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得了肺癌

那是2017年11月的一个星期一，爸爸结肠癌手术后第4年例行复查。我陪他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CT室拍片。拍完片，我带爸爸先走。这时，技术员把我叫住了。我心头一紧，立刻意识到可能有情况。

回到CT机旁，我看到右肺下叶一个实性占位。我盯着屏幕，心里一阵阵发紧。我知道，这很可能是结肠癌转移到肺了，但不知道有没有转移到其它脏器。我在CT室站了很久才出去。我约了个全身PET-CT。结果出来后显示肺里面确实是个恶性肿瘤，全身其它地方都没有转移。

好吧！谢天谢地。

晚饭后，我告诉爸爸说肺里有个结节，得再做个手术。爸爸半天没说话，而后问我：“是转移了吧？”我说不一定，也许是肺里新长的原发肿瘤。

他想了想说：“算了，别费那劲了。年龄也大了……”我说：“能治好。”爸爸没说话，早早地睡了。

第二天起床后，爸爸问我：“你感觉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说：“你掌握看，如果要是不好治就算了，别费那事了。”我说好治。他说：“要那样的话就做去！”

上班后，我把片子拿给王俊主任看，主任说：“做吧，像是个原发肺癌”。

我说：“您帮我做吧？”他说：“可以。”

我约了一张特需病房的床，带着他办住院手续，就像他小时候带我看病一样。我陪他辗转在各个辅助科室做各项术前检查、去医院食堂吃午饭、去医院对面的咖啡馆坐着享受午后阳光、喝下午茶。我们不紧不慢，边走边聊，聊到这儿、聊到那儿。

北京的深秋凉凉的，气温刚刚好。

星期三早上，我亲自推平车，陪爸爸进了手术室。在手术间外走廊等待的时候，朝阳从窗户外斜照进来，打在床上，打在地上，暖暖的。我搬了个凳子倚床坐下，爸爸在床上躺着。我发现，爸爸是老了，没有了我印象里的那种一贯的威严，而多了份慈祥。

他老了，像个孩子，眼神里充满着无助。

他问我：“你今年工作多少年了？”我说从博士毕业算起12年了，当胸外科大夫其实是17年了。他笑了笑没说话。

我看着窗户外发呆。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当大夫要对病人好一点儿，不管是啥人，不管是啥家庭，谁病了都不容易，能帮上人家就多帮一把。”还说：“你工作上要多操心，在人命上打交道，千万不敢马虎。”又说：“畅畅娃性格绵软，你们尽量不要骂娃了，有啥事给娃好好说。”

他一边说，我一边流泪。八点四十分，王俊主任准时进来了。这是他的习惯，答应的手术他肯定会第一时间上。这时爸爸还没有麻醉呢，主任拉着他的手说：“放心，老爷子。”爸爸说：“给你们添麻烦了。”

麻醉科主任冯艺教授亲自给做麻醉。

王主任从切皮开始，一直做到冲洗胸腔。我坐在台下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学习。同事好心地说：“彦国，你去休息一会儿吧！”我正准备走，主任说：“没事，你看看也好！”他边做边说：“这老爷子可不是个一般人，你看这血管，走形跟一般人都不一样。能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儿子，他可不是个一般人……”

我知道主任是在宽慰勉励我，给我打精神气儿呢。

先做了楔形切除，我拿着切下来的标本去病理科，病理科主任沈丹华教授亲自看冰冻病理切片。结果很快出来了，病理科的电话打到了手术间——原发小细胞肺癌，不是结肠癌转移。

主任问：“彦国，怎么办？”我说：“切肺叶吧？”主任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的决策是对的。”

这个肺叶切得很艰难。爸爸是个工人出身，搞了半辈子电焊、车床、刨床等工种，吸入过不少粉尘，肺里增生的淋巴结特别多，肺血管很难解剖。

主任手里的电钩每钩一下都充满着风险，随时有血管破裂大出血的可能，我心里捏了一把汗。好在老天爷保佑，好在主任技艺高超，一个异常艰难的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不到一小时做完了。很成功。谢天谢地。

