马昭早就怀疑诸葛诞跟自己不是“一条心”，为了得到“确切的答案”，就派中护军贾充去“刺探情报”。拿回的“侦探报告”是：诸葛诞是坚定的“保皇派”，将誓死保卫皇帝曹髦。我们知道，曹爽搞司马懿的“小动作”是“尊为太傅”，结果弄出了“高平陵政变”，让司马氏独揽了曹魏大权。司马昭这次也“依葫芦画瓢”，就把本是征东将军的诸葛诞升为司空（入朝为官、夺其兵权）。诸葛诞知道自己被司马昭“惦记上了”，夺其兵权尚在其次，“脑壳搬家”或在所难免。于是，采用“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的军事理念，广集粮草、加固城防、强兵自固。

诸葛诞怒火中烧，人就有些“情绪化”。他居然忘记了那个来跟他“摆龙门阵”的贾充（刺探情报），却怀疑是扬州刺史乐林“打的小报告”，就斩杀乐林（真是死得冤）。同时，派儿子诸葛靓去东吴“搬救兵”，准备跟司马昭“血战到底”。“攘外必先安内”，这是蔡东藩写完《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时的感慨（规律性认识）。既然内乱来了，那就必须坚决平定。因为东吴、西蜀都还在“窥视曹魏”，这次内乱极有可能导致外患。255年，司马昭就有了掌权以来的第一次出征。

司马昭想起了“高平陵政变”的经验教训，为防止“后院起火”（怕曹髦在后方捣鬼）。于是就带着皇帝（曹髦）、太后（郭太后）一起“上战场”（开天辟地头一回）。这次，对于诸葛诞的反叛，不是“天不帮忙”，而是东吴不给力（援军被曹魏诱降），甚至东吴想“渔翁得利”，结果帮了倒忙。司马诞当然只有“华山一条路”（败亡）：被曹魏将军胡奋“砍了脑壳”。但司马昭跟他父亲不一样，司马懿“平定辽东”打了胜仗，进入“襄平城”，杀了15岁以上的男人七千多人、公卿大臣和将军两千多人，还把尸体堆积起来，命名“京观”。司马昭这次决心“以德服人”，只是少量杀戮，大多宽免了事。但是，由于这一仗“打得漂亮”，司马昭就“信心爆棚”，准备乘势踏平东吴。幸好他身边还有两个“明白人”：一个是王基（司马懿从基层提拔起来的），一个是钟会（跟司马师是“铁哥们”）。这两个人“生拉活扯”地让司马昭班师回朝。从后来的历史看，当时是255年，蜀国263年才灭，东吴280年才灭，当前形势正如王基所言“时机还不成熟”呢！

曹髦“亲眼所见”司马昭“又获战功”，就干脆把封赏做得“一步到位”：以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晋”字第一次出现在曹魏的官方文书中，正如“魏”字第一次出现在东汉的官方文书中。虽然曹髦“九封之”、司马昭“九拒之”，搞得像演戏一样有声有色，但司马昭的那些死党们“坐不住了”，他们知道“劝进之功”也是“功”，而且往往更能得到老板的“欢心”，于是搬出“天予不取必遭天谴”的古训极力劝进。还请曹魏“第一笔杆子”阮籍来写“加九锡劝进表”。我们知道，阮籍是个豪饮之士。因为步兵营有好酒，就申请调任“步兵尉”，获得“阮步兵”的称号。这个《劝进表》，阮籍不想写，就狂饮烂醉。之前，司马懿来提亲，阮籍“狂醉两月”，让司马氏“开不了口”。这次，老办法不再行之有效。烂醉如泥的阮籍，抗不住司马昭众多死党的“死缠烂打”，提笔上阵，竟然“一挥而就”。一片“啧啧之声”，证明了阮籍确实是“文采了得”。

司马昭还是抹杀了死党们劝进的“一片真情”，让曹髦“一步到位”的诏令成为“一纸空文”。对于司马昭这个举动，我总是看不透，猜不出他“心里想的什么”？现在，上有皇帝封诏，下有死党劝进，时机难道还不成熟吗？不是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难道司马昭当时还没有“篡逆之心”？历史的发展也雄辩地证明，“司马昭之心”，就是让儿子司马炎去开创西晋的“新天地”。

259年，有人报告说：宁陵井中出现黄龙。这本是好上加好的“祥瑞”，哪知却触动了有如“井底之龙”的曹髦的恻隐之心。他奋笔疾书《潜龙诗》：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读起来，这只是曹髦的一首“感怀诗”，也不关什么人什么事儿。但司马昭却硬要“对号入座”，剑履上殿“兴师问罪”，搞得曹髦战战兢兢。曹髦苦闷之极，就想起“改元”（把“甘露”改为“景元”）。改元，就要封赏一批大臣，曹髦只得再次加封司马昭。可是，这一次，司马昭却连“辞让”的古礼也不讲了，毫不客气地予以“笑纳”。

曹髦明显地感觉到了“生存的危机”，担心司马昭行“废立之事”或“篡逆之举”。就找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时的曹髦，已是一个“愤怒的青年”（19岁），他愤愤地说道：“与其坐而待亡、孰若起而拯之”？于是透露出了“剿灭司马昭、夺回大权”的“小心思”。这三个人对曹髦并不“巴心巴肠”，觉得曹髦的行为“很不靠谱”（等于送死），侍中王沈、尚书王经为了“脱掉干系”，就跑去给司马昭“打了小报告”。

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曹髦有准备，但只有身边几个卫士和仆人。司马昭也有了准备，派出的是中护军贾充带兵（正规军）前来应战。力量的悬殊并没有消减曹髦“斗争的决心”，他毕竟是皇帝。正是这个皇帝身份，把贾充的部队给“镇住了”。“打破僵局”的是贾充身边的成济（太子舍人），面对挥剑前来的曹髦，他轮起一把长矛，刺穿了曹髦的身体。这个事件，发生在260年。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事件，司马昭必须出来“收拾局面”，但他又不想背上历史的骂名。据《晋书·文帝纪》，司马昭请大家来商量“解决办法”，尚书仆射陈泰不愿到场。陈泰是“曹家忠臣”，《三国志》说，曹髦死的当年（260年），陈泰也忧愤而死。陈泰不来，司马昭只好“派专车去接”。朝议时，司马昭哭述了“事件真相”后说“若之何”（怎么办）？陈泰愤言“唯有腰斩贾充，以谢天下”。这句话让司马昭“喜忧参半”。喜的是陈仆射并没有归罪于他（假哭也有效果）；忧的是贾充是他的“血旺兄弟”（不想杀）。从后来的历史看，西晋开国功臣贾充之女贾南风搅起“八王之乱”，让司马家的天下“乱得一塌糊涂”。若司马昭地下有知，也一定会追悔莫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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