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三不朽”的绝境 曾国藩的庚午年

本文整理自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王学斌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讲座““三不朽”的绝境：曾国藩的庚午年（1870）”。讲座系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系列活动，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文字经主讲人审定。

讲座现场

一、话题缘起

大家可能都知道，前几年关于晚清史的作品层出不穷，特别是“业余选手”的“业余作品”影响力很大。这种写法往往会出现不符合史实的情况。其次很多行家所写作品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受研究模式的局限。大略梳理一下，以往的研究有几个大的框架和范式，比如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民族主义史观等等。但是如果使用研究框架去分析人物，往往会将人物边界清晰化。但人物实则是模糊的，很难按照某个模式或者套路去衡量评判。所以在这种研究范式下的人物研究或也存在一些缺失。

1860至1870这十年，正是我们所谓的洋务晚期和自强中兴的十年，在这段时间中出现许多关键人物。其中有一个人物贯穿始终——曾国藩。

所以这次讲座的主题便是通过一个人来窥识一个时代，“由人观事，事上知势”。那么何谓“三不朽”呢？《左传》有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其实是我们古人对伟大人物品行的评判，也是评价人物的最高标准。这三者中能占其一已经不容易了，如果三者都占，那可谓一代完人。在古代传统社会，“三不朽”可能是相对可能达成的，因为当时有制度优势，个人凭自身能力可以做出一些政绩与功绩。但是到1840年中西接触之后，面对强势的西方侵袭，传统中国的制度优势不断地衰减，此时“三不朽”就比较难实现，甚至几成奢望了。所以说为什么到晚年，曾国藩的“三不朽”虽然能镇压太平天国，但是却已无法应对西方的挑战。

二、曾国藩身处的时代

曾国藩所身处的时代，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分析。一是大势，二是治道，三是治术。大势，简单来讲就是资本东移。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地向别国输出资本、开拓市场。而这些资本背后就是国家，国家拥有战争武器，所以为什么后来会与中国发生战争？是因为中国当时没有与其通商。之后就出现了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等问题。

治道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主张，即自强求富、中体西用、立宪维新乃至民主共和与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博弈过程。曾国藩就处在这个博弈的最初阶段，跟朝堂之上许多所谓的新旧人物产生纠葛。

治术其实就是制度转型问题。这里援引美国学者西达·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观点：“革命是发生（happen）的，而不是制造（make）的；革命并不起始于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努力，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势之下。”他认为整个王国或者国家内部结构出现大变异而导致国家崩溃的主要原因就是制度出现了问题。这个观点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单就制度层面而言，观点看似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回到1860年，当时咸丰驾崩，朝廷之内出现权力的真空，几股势力博弈导致辛酉政变，此后朝廷看似稳固了，但是却存在着很多权力的隐患，为了保证此次讲座论证的严谨，我这里只说明1860至1870年间的隐患：

（一）最高领导层权力结构不稳固。此时因皇帝年幼，由两宫皇太后慈禧与慈安垂帘听政，奕?为恭亲王与执政王大臣，两宫与亲王间存在权力分歧，产生“幼帝双后一亲王”的结构，原本归属于君王一身的皇权被两股力量掌控，很显然这个结构是不稳定的。

（二）改革没有必要的顶层设计。自1860年启动洋务运动的计划至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这三十五年时间中清政府始终并没有制定清晰的顶层设计。这个改革时间不可谓不长，规模不可谓不大，投入不可谓不多，但是改革的目标和蓝图仅源于1860年奕?的奏折，即《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最终目标是过河，而非摸石头。所以我认为改革是有问题的，缺少了必要的顶层设计。

（三）平叛中形成“督抚洋务体制”与央地矛盾凸显。当时清政府为了迅速平定太平天国给了地方很多权力。平定结束后，这些权力想收回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湘淮军在晚清的崛起，导致的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化，都与太平天国有明显关系。其次洋务运动开展最好的地方也是两江、闽浙、湖广地区，这些地方都是督抚先试先行，与中央关系不大，所以最后导致央地矛盾越来越明显，出现军阀化。

