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家事生娃也是国事

?低出生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开始不断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

?专家认为，在低生育意愿-高生育成本时代，生育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我国急需全方位构建起一个人口友好、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和老年友好的统一的政策、制度和社会价值体系

全国多地出台政策鼓励生二孩

专家：效果有限，建议出台全国性福利政策

延长产假、提供购房补贴、增加生育津贴……全国多地相继出台二孩生育鼓励政策，引发生育问题新一轮热议。

不少观点认为，鼓励政策背后是对“少子化”的担忧。专家认为，从国际经验看，鼓励政策实际效果有限。要让适育夫妇切实感受到政策福利提高生育意愿，应健全社会保障，出台全国性福利政策，让“不敢生”变为“敢生”。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12.43‰

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2017年新生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

249万

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增加162万，达883万，占全部出生人口比重超过一半。不过，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比2016年减少249万

1.7

2017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的生育子女数，国际上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是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低于1.5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低于1.3为“极低生育率”，对人口更替和未来发展不利

奖励生育 政策背后是“少子化”担忧

8月初，湖北咸宁出台《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为二孩生育提供多项鼓励措施，包括生二孩产假延长至6个月；符合政策二孩就读幼儿园可减免保教费；二孩家庭购房享受补贴等。

此前，辽宁、陕西、天津、新疆石河子等地也已出台二孩生育鼓励政策。

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奖励生育政策背后是官方对低生育率危机的担忧。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张车伟介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时达到2.1，随后开始逐渐下降。从2000年至今，一直保持在1.5~1.6之间，属于严重少子化。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

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何在？去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发布的“全面二孩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压力是影响生育二孩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为教育压力和照料压力。

此外，育龄妇女总人数也在减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分析指出，我国育龄妇女中20至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数量在2000年已达到峰值1.66亿，2010年降为1.61亿。随着60后、70后逐渐退出育龄期，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生育主体，育龄妇女人数还将不断减少。生育观念的变化也是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之一。宋健认为，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曾是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但社会制度的变迁和4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倡导，已经重塑了生育文化，少生优生变成社会主流观念。

鼓励生育

能提高再生育意愿吗？

黄文政介绍，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新加坡、日本、韩国，在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都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国家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水平。”黄文政认为，虽然出台鼓励政策值得肯定，但鼓励措施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微弱。

在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看来，各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只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延续。黄匡时指出，全面二孩施行后各地需要陆续完善配套政策，“这是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一部分，也是未来的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的事情。”

专家：需制定全国性奖励政策

解决人口问题的出路在哪儿？根据2016年底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达到1.8。《规划》同时要求科学评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做好全面两孩政策效果跟踪评估，密切监测生育水平变动态势，做好政策储备，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在人口学者黄文政看来，需制定全国性奖励政策，“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在这个意义上，生娃是国事，而不只是家事。”

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同样认为，应出台全国性的福利政策。他建议，参考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每月对每个孩子和每个老人减免1000元税收。针对孩子的税收减免，夫妻双方共享额度，单亲家庭享受全部额度，而针对老人的税收减免，实际赡养老人的子女享受税收减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从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和生育状况的变动趋势来看，短期内鼓励生育举措可能会产生一些暂时性效果，但从长期看，建立完善的政策应对，才是根本举措。“接下来，我们应该正确研判人口变动的趋势和特点，提前谋划全局或局部人口阶段性增减带来的问题。比如，为应对局部性出生高峰，各地应提前配备足够的满足婴幼儿出生、成长、受教育的基础设施；对于持续出生人口规模萎缩地区，也需做好公共服务和资源再配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建议，未来生育政策调整应更具弹性而非“一刀切”，要注重打“组合拳”，不仅要鼓励人们生育二孩，还要在出生、迁移、就业、保障等多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本组稿件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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