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忠实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基层，关心群众，始终把党的群众工作放在第一位，深受人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戴，被毛泽东赞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在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缅怀习仲勋崇高的使命意识、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高尚情操和亲民、爱民、为民的优良作风，对于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结合新时代新要求，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切实搞好主题教育具有重要历史借鉴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把为了群众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习仲勋认为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自然地追随共产党闹革命，就必须深入人民群众之中，站在群众的观点和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一切为了群众，处处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习仲勋经常深入农村，走街串户，访贫问苦，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体察人民群众的疾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1934年6月，习仲勋带领游击队没收华池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500余石粮食，100多头牛，2000多只羊，1000多块银圆，大部分都分给了贫苦农民。秋季，又领导庆阳游击队打开了庆阳大地主“恒义和”在华池悦乐上堡子的粮仓，开仓三日，给贫苦农民分配粮食2000余石。他还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先后深入到二将川、南梁堡、豹子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小河沟、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贫苦农民中，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分粮食、分牛羊、分财产，逐步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新正县龙嘴子是回族群众聚居地区，一段时期，该地区传染病流行，日渐蔓延，时任关中分委书记的习仲勋得知情况后，意识到少数民族兄弟生命安危是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一方稳定团结全局的大事，随即指派专人赴延安光华药厂买药，并安排分区有关部门请来医生进行治疗和预防，从而迅速控制了疫情，治愈了染病的回民群众。

积极开展土地革命，铲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广大农民的期盼。早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刘志丹、习仲勋等就开始了领导以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地主债权等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作为政府主席的习仲勋严格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的精神，并结合陕甘边区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开展土地改革，解决和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苏维埃政府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并将群众的要求体现在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一是废除一切债务和高利贷；二是对红军粮食供应的问题，采取“对群众不动员交粮，也不交‘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的办法；三是采取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分配土地，敌占区和边缘区暂不分土地，以打土豪，分浮财为主，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再扩大分配范围。四是土地和青苗一起分配。因为农民最需要的是苗，如果只分田，不分苗，就会影响农民的生产，降低农民的情绪。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依据农户经济状况，划分了阶级成分。在解决土地问题后，习仲勋采取免除群众农业税、开展生产运动、奖励农耕等措施，帮助群众改善生产生活状况。一方面，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并从政府办的牧场中提供牛、羊、马匹给贫苦农民，帮助他们度过因缺少牲畜而造成的生产、生活困境；另一方面，对红军家属和孤寡残疾人实行救济，争取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建立牧场，喂猪养牛。以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始终以群众利益为导向，一切为了群众，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

二、把富裕群众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

让群众富起来是我们党进行革命的最终目的。为了让群众在经济上不再被奴役，真正过上好日子。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展根据地经济，先后制定实施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和政策，并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确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为集日，为当地农民提供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边区政府还发行了“苏币”，建立苏区金融体系，每逢集日，习仲勋都要到集市上去看交易情况，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探讨活跃市场的办法，保证了边区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对白区来的商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并通过各种办法同白区比较开明的商人建立合作关系。为了鼓励商贩来苏区做生意，苏维埃政府将苏区的山货和羊畜廉价卖给他们，使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他们把苏区缺少的布匹和其它物资想办法运进来。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商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变得同情革命，千方百计地给苏区输进货物。为了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商贩们或者昼伏夜出，或者买通国民党的稽查关卡人员，疏通了白区与苏区的流通渠道。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跃，根据地的生产也发展了。“红军用上了洋瓷碗，干部用上了手电筒。”

为了减轻人民群众负担，习仲勋要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都要关心群众日常生活，切实解决群众衣食住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规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号召党政军机关经营红军公田、兴办小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补充红军和机关所需。他还发动群众兴办合作社，发展农副业生产，努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政府当时组织了合作社，华池县各区都有，红三团还给捐款六七十元。合作社组织群众养蜂、养猪、养鸡。当时这些都订有计划、并向各区和干部作了传达”。同时，习仲勋等政府领导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带头执行南梁政府实施的军事政策《暂行条令十八条》规定，党政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被杜绝。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们政权建立后，把廉政当作头等大事，志丹同志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我们定了法，贪污10块大洋就要枪毙。”他又说：“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处分。高岗犯过错误，也受到撤职的处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对于党政工作人员违法不但加重处分，而且严厉惩处，党政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腐化现象。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到基层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