手术结束后，他平静地醒了。我说：“爸爸，手术做完了，很成功！”他点了点头。

我随运送工人及住院医师送父亲回了普通病房。

妈妈在病房里焦急地等候，看到我把爸爸推回来了，泪水打着眼圈往下流。我安顿好爸爸，确认各项指标稳定后，陪妈妈吃过夫人送来的午餐。下午是我的专家门诊，我在沙发上眯了一会儿去出门诊了。

晚上我让妈妈回家去睡，自己在病房里陪护爸爸。我扶他下地，搀他在屋子里来回走。

二十楼的窗户外看出去，夜色很美，北京城灯火璀璨，平静而祥和。我给爸爸打水擦了脸、泡了脚、扶他睡下，自己写了一会儿日记，看他睡熟了，监护仪显示各项指标正常，便放心地在沙发上睡了。

第二天一早，住院医、主治医、护士长陆续来查房，护士长说：“老爷子，您真有福，教授晚上给您亲自上特护，一般领导都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爸爸笑地眼睛眯成了个缝儿，说道：“麻烦你们了，谢谢你们。”

安顿爸爸用完早餐后，我去上我的班去了，查房、安排的第二天手术，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

爸爸很遵从医嘱，饮食、活动、咳痰，一切良好。他推着输液杆，带着胸引瓶，从走廊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又走回来，很刚强，很硬朗。

三天后拔除胸腔引流管，顺利出院。几天后，石蜡病理结果出来了，12组淋巴结有一枚转移，属二期肺癌。

还好，但得化疗，一个月以后开始。

爸爸问我：“你看不化疗行不行？”我说：“受点儿罪，将来不容易复发。”妈妈心疼爸爸，一个人在角落里抹眼泪。爸说：“那好吧。”

第一次化疗是在庆阳老家打的。庆阳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梁海鹏主任是我的好朋友，他特别经心，给予了非常细致的照护。我从北京捎回去了最贵最好的化疗止吐药。化疗期间爸爸饮食起居良好，没遭啥罪。然而出院一周后突发高热，体温39度多，化验发现血液里的中性粒细胞接近于零，属严重的“粒缺发热”。庆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王振运院长亲自出面，帮我安排了可以隔离消毒的单间病房。北京、庆阳两地专家联合会诊后，给予了大剂量升白针联合抗生素治疗，一周后转危为安。

遭受了这一场折磨之后的爸爸精神弱了不少。

又过了一个月，一切恢复了正常。我心疼爸爸，犹豫要不要再打第二次化疗。爸爸问我：“一共要打几次？”我说最好打够四次。他说：“你看有必要的话就打去。”

于是，我们把化疗药剂量降了四分之一，并且预防性使用了升白针，平稳地完成了第二次化疗。

要过春节了，我邀请爸妈来北京过个年，他们同意了。这是父母第一次来我这个小家过年，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过了个祥和年。正月初四，爸爸在我们医院完成了第三次化疗。休息观察了两周，确认一切良好后，我给爸、妈、哥和我四人买了同去海南三亚的机票。

这是爸妈第二次到三亚，两个儿子都陪着，他们很开心。

记得2011年，我第一次带他们到三亚，老人生平第一次看见大海，特别激动，两人卷着裤管在沙滩上捡拾贝壳，捡到了一个好的就凑在一起看，开心地像两个孩子。

这一次，我们住在大海边朋友家的高档别墅里，享受了几天难得的天伦之乐。

回到北京后又打了第四次化疗。一切平稳。谢天谢地，抗击癌症的治疗终于告一段落。

如今，一年多过去了，爸爸没有苍老，反倒越来越精神矍铄了，和妈妈一起住在农村老家的四合院里，一天到晚不闲着，忙完这儿忙那儿，把庄前屋后、院里院外收拾地干干净净、利利落落。

老家屋后有几亩耕地，爸妈一直耕种到去年，在我和哥哥的反复劝说下，终于同意麦收后不再耕种了。去年秋后，我和哥在地里栽植了45棵法桐、80株玉兰、80棵银杏。今年春天，玉兰花盛开，我家的后院里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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