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梁庄”十年再写梁庄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虽然继名满天下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两部非虚构作品之后，梁鸿已经连续推出3部虚构作品并广受好评，但她并没有忘记梁庄、忘记非虚构。十年前出版《中国在梁庄》，十年后梁鸿打算再写”梁庄十年”，并决定“有生之年，每过十年就写一次梁庄”，用文字留下一个时光里斑驳流转的梁庄。

在场

7月25日晚7点，2020年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创作大会第三场讲座准点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梁鸿准时出现在屏幕上。因为疫情影响，讲座改在线上举行。此时，梁鸿正在梁庄，确切地说，是在梁庄的一个书房，梁鸿把摄像头转了一圈，书房一面墙上是一整排书架，但很多书散乱地堆在地上。这个书房出现在十年前的《中国在梁庄》中，是梁鸿哥哥毅志的书房，“哥哥高中毕业，曾经是狂热的文学青年”，十年前在书中，梁鸿写到嫂子笑着跟她说起的这个书房，“你哥，还在楼上弄了个书房哩，不让我给你说，怕惹你笑。”梁鸿于是上楼，看到“果然有一间大书房，还有专门订制的书柜、书桌和椅子”。

十年后再到毅志书房，梁鸿并没有想感伤，只是觉得小细节非常重要，“十年过去，这个基本上没人来的书房，十年后的样貌本身，就是生活的形态，就是精神的变化。一个书房的变迁，也是书房主人内在精神形态的变化，一个外人看到这个书房也许不会有太多感慨，但是对我来说，时间的长度却很重要。时间背后隐藏着文学的厚度和力度”。

所以梁鸿认为，对一个非虚构写作而言，一定要“在场”，“其实十年间我多次回梁庄，就是不到现场我也能写梁庄十年。但是如果不回来我就看不到这样的书房。当你走到现场，就会突然想起十年前的这间书房，各种感觉就会和一直以来的思考突然叠加起来。”凝视

2010年夏天回梁庄，河水涨了，2020年夏天回梁庄，河水也涨了。不仅要“在场”，还强迫症一般要在同一个时刻“在场”。所以等北京疫情一有好转，梁鸿就迫不及待回了梁庄。站在涨起水来的河边，像从前那样打起水漂，梁鸿觉得这“绝非简单的重复”，因为看似重复的同一时刻的“在场”，是一点一滴的情感积累，是一个又一个内心刻度的累加，“一个写作者需要海明威说的冰山之下八分之七的沉淀，只有有了这八分之七的沉淀，海面上的八分之一才有力度”。

比如新疆作家李娟。梁鸿认为，李娟的文字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是一个内心极为专注的人，“她长时间生活在一个独特的环境里，长时间和母亲、和原野上的哈萨克人凝视。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在那里，她只能看天看地看少数的几个人，专注的凝视，成就了一个写作者”。

“在场”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可以“凝视”。梁鸿的堂哥家在村口，同样的位置，甚至同样的凳子，2015年还坐着好多人，如今好几个已经不在了，这让梁鸿十分感慨，“昨天我拍了一张空荡荡的照片，想起曾经在这里凝视过的人和事。时间就是如此毫不留情。”

“在场”还能感受气息，捕捉最真实的情感。在梁庄，梁鸿持续不断地和村里的长辈和晚辈交流、聊天，“昨天中午我还和村里几个’青年才俊’一起吃饭，酒杯一端，我和他们的关系一下子就被拉近了。在一种非常亲近的状态下，就可以通过他们不经意的一个动作、表情观察他们内心的想法。”对梁鸿而言，这样的亲近交流和观察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性的表情会在某种时刻突然显现，观察者也会在某个瞬间突然获得领悟，迸发灵感。因此对于写作者而言，这样的观察和领悟，“就像支流，流淌出大河，就像砖瓦，垒起大厦”。梁鸿认为，只有生活的支撑和凝视的状态，才能让文字落到实处，只有时间的停留，才能铸造一个写作者下笔的力度，其笔下的文字才可能“既朴素又深刻，既简单又华丽”。打开的内场景