三、把依靠群众作为革命的重要方面

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习仲勋自始至终与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1943年2月，毛泽东主席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是对他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优良作风的褒奖。

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问题上，习仲勋与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他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作了认真分析，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对一时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习仲勋也首先尊重他们，向他们讲道理，当他们知道共产党人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都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群众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这样，力量就越来越大，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1934年，国民党政府调集西北军阀对南梁根据地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围剿”，每次投入兵力都在万人以上，人数也是陕甘边区正规红军和游击队的数倍，在此期间，习仲勋组织群众，将根据地的粮食、农具、生活用具予以埋藏，把牛羊、牲口全部赶进山林隐蔽，实行坚壁清野，袭扰敌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的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先后解放了边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成百个据点，陕甘边区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到1934年底，根据地已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

正因为习仲勋坚持为人民群众着想，群众总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来掩护他。红军和游击队主力撤离照金革命根据地后，习仲勋仍留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那段时间，他得到一个王姓农民老大娘的掩护和悉心照料。白天，他藏入密林，半夜里老大娘把他从山林中叫回来，给他做米饭、做猪耳朵肉吃，有时还给他送白糖吃。后来，他突患严重的伤寒病，难以继续行军，遂转至宜君县小石崖村养病一个月，病未痊愈，又随同南梁保安队长郭锡山一起到达合水县太白镇莲花寺，住在豹子沟李老五家里，因这一带也有敌人活动，李老五白天把习仲勋送到山林里，晚上再接回来吃饭。

1936年6月，习仲勋随红军西征，负责地方建党建政工作，先后成立并担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当时， 红军一开走，国民党军和当地土匪就伺机袭击和抓捕我工作人员，县委和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随时迁移，因此在环县曾被用作县委、县政府办公的地方就有洪德街、河连湾杏儿铺和南街等多处。一次，习仲勋连夜赶往魏前掌，九、十月的天气己很冷了，加上夜黑路陡，习仲勋在途中跑丢了鞋，到魏前掌时，已是鸡叫时分，冻坏了双脚，房东魏老汉用被子包住习仲勋的双腿，经过一个多时辰，才使他的双脚恢复知觉。据当时在环县妇女工作部工作的郝明珠回忆，由于环县县委被哥老会包围过好几次，所以习仲勋和县委的工作人员白天在洪德城工作，晚上就钻进梢林，县委领导同志住的窑洞，群众常常自觉为其站岗放哨。

四、把联系群众作为革命的胜利保证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在南梁根据地初创时期，开始，群众对红军还不很了解，红军一来，都吓跑了。红军就以实际行动扩大影响，吃了老百姓的粮食，要折算成钱，并给留下字条：“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解放穷苦老百姓”等等，离开时，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一来，群众对红军由害怕到不怕，再到关系密切。习仲勋认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带头执行党的号召，带头联系人民群众。他有空就帮群众种地、推碾子，战时带头抬担架，用给自己配备的马匹运送伤员、驮行李。中共关中分委驻马家堡时，农民马团儿的妻子生小孩时发生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即派警卫员帮忙请来大夫，买了药品，使婴儿顺利出生，母子平安。当时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的家中，房东大嫂嫌弃又聋又哑、老实憨厚的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勋了解这一情况后，一边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一方面叮嘱分委机关的饲养员：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驻地群众，也赢得了群众对党的拥护！

习仲勋认为只有尊重和关心知识分子，才能够发挥每个知识分子的作用。张景文是一名从繁华的西安来边区的女知识青年，性格开朗，毛笔字写得好，且左右两手能同时挥毫。习仲勋非常重视发挥她的作用，分配其搞宣传，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派她到列宁小学当教员，张景文后来担任了边区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为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习仲勋把组织边区干部识字、学习文化知识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主要手段，他亲自发动群众在荔园堡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学校——列宁小学。同时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先后培养部队和地方干部200余人。习仲勋还指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办了《红色西北》刊物，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使根据地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南梁地区的人口由根据地创建前的600多户2400余人，很快增加到1000多户6000余人。

正是由于习仲勋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将群众的利益看成党的最高利益，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最终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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