（四）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左右互搏”，出现“新旧”、“南北”之争。在改革及与西方相关问题上，新旧势力一直存在许多争辩。同时朝堂之上南北清流、党派都开始出现，而趋新势力始终处于弱势。所以当时的很多改革都是经过很多曲折辗转乃至偷偷摸摸的情况下实行的。

以上这就是曾国藩所处的大势。

三、庚午年的“三道关”

曾国藩在此大势之下面临着“三道关”，便是绥靖、补位和善后。

（一）绥靖

曾国藩曾在两江总督位置上待了不到四年的时间，他在这里的执政环境比较惬意，且政绩出色。但是中央不希望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做太久，容易导致利益固化，带来许多问题。所以，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后，经过几次努力，曾国藩被从两江提拔到直隶。这是许多清代高官梦寐以求的地方，因为离中央很近，位居八大总督之首。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两宫皇太后召见曾国藩，问道：“尔到直隶办何事为急？”曾对曰：“臣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可见此次执掌直隶，清廷希望曾能多练精兵，御外防内，澄清吏治，纾解民苦。

当曾国藩到达之后，发现治理困难重重。当时该地先后遭遇干旱和洪涝灾害，不适合培养作物。除天灾外，还有人祸，曾国藩说直隶吏治非常差，无法练兵，且改革约束较多，条条框框无法突破。所以年底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信件中，他提到“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表明他对此时手头政务的无可奈何。

更加不幸地是，在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据记载6月初，居民在河东义地坟场发现多处幼童尸体，“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天津百姓开始向教会讨要说法，既然天津每家每户都有小孩，加之天主教堂对外相对封闭，切身的利益与信息不对称相叠加，于是传闻四起。最典型的版本便是天主教挖眼剖心，炼制丹药。

当时负责天津地区的官员是三口通商大使崇厚。他是改革的先锋，在1858年开始崭露头角，处理很多对外事务。但因崇厚无法平息谣言，导致百姓不满，发生天津教案。

那同样面对突发事件，法国与中国的处理措施是怎样的呢？我们先看法国。同治九年（1870）6月21日，天津英国驻华领事馆的一位助理向远在大西洋的伦敦拍出一份紧急信函。这份书信于6月27日到达上海，一周后送至香港，并立即寄往通向远东的海底电报的终点处戴高乐角。7月23日，电报由戴高乐角拍出，两天后，此急电终于抵达伦敦。内容就一句话：“法国领事馆、仁慈堂、法国的大会堂全在焚烧中。法国领事和所有修女以及另外几名法国人全被害死！” 刹那间，整个欧洲沸腾了。而就在此刻，普法战争已爆发一周。

反观当时的清政府。此时崇氏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份报告，交代事变原委经过，同时说明自己的尴尬之处，虽身为钦差处理外交，但军权在直隶总督手中，行政权在道台、知府、 知县那里，因此认为自己“负责管理通商事务，并无维持治安之责”，必须请直隶一把手曾国藩来主持大局。对于自己心腹的请求，恭王心领神会，23日便命“曾国藩著前赴天津查办案件”。28日朝廷又下一折，命崇厚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这意味着会办升格为总办，教案之重任完全压在曾一人肩上。曾听闻此事，第一反应是“焦虑无已”，猜想此去“恐有不测”。

曾国藩到达天津后，于21日递上一份汇报案情的报告，其中仔细分析了五条天津士民之所以积疑成愤的原因：教堂终日闭门不开，莫能窥则，其可疑者一；中国之民到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尸，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以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其可疑者五。“百姓积此五疑， 众怒遂不可遏”。故曾希望朝廷明降谕旨，将此情形布告天下，雪洋人之冤，释众人之惑。然而不知是恭王诸人有意删改，还是崇厚暗做手脚，在朝廷对外公开时，这五点可疑之处被完全略掉，于是曾国藩的奏折通篇都在替洋人说话，一时舆论哗然。所以曾国藩此时难上加难。

