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媳妇”精神脱贫记

本报记者 梁燕 通讯员孙培春 刘维波

领回结婚证后，覃天强（中）、阮敏洪（右）夫妇高兴地和驻村工作队员宋运钦分享喜悦的心情 本报记者 梁燕 孙培春 刘维波 摄

“我可以合法在中国居住了！我可以登记结婚了！我可以外出打工了！”2月28日下午4时，在东兴中越边境口岸，越南籍妇女阮敏洪手里拿着刚刚办好的签证，飞快地奔向中国男子覃天强。

回头看了看这座北仑河大桥，阮敏洪心潮澎湃：短短一百多米的距离，却把她阻隔在异国他乡整整二十六年，让她从一个充满幻想的少女变成一个脸上写满沧桑的妇人。“如果没有宋运钦，我可能要在中国当一辈子的‘黑人’。”阮敏洪抚摸着手中的Q1签证，掉下激动的泪花。

阮敏洪是浦北县六硍镇木格村委水表屯村民覃天强的“洋媳妇”。1993年，她离开家乡越南，几经辗转，来到六硍镇木格村，“嫁给”村民覃天强，并先后生育两个儿子。由于阮敏洪当年没有办理签证入境，他们无法正式登记结婚，只能非法同居。办理结婚登记成为他们的一块心病。“二十多年大门都不敢出的痛苦谁能理解？”阮敏洪说，“没有身份证明寸步难行，外出连坐车、住宿都没办法，真的好难！”两人只能守着不到两亩的耕地，靠种植一些水稻、辣椒、八角维持生活。由于家庭贫困，被政府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些年，两人不是没想过其他出路：覃天强想外出打工，又怕阮敏洪哪天就跑了；两人一起去打工，一旦被公安查出来，阮敏洪就要被遣返回越南，家也就散了。

眼看村里其他人都富起来了，自家的日子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两人很是着急。“你知道怎么办签证吗？我想出去打工，我想脱贫！”去年5月的一天，阮敏洪鼓起勇气向驻村工作队员宋运钦咨询。

听到这话，宋运钦既高兴又犯愁。喜的是贫困户自己有脱贫的意愿和动力，愁的是他对办理签证的流程概不知晓。

宋运钦先是在网上搜索外籍人员办理签证的流程，然后一遍遍打电话咨询。可是他没想到，单是拨通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的电话就费时两天。

当宋运钦把办理签证的流程反馈给覃天强夫妇时，两人眉头紧锁：“我们都没有去过南宁，也不知道怎么办签证。”

宋运钦脱口而出：“我开车送你们上去吧。”

因文化水平不高，阮敏洪对越南文字不甚精通。在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阮敏洪看到申请表格上像虫子一样的文字，头都大了，填写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有完成。覃天强帮不上忙，在旁边干着急。宋运钦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赶紧请来此办事的越南籍女商人帮忙填表，终于赶在下班前提交材料。

三个月后，阮敏洪拿到越方签证申请批复，需要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递交签证审核材料。再过一个月，拿到中方签证审核材料后，需要到东兴市出入境口岸办理签证。毫无疑问，都是宋运钦开车接送他们办理。

办好签证没两天，心急的覃天强和阮敏洪便搭车来到市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回到家后，还乐滋滋地将喜事向邻居们公布，分享好心情。

村民调侃覃天强：“你还怕你老婆跑吗？你还怕你老婆被抓吗？”

“担心了二十几年，我这回终于安心，再也不用怕啦！我接下来要好好发展产业，种些百香果，养多一点鸡。”覃天强笑答。

邻居问阮敏洪：“今年你还偷渡回越南吗？”

“不了，不了。我今年要光明正大地回越南，带上老公和儿子，回去看越南的亲人，让他们知道我在中国过得挺好的。”阮敏洪说着六硍本地的方言，言语举止早已和当地融为一体。

站在自家的两层楼房里，指着墙上的《2018年贫困户扶贫受益明白卡》，阮敏洪满足地说，去年他们一家得了低保金、农业补贴、扶贫小额信贷委托经营分红、医保补助等约1.68万元，再加上两个儿子外出到广东务工后，家里已经脱贫，冰箱、洗衣机、电动车、热水器等用具应有尽有，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坦。她想攒几年钱，等5年的时间一到，她就申请“中国绿卡”。

“中国的政策好，人人都有保障。”阮敏洪一边说，一边竖起大拇指。

对于帮助他们打开“心理枷锁”的宋运钦，覃天强、阮敏洪夫妇是说不尽的感激：“运钦真是有心！没有他，我们都办不成签证。他几次三番开自己的私家车送我们去办事，我们要付油费给他，他也不要。”

看着覃天强和阮敏洪一脸的笑容，宋运钦一脸欣慰。他没告诉过他们，在开车搭他们去东兴的时候，他正休着陪产假，他的第二个小孩刚出生没几天。

毕竟，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是全中国人的心愿，他少陪伴孩子一天，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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