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社会渐进工程”

赵宗符

13·8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解: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说:“他真是善于居家过日子。刚有了一点,他便说:‘差不多足够了。’增加了一点,他便说:‘差不多已经完备了。’多有了一点,他便说:‘差不多已经尽善尽美了。’”

孔子表扬了一位和他同时代的人物公子荆。公子荆的特点就在于在物质生活层面上知足常乐,没有过多的欲望。孔子对这种生活态度十分肯定,这点和道家“知足不辱”的观点是一样的,共同对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中国人主流的生活观念都认为,个人在物质生活上应该有所节制,不可骄奢淫逸,但在精神生活上应该不断追求,就是孔子这一生活观念的体现。

13·9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解:孔子到卫国,一路上冉有给他赶马车。孔子感叹说:“人口好多呀!”冉有问道:“人口已经众多了,该做什么事情呢?”孔子回答说:“让他们富裕。”冉有接着问:“已经富裕了,该做什么事情呢?”孔子回答说:“教育他们。”

这是孔子有关国家建设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与管子所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国家要发展好,先抓好经济基础、搞好民生,在此前提下再去抓上层建筑、搞好教育等等。从这点看,孔子可以说是一名满怀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此节和《颜渊第七》中子贡问政,可对比来读。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的思想很辩证,物质建设是基础,文化建设是根本。正常条件下从基础搞起,反常条件下要留住根本,两者是辩证的,并不可偏于一端。

13·10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解:孔子说:“如果有用我治国理政的,一年就差不多了,三年便会很有成绩。”

知识分子有使命感、责任感是好事,但有时却把政事看得过于简单,因而好说大话。这一毛病看来从孔子就有了。社会是一开放的、特殊复杂的巨系统,每个人亦是一个开放的、特殊复杂的巨系统,解决这一巨系统的问题,需要有系统集成的办法,并不是一个学派、几条原则就能解决的。李白高歌“天生我才必有用”,以其浪漫主义的性格,如果真做了行政长官,是绝对处理不好各种政事的。历史上的许多大知识分子,像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等,一旦有了真正主政的机会,都会出现各种极端、偏执的错误,结果最终使自己推进的事业遭到失败。用列宁的话说,这些人大约都是犯了“左派幼稚病”的错误。

13·11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解:孔子说:“‘优秀的统治者一代接着一代治国理政持续到一百年,也可以克服残暴、免除虐杀等酷政了。’这句话说得真对呀!”

孔子对他那时代的一句古语表达了充分肯定。这一肯定,与其上节说的大话是大相径庭的。这一肯定更像孔子的思想。他认为,一个社会取得本质的进步,文明程度得到实质的提高,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需要一代一代的优秀统治者的努力,需要上百年的积累。英国现代哲学家波普尔曾提出一种“社会渐进工程”的观点,认为对社会出现的问题可以做一点一滴的改良,逐渐积累,然后可以达到社会进步的目的。这种政治改良主义的情调,与孔子此节表现出来的思想有点类似。

13·12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解:孔子说:“如有圣王出现,也必须三十年的努力而后能实现仁政。”

这句似乎是接着上一句讲的,王者如尧舜禹,比善人要高一级,但这样的人实现仁政也要经过三十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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