曾国藩

那奕?是否有意为难曾国藩呢？其实不然，因为当曾国藩在天津实地处理教案问题时，奕?在北京也遭遇着政治危机。这是内外联动，上下互动的结果。

在天津教案发生一年多前，正值清廷与英法诸国修约之际，早对兄长施政风格腹诽甚久的醇郡王再也按捺不出，递上一份《敬陈管见折》及《驱逐洋人之法六条》，公然与恭王政见立异。

“各督抚设法激励乡绅，设法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夷酋向王大臣控告，则以查办 为词以缓之，日久则以大吏不便尽治一省之民为词以绝之”。

耐人寻味的是，众人推举曾国藩起草对奕譞奏折的意见书。曾“午正构思，及申初二刻脱稿，共千六百余字”。这份议复奏折竟对醇郡王大多数主张深表赞同，“除第二条颇有窒碍外，余五条似均可采择施行”。而这背后，可能是曾国藩为自保对朝堂占上风的保守势力的妥协。

而天津教案发生后，慈禧咨询诸人“此时如何措置？”醇亲王的回答依旧强硬，认为应该稳住民心，对洋人狠一些。这与恭亲王奕?的态度截然不同。此时若依旧采用强硬态度可能都招致英法反击，于是洋务派便用谈判技巧将鹰派一一击破，先用车轮战击退清流魁首李鸿藻，之后又逼迫倭仁沉默，使其同意在天津教案上妥协。奕?等人在朝堂之上，针对此事获得一次险胜。可见天津教案背后的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博弈是比较复杂的。

（二）补位

1870年可谓是多事之秋。8月22日，上午十点左右，南京城督署府衙西侧校场外，两江总督马新贻刚刚循例检阅将士操练完毕。据当天身处金陵的士人张文虎所记，昨日细雨绵绵，故今日放晴且不闷热。天气晴爽，自然观者如堵。行经箭道时，忽一人从百姓中冲出“拦前喊冤”，马“方接状，一人自后至刺刃，亲兵急救不及”。马肋部要害被刺，“已不能言，气息如丝，刃处无血而口中反流血”。

刺马案的发生，惊动了中央。朝廷首先派曾国藩去两江处理善后问题，将李鸿章从陕西调回直隶。但是李鸿章发现天津教案事件是一个烫手山芋，便多次拖延出发时间，走走停停，观望徘徊。而当下曾国藩已是如坐针毡，亟待徒弟帮忙解围。一生拼命做官的李鸿章自然不愿意因教案一事丢掉来之不易的红顶乌纱，反正油锅里已滚烧着曾国藩，自己何苦再投入其中，不妨与锅边等油锅冷却。难怪蒋廷黻先生评价“李鸿章之人格，能入人之脑，不能入人之心”，“一看李之文集，只见其做事，不见其做人。”

于是朝廷便谕令江宁将军魁玉“督饬司道各官设法熬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情事，一一审出，据实奏闻。”数日后，清廷又著派漕运总督张之万会同魁玉查案，朝廷要求“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不得稍有含混”。

张之万查案发现此案是由于私人恩怨所引起，凶犯因其个人的悲惨经历与马新怡有关，刺杀马新怡，“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这样的结果使慈禧深感不满，便在10月20日与曾国藩交谈此事，命曾国藩辅助主审官郑敦谨去彻查此案。而这对于曾国藩而言，虽说可保己身免于不测，但一旦查出背后元凶与湘淮有关，该如何处理真是极其棘手。

11月8日，在京滞留许久的曾国藩总算出发。本该为重臣洗冤的行动，已暗暗定下了中枢与地方角力博弈的基调。

这一次的调查中，不成想主审官郑敦谨也不行，清廷也只得买账，“既据郑敦谨等审讯确实。验明凶器，亦无药毒，并无另有主使之人。著即将张汶详淩迟处死，并于马新贻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国法而慰忠魂”。可以说，最终裁决的结果达成了皇权与官僚集团间的妥协。清廷试图通过重审对曾国藩施加压力，以期尽可能触及真相，而曾国藩甚或郑敦谨却借助既有律法、条例及情理消解了上峰的意志。

