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玫瑰 读米沃什的《窗》和《礼物》

窗

黎明时我向窗外了望，

见棵年轻的苹果树沐着曙光；

又一个黎明我望着窗外，

苹果树已经是果实累累。

过去了许多岁月，

可能睡梦里出现过什么；

我——再也记不起。

这首诗给人的最深刻印象就是黎明时窗外的两株树，一株是苹果树，还有一株也是苹果树——类似“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但是，与鲁迅在《秋夜》一文中所体现的烦闷、愁苦、落寂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黎明，又一个黎明，时间流逝，回旋往复。

一棵风华正茂吸风饮露，一棵已经饱饮时间的汁液，硕果累累。这两棵树是同一棵树吗？如果是同一棵树，生长了多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世界发生了什么，而我又经历了什么？人生如梦，那些事到底是梦，还是我的亲身经历？庄周梦蝶，谁为真实，谁为虚幻？

礼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拥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无论遭受了怎样的不幸，

我都已忘记。

生活的平淡并不使我窘迫。

我的身体里没有疼痛。

直起腰，我看见蓝的海，白的帆。

生活的平淡来自经济拮据的淡然处之，还是消费欲降低带来的恬淡感受，这不重要。身体里没有病痛，是指身体健康没有疾病，还是早已与疾病和解，或是各自绽放，享受因此带来的心态解脱？这也不重要。最后一句很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况味。是在海边看见真的风帆，或者是一个回忆，一个梦幻？这同样不重要。礼物，礼物是什么，是对不幸的忘却，还是生活的平淡？是蓝的海，白的帆，抑或是“我知道没有人值得我羡慕”的感悟？这些都是答案，但可能诗人自己也没有标准答案。

这两首诗像清新、质朴、美丽的风景画，以田园诗兼启示录式的手法表现出简洁、隽永、宏阔、深邃而恬美的艺术境界。这两首诗的背后，有同一位从全世界归来的奥德赛，历经惊涛骇浪，地动山摇，妖魔鬼怪，绝望与疯狂，最终陶醉于时间的玫瑰的馥郁芬芳里。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美籍波兰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一位穿越地理、时代、东西方两个不同世界的文化水手。 1911年6月30日，切斯瓦夫·米沃什生于立陶宛维尔诺。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立陶宛联邦，俄罗斯帝国附庸，德国占领，恢复独立，苏联占领，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恢复独立，加入欧盟和北约。

2004年8月14日，米沃什在波兰克拉科夫的家中逝世，享年93岁。长寿的米沃什，出生于一个历史辉煌、国运坎坷、乾旋坤转的国家，最大限度地见证了时间与历史的神奇变迁。他曾参加左派抵抗组织，从事反法西斯活动。后任波兰驻美国、法国外交官，1970年加入美国国籍。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米沃什即短暂又漫长的生命之河，好比是浓缩的人格化的故国立陶宛或波兰的历史之河。米沃什的全部诗作可以看成是一首挽歌，一首关于时间的挽歌。

“米沃什的思想明晰，沉郁，甚至忧伤。就精神气质讲，米沃什属于古典主义，代表着欧洲文化的传统。晚年的米沃什，他的观念形态是一种无可避免的世界性杂糅，并在诗歌中重拾古希腊和拉丁诗歌的传统。”清新优美的抒情短诗《窗》和《礼物》，显然不是米沃什静水深流的诗歌之河的主流，是春风吹拂下的粼粼浪花，是汹涌急流无意中裹挟漂浮的芳草野花。

米沃什早期诗作的尖锐、粗粝，被时间冲刷，砾石变得明皙而意蕴深厚，但无论是早期诗还是晚期诗，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米沃什始终把人性的关怀放在了第一位。“他所倾力创造的诗的世界，是人与道德的关系、正义的关系的世界。正是经历了一连串的不幸，正是对时间的本质有着深切的感知，诗人主张并鼓励人们去感知、享受尘世的快乐，即使这快乐是短暂的。”

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时间本身很可能是人类的错觉，时间必须依附于载体，对照于参照系，才能显示出时间的流逝，时间是迷人的，却也是让人伤感的。

译者张曙光说：“作为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诗人，米沃什诗中表现的情感和经验复杂而又深邃，但仍可以看到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即时间与拯救。时间的主题在很多作家那里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很少有人像米沃什展示得那样充分、深入，充满着困惑、疑虑和悲伤，这就使得他的诗具有了一种浓重的沧桑感。”凌琪

关联悦读

我过去是谁？而现在，当身处格里兹利峰上的工作室中眺望太平洋的时候，我又是谁?我一直不愿意谈及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时会隐约触及，但也是小心翼翼且并不情愿。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是时候战胜我一直以来对于读者所深深抱有的不信任了，虽然这一刻对于我们变小的地球以及个体生命来说，都略显迟暮。这种不信任源自于我从事文学工作之初，那是遥远的三十年代。作为一个“灾变论者”，那时我已经深深预感到，世界将会走向何方。我也曾怀念“信仰与力量”的年代，这在我早期的诗歌当中有所涉及。但彼时并没有什么人能够让我讲述这些担忧与希冀。波兰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质在我身上均有体现，我无法摆脱，因此我也注定四处碰壁。“青年先锋派诗人”这一标签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我的误读，因为先锋派诗人很少关心我暗中所默默关注的一切。但我必须有所归属，所以我便屡屡伪装，让自己显得像个先锋派的样子。我处处设防，对于大学以及文学圈内那些让令人仰止的智者所怀有的崇敬之情也伴随着怀疑（或许他们也会迷失？），这是同时陷入既傲慢又卑微的状态中的最佳手段。我并不诅咒傲慢，因为傲慢也是一种防御。

当时的情形便是如此，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我会如此痴迷于沉默：当我张开嘴，却任何声音也发不出。不难想象，对于一个如此拘谨的人，当他最坏的预感成为现实，当目睹华沙战时以及战后的情景，当人们从摇摇欲坠的屋舍中得以侥幸逃生，当独处以及学术工作成为一种恩赐的时候，这种拘谨意味着什么。针对外国读者的写作只是一种实践，甚至是带有教学性质的实践，因为我并不相信使用不同语言，拥有不同历史传统的人能够理解我的作品，况且，我以波兰语创作的作品是为那些超越时空的读者而写，换言之，是为自己和缪斯女神而作。

我参不透自己的人生（谁又能参透？）。同样，我也并不理解自己的作品，我将来也不会假意我能够理解。从这些作品当中定然可以看出极大的自我克制，的确如此，当一个人缺乏这种克制，自然会对其十分渴望，但是倘若所拥有过多，并且知道为此曾付出了多少代价，那他必然会渴望释放，渴望喷薄而出，渴望能够自由创作的手。

释放自己意味着同读者对话，同时期待着他们理解和信任的眼神，读者与我们息息相通，与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至少与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于是，我现在接受了这样一种假设，确实存在这样的读者，而且在世上的某个地方还会生出这样的读者群，哪怕是很小的一群，哪怕只有读者的千分之一。伴随着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假设，我且尝试着放下我所怀有的成见。

（摘自《乌尔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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