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顺利会让你更顺利？

怎么看待不顺利乃至挫折，这个话题很鸡汤，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不开心的事，成年人世界的规则，牙齿打掉和血吞，没什么好说的。不过在心理学研究里，不顺利和挫折，对人和世界的改变，却是巨大的

必要难度会塑造竞争优势

先说个心理学实验，很像智力测试的脑筋急转弯题目，比如说，球拍和球的总价是1.1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请问一个球多少钱？再比如，5台机器5分钟可以生产5个部件，那么100台机器生产100个部件需要多长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是涉及指数增长的，假设一个池塘里，荷叶生长的速度是每天增长一倍，到第八天荷叶会把整个池塘都覆盖掉，请问第几天的时候荷叶能覆盖掉池塘的一半？

这三个著名题目是耶鲁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设计出来的一个测试，叫“认知反射测试”。三个题目的共同点是，看上去非常简单，以至于你忍不住就要脱口而出答案，但其实它需要你停一下，运用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弗雷德里克教授在美国的一些大学进行了这套认知反射测试。如果答对一道题算一分的话，麻省理工学生的平均得分是2.18分；卡内基梅隆大学学生的平均得分是1.51分；哈佛大学是1.43分。

后来，两个心理学家在普林斯顿大学重复了这项实验。不过，他们做了一个对比测试。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学生的平均得分是1.9分。经过调整后，他们进行了第二次测试，这一次学生的平均得分是2.45分。心理学家做了什么调整呢？其实也很简单，第一次测试的时候，把问题正常打印出来；第二次测试的时候，把测试题的字体加斜，同时变成灰度字体，目的是为了让人不能一目十行，必须放慢速度，才能把题目读完。

这种小动作，心理学家称作是“必要难度”。其中一名心理学家亚当·奥尔特就说：向人们展示不流畅的信息，有助于增加他们审慎思考的可能性。不流畅的感觉不再是一种不便或者烦恼，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心理信号，告诉你要慢下来，要专注、思考。

结论是，增加必要难度，反而有助于让人更加集中注意力，进而增加对事情的理解。到这里这还只是心理学家的实验，如果我们把问题再扩展一下：某些困难或者打击，是不是反而会培养出人的竞争优势呢？答案是，yes。

值得经历的困难理论

不少名人都有阅读障碍症。阅读障碍症简单来说就是大脑处理视觉和听觉信息不协调，因此导致阅读和拼写困难。很多小朋友小时候老被批评不好好写作业，或者没办法阅读，其实是被冤枉了。他们不是笨也不是不愿意学，就是有阅读障碍。像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思科CEO约翰·钱伯斯、演员汤姆·克鲁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等，都有阅读障碍症。但是，他们都取得了成功，而阅读障碍有可能帮助了他们。

为什么阅读障碍症反而有助于成功呢？格拉德威尔通过采访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一个人可能会因为患有阅读障碍症，被迫去发展自己的其他技能。比如他采访的一个著名律师大卫·博伊斯，因为读写障碍，反而锻炼出了特别好的倾听技巧。他在法庭上，能很敏锐地通过对方的语调、语速、用词以及话语中的停顿，去发现对方是不是在隐瞒什么东西。另一个他采访的对象是好莱坞制片人，也有阅读障碍。他发展出的特长是，非常善于谈判。老师给他判低分，他就会去找老师，跟老师谈判，讨价还价，从高中到大学都是这样，而且90%的情况下他都能如愿以偿。第二，一个人可能会因为患有阅读障碍。变得更有独立思考能力，或者说更特立独行。社会心理学有一个经典的大五人格模型，列出了五种典型的人格，包括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尽责性和随和性。心理学家认为，对于发明家和革新者而言，必须要有开放的性格，同时又必须是不随和的。但是不随和这三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人天生就是社会动物，会很容易感受到来自周围人，尤其是跟自己差不多的同辈的压力。阅读障碍症患者因为从小就会被同龄人排斥，被认为很笨，反而可能对环境和同辈的压力产生免疫。

比如阅读障碍症患者宜家创始人坎普拉德。1950年代中期，宜家因为低价销售家具，被瑞典的家具制造商联合起来抵制，大家都不愿意再给宜家做家具。坎普拉德只好直接在波兰建立了一个工厂。要知道，当时还是冷战的高峰期，波兰属于敌对的苏联阵营。格拉德威尔把这种不顺利反而带来优势的现象总结为“值得经历的困难”理论。

把这个理论再进一步推而广之，童年的不幸经历，比如父亲或母亲的早逝，也会意外地帮一个人培养出某种优势。美国心理医生艾森施塔特用了10年的时间，查阅了573个名人的传记，包括诗人，比如济慈，也包括政治家，比如肯尼迪。结果发现，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在10岁之前父母中有一方去世，如果扩大到15岁时，这个比例超过三分之一，20岁时达到了45%。此外，历史学家统计过，从19世纪早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首相中16岁之前父母中有一个去世的比例达到67%。从华盛顿到奥巴马的44位总统中，有12位在幼年时经历了父亲去世这样的悲剧。

必须要说一句，在成长的经历中失去父母亲中的一位，对人带来的打击绝对很大。不是说它就反而对个人成长是好事。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对比数据，精神病学家布朗就指出，在囚犯里，童年时期经历过丧父或者丧母的比例是普通人的2~3倍。

空袭反而让伦敦人更勇敢

困境能激发出补偿性的其他优势，不仅仅适用于个体，对集体这个类生命体（比如公司、国家）也适用。

格拉德威尔就讲了一个关于二战时期德国空袭伦敦的案例。当时的军事专家和政治家们都对德军空袭伦敦忧心忡忡。一方面是因为空袭会带来人员的伤亡；另一方面，更可怕的是，空袭可能会让恐惧在伦敦蔓延。1937年时英国军方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出警告，空袭可能引发极度恐慌，因此产生连锁反应，比如没有人愿意再继续工作，生产因此停滞。本来政府想在伦敦建一个巨大的防空洞，但是后来没建成，因为担心大家会躲在里面不出来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伦敦市区外建了一些精神病院。

这当然也是纳粹德国想要达到的目的。1940年纳粹的空军真的对伦敦进行了空袭，也真的给伦敦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有4万人去世，接近5万人受伤，100万栋建筑被炸毁。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伦敦人并没表现出多少恐慌，恰恰相反，他们生活得很镇定、有人在一次空袭警报声响起时发现，大家该干嘛干嘛，甚至都没有抬头看看天上是什么情况。

后来有一个精神病专家写了一本书，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受到空袭影响的人可以被分成三种：第一种人是被炸死的人，这些人非常不幸，但是人都死了，没有办法再扩散恐惧了；第二种是侥幸逃脱的人，他们会受到空袭的影响，其中有一定比例的人会产生恐惧的反应；第三种则是没有受到空袭影响的人。这批人是绝大多数人，正是第三批人决定了所谓的“士气”。

伦敦有800多万人，4万人死亡，4.6万人受伤。多数人的反应，在开始时可能还觉得有点害怕，但是在第二次、第三次乃至更多次空袭发生之后，反而觉得任何炸弹都伤害不了他们。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心理。有点像我们在电影或小说里看到的，有人因为曾经大难不死，就认为自己会对灾难免疫，所以格外勇敢。

目前，我们国家就面临着种种困难和危机，相信这些困难和危机必将激发我们的顽强斗志，涵养我们的竞争优势，最终迎来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于得到作者邵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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