梁鸿的“本行”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者，她对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品早已了然于心，但到真正动笔创作《中国在梁庄》时，她还是颇费踌躇，“一开始想用日记体，后来觉得对话体也很好”，最后的结果，《中国在梁庄》成了一个“四不像”，既有口述，又有田野调查、文学叙述。梁鸿觉得一个写作者在写作时，不应该受到文体的限制，“写作不能被成见束缚，写作应该是自由的”。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最想写的是什么”。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选择的是“现场感”，是“希望读者能真切地感受到梁庄和梁庄里的人的存在”，换句话说，“是有一个打开的内场景，就像由我来带着你走进一个村庄。所以当有读者说，他在读《中国在梁庄》时感觉非常真切，并让他想起自己的村庄时，我就特别高兴，这说明梁庄引起了读者的情感共鸣。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书里的现场感”。

也正是因为这种带着主观视角的“现场感”，使得《中国在梁庄》在《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发表后，也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梁鸿写得“太情绪化”，认为非虚构不应该有“我”。但是梁鸿很笃定，“我写的就是我的所见，我曾经生活在这个村里，带着生命的记忆。如果我写的梁庄没有了‘我’，没有了我的情绪，那不是更虚假吗？”

梁鸿坚定地认为，所谓文体，本身并没有好和坏，如果有人说某种文体是“坏”的，那也是写的人把它“写坏”了，“就像今天的报告文学，事实上报告文学有过众多优秀的作品，但今天我们的报告文学中表扬的内容太多了，纯粹的表扬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当然要写英雄，但英雄也是人，不是神。英雄也是鲜活的，也有爱也有痛。把英雄写成神，一味表扬、拔高，就很容易把英雄写成一个‘假人’，反而是把英雄贬低了。所以，不管是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文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者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要把人真正当人来写”。每一个“十年”

时间总是不知不觉间流逝，时间平静而无情，《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出版后，书中写到的人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还在，梁鸿于是就想写写“十年间梁庄有了什么变化”。她的计划，是趁着今年年底《中国在梁庄》再版，加入大约五六万字的“梁庄十年”，并且决定此后每个十年都写一次，“一直到我去世，至少总能写下3个十年的梁庄吧”。

梁鸿想尝试一种新的方法来写“梁庄十年”，“比如小传”，但最终的形式还没有想好。不过无论用哪种方法，“进入生活内部的田野调查，面对面交流的口述历史，都是写作的基础。一定要考虑如何更准确地表述生活，一定要让你的文学创作包含可能性”。

写作如此艰难，梁鸿认为，一个写作者真的需要大量的阅读，“他必须同时也是一个思考者”，必须同时阅读哲学、美学等等优秀著作，然后才能“触类旁通”。如果没有大量阅读的能力，就很难有出色的书写能力。梁鸿坦言，自己的创作就是得益于强烈的好奇心，“人类学、历史学的书我都读。大量的阅读总会让你在某个瞬间收获那种突然被打通的感觉。就像前一阵我读伊沛霞教授的《宋徽宗》，就觉得哇，这书写得比小说还步步惊心，但是每一步情节都有大量资料支撑。”

梁鸿尤其喜欢社会学的书，比如写梁庄的土地，梁鸿就一定要对中国近年来的土地政策进行深入了解，一定要找来相关社会学的书读，“只有当我深入了解之后，在我写到梁庄的土地流转时才会觉得踏实，才感觉稳。而这种‘稳’是能影响读者感受的”。

在梁鸿眼里，阅读带来的知识结构的不同，还是在同质化写作严重的当下，一个写作者确立个人风格的重要因素。梁鸿说，莫言、阎连科、韩少功、贾平凹这一代作家，风格各异、特点鲜明，“他们各自的风格是怎么构成的？是靠个人的生活体验和非科班的写作摸索”。但对今天的写作者而言，几乎所有人都在体制内生活，经受了完整的教育，生活经验的同质化也导致了写作的严重同质化。如何才能解决这种同质化写作，确立自己的风格？梁鸿认为，阅读和知识结构将起到重要作用，就梁鸿个人而言，她喜欢知识化的语言，“一种来自阅读的理性语言和来自生活的感性语言的互相阐发。我希望我的语言既是透明的，又带着理性的光泽”。

写作虽然艰难，但梁鸿相信，只要内心里有对写作“充分的热爱”，只要“把你的真心投进去”，只要你“把眼睛张开”，去持续阅读持续行走，就终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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