钱穆先生曾言“现代的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于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实指王法森严，规则重重，束缚之余，也为官僚集团提供很大的发挥空间，成为抵抗皇权的依据。

（三）善后

其实如果仔细审读关于刺马案的奏稿，可以发现他已泄露一些天机。在上呈两宫的结案陈词中，曾氏提到张汶祥的一段经历：同治三年底，张发现天平天国大势已去，便投靠了提督黄少春，而黄少春是曾国藩的手下将领。张投靠黄，意味着其进入湘军效力。之后黄给张路费，将其遣散，则恐怕与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大背景有关。张汶祥沦为社会无业流民且走向谋刺政府大员之不归路，当一定程度上拜此所赐。这实已牵涉到平叛之后大量裁军所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

民国著名军事家蒋方震先生曾如此评价湘军：“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虽然，书生之变相，则官僚也，民兵之变相，则土匪也，故湘军之末流，其上者变而为官僚，各督、抚是也，其下者变而为土匪，哥老会是也。”

蒋氏此言虽短，却精炼地梳理出湘军攻下金陵后分化的脉络：书生蜕变为官僚，此为上层；民兵演变成会匪，这是底层。如此数量庞大的退役军人，如何妥善安置成为关键问题。如若处理不当，便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甚至政局稳定的潜在因素。

曾为湘军效力、后被强行遣散、极具会党嫌疑的张汶祥一刀结果了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性命，于公于私，曾国藩都绝不能让裁撤湘军、哥老会与朝廷要案三者间挂钩。一旦此事曝光，对于数十万退伍军人，将是灭顶之灾；对于在职湘楚大佬，亦会深受诛连；对于地方政局， 恐不免带来极大震动。是故，曾国藩只得能掩一时算一时，且瞒一日就一日。但他清楚：“该匪聚散无迹，起灭无端，勾结蔓延，牢不可破。将来承平日久，难保不乘间窃发，非惟吾乡之隐患，抑亦各省之深忧耳。”

同为湖南人，郑敦谨想必亦深深体味到曾国藩之“焦虑”，以及刺马案处理上的为难，所以于乡于君于国于民，他必须选择缄默，与曾联手保守此秘密。然而，此权宜之计的后果便是把恶果留给后人。

于此可见，张汶祥一刀下去，不仅刺死了位高权重的马新贻，更刺穿了那本就不能服众的帝国神话：这样的“中兴”靠谱吗？

四、总结

1870年发生的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三大事件暴露了许多问题。第一是清政府在外交上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无法妥善处理外交问题。第二是对外问题引发的朝堂之间最高统治集团利益不统一。所谓的改革派与保守派意见分歧较大，纷争不断。第三个是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很多地方官员不愿意插手，比如李鸿章三番五次拖后前往天津的时间，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卷入这场纷争之中。第四是退伍军人的安置不妥当导致地方社会生态恶化，为地方和帝国的统治带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

最后以唐德刚老师的观点结束本次讲座。唐先生曾提出“历史三峡论”，他将四千多年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和民治三大阶段。其中要经历两大历史三峡，也就是要经历两大历史阶段的转变。“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并说经历约200年，到大约西元2040年，中国历史将会走完第二个“长江三峡”，迎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新时代。

因工作需要，我曾经时常在贵州的一条峡谷里坐快艇，感觉非常刺激，当然也有点难受。开快艇师傅经常突然急速转弯，当时我感到疑惑，为什么要在很顺的行程中不断的转弯呢？师傅后来回答说很多地方水面有回流和涡旋，那就是暗礁，为了保证不碰到暗礁，所以需要急速的转向。由此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在历史进程中，我们会遇到许多看得见的岩石，懂得躲避眼前的风险。但更多的是藏在水底的暗礁。所以说曾国藩在1860-1870年间，就遭遇着许多看得见甚至看不见的风险。如果能够在历史研究中将背后的风险挖掘出来，我们的历史将会更加丰富。

其次我认为历史是一个具有强大共性的基本学科，我们学历史的人不应该只在书斋里读书。更应该接触基层。因为只有当接触基层，你才能真实的感受到事件背后的游戏规则，自己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经得起检验。(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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